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租界的大法国路到英租界的维多利亚道，两条道路首尾相连，沿路的法国梧桐树枝叶茂密，两旁一幢幢规模宏大的建筑物造型雄奇，哥特式、罗马式、日耳曼式、俄罗斯古典式等中古时期的西洋建筑依次排列，让整条街都充满了异国都市的情调。
海河│穿城而过的河流
◎记忆地标：海河天津市区段
1933年，铁匠出身、开过火车、后得到德国人汉纳根垂青，被封为德国皇室贵族的井陉矿务局总经理高星桥，想在天津建造一幢摩天楼。他找到在五大道做寓公的前清庆亲王载振合股，请法商永和营造公司设计，历时三年，在距劝业场百米之遥的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今和平路）上建成了最终高度为47.47米的大楼。高星桥用自己儿子高渤海的名字来命名这幢建筑。“渤海大楼”，这个名称一直沿用至今。
登上渤海大楼顶层，就能鸟瞰海河全貌。那时，海河蜿蜒穿过市区，从上游往下，过了金汤桥不久向西南凸起，流经日租界后，画出一个更大的弧形又收缩回来，流至法租界慢慢调直，再往东。与法租界接壤的是英租界，隔海河相望的是意租界和奥租界，再往东，海河两岸分别是俄租界、比租界和德租界，继而通往渤海湾。
天津是倚海河而建的城市。
清末民初的天津城，无论是老城厢、河北新区，还是九国租界地，都依托着海河两岸，演变至今，慢慢形成了“线性”的城市布局。
1860年鸦片战争之后，《北京条约》签订，天津开为通商口岸，同年12月17日，天津第一个租界——英租界开辟。英国人用三年时间对海河进行翔实的测绘，完成了一幅从三岔河口穿越近百公里流入渤海的海河全景图。图纸上的海河九曲十八弯，沿岸周围的村庄、盐坨、码头、船坞、大沽炮台标注清晰，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那之后的一年里，随着口岸贸易的开放，有111艘平均吨位245吨的船舶在海河下游狭窄的河道里航行。英法各国的各种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天津口岸。天津，先于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中国北方城市，更早被西方现代文明熏染。
但海河上一处接一处错综复杂的河湾，大大影响了通航能力。据说，海河每天所经历的惊险场面就像马克·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的生活》中所描述的一样，为了避免撞击，船长往往要亲自掌舵。有时候，轮船会撞上河岸边茅屋的土墙，有人看到，有几艘轮船退回来时，前甲板上留下了一座铺着茅草的完好的屋顶。
天津港是冰封港。19世纪末的天津就像阿拉斯加一样，洋人总是抢着去赶上离开的最后一班船，或者去迎接开来的第一班船。不同的航运公司之间常常发生争执，都想得到冬季结束时开来的第一艘船的荣誉。当时一位久居天津的侨民说：“隆冬时分，河岸上的冰层有15英寸厚，简直可以在上面进行炮战，想要摧毁冰层，也只有仰仗榴弹炮的火力才行。结冰的速度让人惊奇，在黄昏时还是一条通航的河流，到清晨时已结成铁板似的冰面，上面可以行驶蒸汽压路机了。寒冬过去之后，冰层也会迅速融化。曾经有一次，上午9点我骑马从冰上过河，下午回来的时候，已经看不到一点儿冰块了。”还有记载称，1895年12月一次突然的冰冻，竟然把三艘船“整个冬季都牢牢钉在冰上，水手们多次努力想为它们开出一条河道，但也无能为力”。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十几年的时间过去，海河的河道逐渐淤浅。为了适应航行，一些航运公司甚至建造了一批结构特殊的轮船。到1885年前后，最小的轮船也不得不经常在大沽沙洲就将装载的货物卸到驳船上。在西方水手的眼中，海河成了“口岸怪物”。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年度报告中建议：“在河道几处河湾处裁弯取直，形成一条近乎笔直的入海河道。”而一些航海老手也会非常认真地断言：“如果河道裁弯取直，海河里的水将会流尽。”
但是很快，海河便成了“一条几乎无用的航道”，因为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水深只在五英尺到八英尺之间。1898年全年没有一艘轮船可以抵达租界内的河坝，只能停靠在入海口。不得已的情况下，海河开始第一次裁弯，两年后，通航情况终于有所好转。
