书城历史天津往事:藏在旧时光里的秘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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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租界(6)

几条支线铁路铺到了工厂大门前。俄租界工部局在海河凸状河湾地带修建了长达300米的永久性码头,准备继续为俄租界驻地内的工厂企业提供更多的便利。然而好景不长,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苏联政府宣布放弃帝俄时期在华的一切特权,将俄租界交还中国。

就在此时,大批逃难的沙俄贵族、官僚、军官、资本家、地主,或取道中亚细亚进入新疆,或取道西伯利亚进入黑龙江,落户迪化(今乌鲁木齐)、哈尔滨等地。难民越聚越多,哈尔滨住不下了,俄国人一路向南,涌到北京。北京不是外国人住的地方,俄国贵族与平民又相继乘火车到了天津俄租界,住在俄租界最北边那条又长又荒凉的高加索路(今十纬路)上,也有一部分人住进了英租界小白楼地区。

1911年,俄租界内总共住着324名俄国人,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俄国人达到了6000多名。大街上走着俄罗斯美女,天津有了俄国面包房,有了俄国大菜馆,俄国人制作的面包、糕点、火腿肠、俄斯克酒也得到了天津人的喜爱。虽然没有涅瓦河,但俄国人把海河视为第二故乡,俄租界成了小俄罗斯。每年圣诞节和复活节,俄国东正教教堂都会备下丰盛的食品款待教徒,流亡的俄国人在这里聚会联谊。

天津人看到俄租界的繁华,也跑到俄租界来做生意,各种各样地道的俄国用品摆满了天津人开的商店,从纯粹的俄国咖啡到真正从俄国运来的酸黄瓜,应有尽有。俄式西餐厅里,浓郁的红菜汤的味道混合着小提琴和手风琴的旋律,效忠沙皇的顽固派们狂饮着烈酒,高声争论过去的战争,声称总有一天,他们会重整旗鼓杀回俄罗斯。

这样的热闹景象维持了三四年的光景,俄国贵族们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只能变卖随身带来的生活用品,毛毯、肥皂、香水、皮鞋……直到“卖女人”。俄国贵族刚来天津的时候,有几户人家住进俄租界的谢家胡同,他们拆了胡同里的旧民房,建起了几幢别墅。几年后,这些贵族坐吃山空,别墅被在天津做生意发财的俄国平民买来,开起了私人俱乐部,贵族姑娘们也迫于生计留下来做了女招待。她们学过芭蕾,会弹钢琴,身材白皙丰满,天津纨绔子弟、北京八旗子弟一时间踏平了谢家胡同俄国俱乐部的门槛。他们来这里喝一喝咖啡,听一听音乐,赏一赏名画,但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会一会这里的俄国姑娘。

1920年9月15日,刚刚接收德租界没几年的杨以德和黄荣良,带领随员又接收了俄租界。俄国领事移交了工部局卷宗账簿,俄租界工部局钟楼挂上了中国国旗,华人巡捕换上中国巡警制服,又从天津各警区抽来120名警察维持秩序。

俄租界改为天津特别行政区第三区,简称“特三区”,“天津俄租界”这个名称至此不复存在。俄国公园更名为“海河公园”。1939年,日军占据了公园,将杨树全部砍伐,在园内建造起军用仓库和码头,俄国公园自此彻底消失。

1925年,西门子公司在天津建造的自动电话局需要大批工作人员,西门子北方总部由北京迁到了天津,约翰·拉贝调往天津担任销售经理,住在“特三区”的一幢公寓楼。拉贝在天津留下了许多照片,他的女儿在天津结婚,外孙也出生在天津。1931年,拉贝调往南京任西门子代表处任负责人,女儿和女婿仍在天津。后来,拉贝亲眼目睹南京大屠杀,他以“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在南京建立了25个难民收容所,为难民提供吃住,先后保护了25万南京市民免遭日军杀害。

日租界│静谧中暗涌的腥风血雨

◎记忆地标:鞍山道静园/旭街/武德殿

抗战时期,落拓不羁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熊阔海在天津潜伏三年。因为他供职的洋行老板逃跑,公司倒闭,他从一套联排别墅搬到破阁楼里,收入骤降,家中无米下锅,身上却还肩负着刺杀任务……根据天津作家龙一原著改编的电视剧《借枪》的故事从这里说开,故事发生地就在天津日租界。