以英法租界为代表的九国租界纷纷开始基础建设。到1902年，沿海河两岸，建在湿地上的九国租界总面积达到了23350.5亩，相当于当时天津旧城区的7.9倍。也就是说，近百年来天津城市的格局，实际上大约80%的城建用地都是租界地。
西方人加速了天津的城市化进程，从规划布局到开发建设，他们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打造出民国时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包括法租界梨栈商业区（今劝业场一带）、英租界墙外推广界富人别墅区（今五大道）、法租界大法国路到英租界维多利亚道的金融区（今解放北路），以及点状散布在不同区域的酒店、西餐厅、俱乐部、电影院、赛马场、体育场、火车站、街心公园、港口码头——一个与世界同步，却又紧紧联结着数百年天津卫老城厢的繁华世界拔地而起。
为便于行船，早期海河上的桥梁大都是开启式的铁桥，英国在紫竹林租界内修筑了五座码头，全长1090英尺，法租界也修建了900英尺码头。1911年，天津最早的一家民办轮船公司——直东轮船公司创建，在法租界海河边设立码头。发展到鼎盛时期，以紫竹林为中心的码头总长达3万英尺，沿岸成立的规模较大的轮船公司有大阪公司、日本邮船公司、沪津轮船公司、近海船业、直东船业、北方船业等。
1939年的大洪水，是海河流域最大的几次洪水中的一次。洪水肆虐的范围超过了5000平方公里，盛夏的暴雨连日不停，天津的地势只比海河的水位高出了十英尺，河水一涨再涨，乡下的茅草房被水淹没倒塌，城区停止了供电，火车停运，有上百万人无家可归，成为难民。这一年的8月20日，洪水决堤冲入租界，住在一楼的人们连夜把家具和值钱的物品搬了出来。起先水只没到膝盖，很快就涨到肩部。赛马俱乐部的马匹都被带到高地上，英租界几乎所有的人都转移到旅馆和酒店的高层上面，很多街道——包括老城厢、河北新区和各国租界——都变成了威尼斯式的河流网络，法租界内大约只有四五个街区没被洪水淹没，只有街道的中间是干的。腐烂的杂物越来越多，空气里飘散着难忍的恶臭……这是海河最无奈的时刻。
到1949年前后，海河两岸先后建有几百座码头，万国桥以下两岸40余个企业共建有码头150余座，岸线总长1.2万余米。至50年代末期，尚有不少3000吨以下的海轮泊靠于此，而今海河的市区段已经看不到一艘像样的大船了。
海河哺育了这座城市。从明清两代直至民国，这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狂怒的时候，它常决堤泛滥，各支流冲积改道，在支流间形成大小不等的洼地。天津史上有“七十二沽”，又有“先有大直沽，后有天津卫”一说，这个“沽”，就是海河冲击泛滥之后，留下的比湖泊小又比水塘大的浅水洼。过去天津卫只有老城厢一块弹丸之地，海河的蜿蜒变化不会影响到城市布局，所以老城厢仍是四四方方的一座“算盘城”，城外周遭村落靠水而居，倒也惬意。随着租界地的扩张，城市格局发生改变，从1901年至1923年，海河先后进行了六次裁弯取直。千回百转的海河不复当年，说起来也有太多无奈。
曾几何时，天津人喝着咸中带涩的海河水长大，人们似乎习惯了这种苦涩，从不埋怨这条哺育他们的河流，反而永远怀有柔情，充满眷恋。如今，海河仍有鱼，非专业渔民把一张大网从桥栏杆上放下去，许久后再把网拉上来，求得鱼虾的收获。每当起网时，都会有路人驻足观望。随着渔网一点点出水，悬念一点点增强，直到最后一刻，才会发现网里什么都没有。渔民把网又放下去，海河边最美的画面就在此时出现——傍晚时分，硕大的渔网拢住了夕阳的同时，一艘渔舟从桥洞中缓缓驶过。
当年，以三岔河口为起点，向西是中国界区，向东是各国租界，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文明，被一条海河沟通相连，川流不息，成就了百年来天津这座城市历史的风起云涌，也将这一切带入了大海。
睦南道│一条街道的记忆碎片
◎记忆地标：安乐邨／许氏旧居
医药世家隆顺榕的东家、天津八大家的卞家第七代传人卞会昌，从小生活在五大道地区香港道（今睦南道）上一幢西班牙风格的四层小洋楼里。这幢洋楼是他父亲在1935年买下地皮后，请奥地利建筑师按照他家的人口数量定制设计的。洋楼建成后，卞会昌的奶奶，带着卞会昌的父亲、大伯、叔叔三个家庭住了进来。