划定于1898年的天津日租界,是近代中国五个日租界(天津、汉口、苏州、杭州、重庆)中面积最大的一个。这一地区曾是位于英法租界与天津老城之间的一片沼泽,东临海河,东南沿秋山道(今锦州道)与法租界相连,南抵墙子河(今南京路),西至老城厢南门外大街,北起东南角闸口沿旭街(今和平路西段)到福岛街(今多伦道)。1903年,日租界正式开始进行浩大的填筑沼泽工程,数年后,一片日式风格的街区拔地而起。

天津日租界中最为繁华的地段是旭街,这条街道与法租界杜总领事路首尾相连,街上电车、汽车、马车来来往往络绎不绝,街道两侧中外店铺、商场鳞次栉比,被日本人称为“天津的银座”。寿街(今兴安路)和旭街相差未几,不同之处在于这条街上日本人的各种市肆林立,更接近东瀛风情。宫岛街(今鞍山道)是日租界另一蓬勃区域,日本总领事馆、日本警察署等机构均设于此,此外还有千秋医院、中和医院、松岛女中(今汇文中学)、文部大楼等建筑。曙街(今嫩江路)集中了日本料理店、酒肆、旅馆、妓院,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挂在店铺门口作招牌用的灯笼上面写着“寿司”“杂烩烧酒”“下酒菜”等字样,风一吹便摇晃起来。

日租界里最大的一家会馆叫三友会馆,会馆里有舞厅、饭店、客房、赌场,全天二十四小时营业。日侨俱乐部位于宫岛街与靠近海河的山口街(今张自忠路锦州道以北)交叉点,在街角,是一幢两层小楼,外围有四五亩地的大院子,是日本侨民休闲娱乐、怀念家乡故土的去处。

日本侨民的住宅区在甘肃路一带,街道的名字颇为日范小清新——淡路街、秋山街、桔街、春日街、吾妻街之类——房屋也轻巧,街道整洁安静,早上有些身穿和服的日本女子,脸上涂着白粉,脚蹬踢踢踏踏的木屐,迈着小碎步在街上走来走去;便道上甚至马路上,早起的日本男孩在投掷垒球,要不是因为战争,真的会给人一种唯美、祥和的感觉。

从这个街区再往西不远就是海光寺,当时已属郊外,经常有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出出进进,去更远的地方打靶演习,扬起一路烟尘。那是令天津市民谈虎色变的魔窟,人们经过这里时心里多少有点恐惧,没有特殊的事情谁也不愿意到这儿来,万不得已来了也是要快步走过,尽早离开。

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后,各国列强拥有了在中国驻军的特权。日本除在北京有使馆卫队外,在山海关、秦皇岛、滦州、昌黎和天津都驻有军队,称为日本清国驻屯军。其中天津驻军最多,司令部就设在海光寺,日后,日本宪兵队也一度设在附近。

1931年11月8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制造暴乱,这段往事在历史上被称为“天津事变”。在夺得东北之后,日本想再制造一个“九一八事变”,把天津变成第二个沈阳。此前土肥原贤二在日租界豢养了一批地痞流氓,组成便衣队,由日本人出钱、发枪,恶吃恶打,杀人越货。

这年深秋,土肥原贤二从沈阳潜入天津,他做事一向缜密,没想到这次却走漏了风声。《益世报》在11月3日报道了土肥原已于11月2日从沈阳秘密抵津的消息,甚至提到他就下榻在日租界常盘旅馆。报道中还分析了他此次赴津的目的,其中一项是要把溥仪挟持到东北,并推算出他会给天津制造一些麻烦。根据这篇重要报道,中国方面做了相应准备。时任天津市市长和公安局局长张学铭(张学良之弟)指示以东北军改装的天津保安队提前做好防范。

11月8日,日本便衣队每人领到一支手枪,一百发子弹,由日租界的万国公寓、华中公寓、大同公寓等处出发,分头袭击天津公安局、市政府和直隶省政府。幸好天津保安队有所防范,又是临时改装的正规军,所以很快击溃了乌合之众组成的便衣队。

这段时期,日本关东军已经控制了东三省,他们需要尽快建立傀儡政权,因此决定将溥仪带到东三省。

土肥原到位于宫岛街的静园游说溥仪:“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保证,日本因此才出兵。但请皇上放心,关东军绝无领土野心,诚心诚意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国不能无主,请皇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溥仪听到这个建议立即兴奋起来,但他依然想跟身边的遗老遗少商议一下。结果,身边的人意见不一,溥仪陷入了犹豫之中。土肥原又生一计,他指使手下给溥仪写匿名恐吓信,往静园门口放炸弹,又派人整日在静园附近转悠,搞得溥仪寝食难安。