在租界地，这户典型的中国式大户人家，过着中西合璧、土洋混杂的生活。
平时家里各房分开过日子，每隔一段时间，家庭成员会聚在一起开茶话会，用留声机播放最新的流行歌曲，买来放映机给孩子们放卓别林的电影。卞会昌的奶奶生于官宦人家，固守着一套严格的中式家规。比如说，大年三十儿，午饭过后家中所有人都要洗澡，里里外外都换上红衣服，小孩儿穿上大红色丝绒小棉袄，大人穿枣红色棉长袍；晚上年夜饭，吃饭时谁也不能说话，不能想吃哪个菜就夹哪个菜……
香港道修筑于1929年，又名英租界31号路。在五大道地区，这条路的规模次于马场道，但和马场道比起来又更加幽静、隐蔽，路两侧的别墅洋楼也更为密集。
1943年，日军占领英租界后将这条街道改称为“兴亚二区31号路”，后又称“南纬26号路”。待到民国天津市政府接收英租界，便以当时中越边境中国广西境内镇南关为名，将这条街道改名为镇南道。1953年10月，镇南关改名为睦南关，镇南道也随之更名为睦南道。
睦南道上有几幢真正的豪宅。纳森旧居、马连良的疙瘩楼、张学铭旧居等宅邸，从建筑上来说都堪称经典，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历史故事，更可以串起一张民国穿越图。
孙殿英旧居建于1930年，那是他炸开慈禧太后老佛爷和乾隆皇帝的两座皇陵后的第三年，凭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当年这幢洋楼的奢华。孙殿英旧宅的隔壁，是民国总理、外交总长颜惠庆的旧居。到1943年，伪满洲国以每月三千元伪币的价格租用了这幢房子作为领事馆。
睦南道11号是一座深宅大院。院子中间有一幢英国维多利亚式的坡顶别墅，这是张作霖送给四夫人许氏的宅子。1926年，张作霖在英租界推广界买下这块地，建起了这座宅院。但没过多久，1928年6月3日，张作霖便死于皇姑屯事件。他的四夫人许澍旸一直住在这里。
睦南道中段的范维之旧宅，是这位银行家为其女范宝仪所建。曾设计都灵歌剧院的建筑师维索提尼在设计这座私人宅邸的过程中与范小姐相爱，他为范小姐写下了无数诗章，并把它们编为《玫瑰1号》《玫瑰2号》《玫瑰3号》……但两人的恋情遭到了范家的反对。1930年的天津各报均报道了范宝仪在这幢小楼中殉情火海的新闻，《益世报》的一篇报道甚至对火灾进行了大胆猜测：我们为什么不设想，范小姐并没有葬身火海，而是与那位意大利情人瞒天过海，乘上了前往美丽欧洲的邮船？
1949年以后，一批闻名全国的各界名人，也都曾在睦南道上定居。
近代中国大实业家周学熙的侄子周叔弢，曾经住在英租界格拉斯哥道（今桂林路和武昌路交口）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楼房里。1954年，周叔弢将那幢楼房卖给了当时在津的中央音乐学院，自家搬到了睦南道129号。直到1984年去世，他在睦南道129号居住了三十年。
周叔弢曾任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是近代著名民族资本家，1949年以后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尽管一生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经营企业上，但他酷爱古籍善本，以收藏之富、藏品之精闻名于世。他先后四次将几十年收藏的宋、元、明抄本，清代善本及其他中外珍贵图书计3.6万余册和历史文物1200余件全部捐献给了国家。
睦南道56号，是民国年间久大盐业公司总经理李烛尘租住的一所西式平房，这排房子曾是美国领事馆所在地。1950年，李烛尘从睦南道56号的房子搬到安乐邨。1951年12月29日晚，毛泽东到李烛尘家做客。此次他是来天津参观华北地区城乡物资交流展览会，顺便看望老朋友。
睦南道上，桂林路与云南路之间有一处睦南里公寓楼，金石学家、甲骨文的发现者王襄晚年曾居住于此。搬进新居时，老人只有几件十分简陋的家具，后来，天津文史馆的领导特意派人给他送来一把安乐椅和一张红木书桌。王襄对自己的新居非常满意，宽敞明亮的房子里有了单独的书房、厨房、厕所，功能齐全。通常老先生早晨六七点钟起床，上午读读书、写点东西；下午坐着打个盹儿，或听听半导体，翻翻报纸和杂志。除非特殊情况，老人平日从不出门。1965年1月31日，王襄在睦南里家中辞世，享年九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