“天津事变”爆发当日,日租界和附近的中国管区宣布戒严。日军的装甲车以保护溥仪的名义开到静园门口。当晚,溥仪在土肥原的精心安排下潜出家门,经舟车辗转秘密到达旅顺大和旅馆。为了避免引起外界注意,溥仪并没有带上皇后婉容。在静园,当婉容得知溥仪已离开天津,便闹了个天翻地覆,如同疯了一般。消息传到旅顺,溥仪内心愧疚,连夜派人恳请日方尽快把婉容接来。

此时,川岛芳子出现了。

川岛芳子本姓爱新觉罗,名显玗,是清末肃亲王的第十四个女儿,又名金璧辉。辛亥革命后,父亲带她遁迹东瀛,拜日本浪人川岛浪速为义父。她特殊的身世受到日本情报部门重视,将她培养成一名高级间谍。

溥仪到旅顺数日之后,川岛芳子以肃亲王十四格格的身份,带着一个朋友来到天津静园。又过了两天,静园里放出风来,十四格格的朋友不幸病逝,静园内摆起灵堂,川岛芳子、皇后婉容都在灵前致哀,仆人们在后面跪倒长拜。依传统习惯,人死了要运回老家,川岛芳子移花接木,瞒天过海,神不知鬼不觉将装着婉容的棺椁运到了自己在天津德租界的寓所。次日,二人乘船从海河到塘沽出海,最终平安抵达大连。

婉容对这次冒险深感满意,把母亲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川岛芳子以示感谢。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偷运末代皇后婉容事件,这件事让川岛芳子在日本军政两界声名鹊起,此时她年仅二十四岁。

1936年,川岛芳子回到天津,和当时的丈夫一起在日租界经营中华料理“东兴楼”,以此为据点开展间谍活动。除了日租界的饭店,她在天津另外有一幢矮院墙带小院的二层小楼,坐落在德租界威廉街(今解放南路)上。

这一年的4月,日本增兵华北,抽调各个军种编入海光寺的中国驻屯军。驻屯军除司令部外,还有步兵旅团司令部,两个步兵联队,驻屯军战军队、骑兵队、炮兵队、工兵队,以及驻华北航空大队,各地守备队等,总数约两万人,同时正式使用“华北驻屯军”名称,司令官提升为中将级。战争的序幕即将拉开。

抗战时期,日本人在强占天津民间企业资本的同时,也在天津开设了诸多洋行、商社和工厂,大量日本普通平民和商人来到天津。1940年,居住在天津日租界的日侨有2.39万人,居住在天津其他租界以及华界的日侨更多达2.6万人。

如今,天津日租界留下的最完整的建筑,是位于鞍山道和南京路交口、建于1942年的武德殿。武德殿的位置在日租界最南端,是日本武德会为了宣扬武士道精神,维持日本固有武技,举办演武大会的武道馆。这是一座日本宫殿式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外檐镶嵌釉面瓷砖,青琉璃瓦顶,内部一层为公寓式房间,有拉门和榻榻米,二层为练武大厅,当时内设柔道、击剑、拳击等健身习武场地。如今,这座大殿被用作天津市总医院内部图书馆,很少有人能有机会走进去看个究竟。

奥地利租界│住在小租界里的大人物

◎记忆地标:奥匈帝国领事馆/袁世凯旧居/冯家大院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若沿海河边漫步,在两岸杂乱无章的居民楼房、临街胡同、街边小杂货店之间,总能看到一小片由小洋楼构成的区域,虽也同样破旧,但仍卓尔不群。后来才知道,这片小洋楼曾经住过两位在清末民初呼风唤雨的人物:袁世凯和冯国璋。几十年过去,海河边不断变化,旧时景色不断刷新,幸好这些小洋楼保留了下来,成为海河边一道厚重的历史风景。

那一小片洋房区就是天津奥租界。天津奥租界仅存在了十四年,是天津九国租界中最短命的一个,比德租界还要短八年。1902年12月,奥匈帝国继其他列强之后也在天津开辟了租界。奥租界总面积1030亩,西面濒临海河,与天津旧城隔东浮桥相望;东面到京山铁路;北面是海河的支流金钟河(今狮子林大街),靠近望海楼教堂;东南方与意租界相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