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树代表的是“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因为石榴这种水果多子。先生指的是账房先生或是教书先生，说明这家人有钱要请账房先生管账，如果是教书先生则体现了这家人重视教育，乃是书香门第；肥狗，您想啊！连狗都养的那么肥，足见这家的生活富足；而胖丫头则应了这么一句老话“穷养小子、富养闺女”，女孩子要富养，从小吃过见过以后不容易被诱惑，所以胖丫头也表现了富足的生活。
随着时代的更迭，四合院也从起初的一个家族居住，逐渐变成了几户甚至十几户混居的大杂院，各家的生活起居也都互相干扰，这么一来也容易产生邻里间的纠纷。几家人住在一个院子了，自家的隐私也成了问题，邻里要是和睦相处还好，可即便是有了矛盾，一般在表面上也得和和气气，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撕破脸，住在大杂院里的都是平头百姓，谁家也不趁个几处房产，如果邻里吵翻了脸，您还没地儿搬家，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您说别扭不别扭。一般引发矛盾无非也都是利益瓜葛，谁家多盖个小厨房了，谁家多搭个煤棚子一类的事情，再有就是那时候每个院子就一块电表、一块水表，每月的水电费各家平摊，这么一来人口少的家庭必然心里不平衡啊。
但是在我小时候北京一户一个四合院的生活已经不多见了，但我还有幸感受过，我姥爷家的小院子只有两户人家，但是另一户是我姥爷的亲哥哥，所以这也算得上是一家人住一个院子了。那种北京小院里的安静祥和又人情味十足的生活是我此生难忘的，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年纪不大对老北京如此怀念，那实在是因为我亲身感受过很多啊！不过那座小院如今也已经成为了开发商的地基。
忆京东
寒风乍起的冬夜，一个人坐在窗前，手边一壶冒着热气的茉莉花茶，望着窗外萧瑟的夜景，不禁又想起了儿时住在胡同里的冬天。
在记忆里北京的冬天是很忙碌的，立冬前后家家户户就准备齐了过冬的物资，那时不像现在，一年四季能买到的东西几乎都一样，老北京过冬天是要提前囤货的，等冬天真的来了，除了上班的人，孩子放寒假和老人一起在家几乎就是“猫冬”了。立冬时节天气还不是很冷，蜂窝煤和大白菜是最先要往家里运的，这二位，一个管温一个管饱，这就是温饱的保障。那时买什么东西好像都要凭本，蜂窝煤也不例外，要用煤本才能买到。儿时我住在宣武区的官菜园上街，胡同的南头就有一家煤场，每到立冬前后，煤场就开始天天赶工，机器轰隆隆地响。当时记得很清楚，压蜂窝煤的机器有两条履带，一边往机器里运煤沫子，另一边的履带出来的都是一块块成型的蜂窝煤，当时在我们眼里，这就是高科技了。寒假闲来无事，几个孩子守着压煤的机器，一看能看大半天儿，想来也是够无聊的。初冬的北京，平板三轮拉着一车车的蜂窝煤是一道标志性的风景，煤场的工人把煤运到各家各户，抄起车上的一块木板，把蜂窝煤码得老高，一次就能搬走好多，但好像雇煤场的工人往家里搬煤是要单加钱的，所以我的记忆里都是爸爸借一辆铁皮三轮去拉煤，回家之后用簸箕自己往家里搬。那时我虽然小，但总是争着帮大人搬煤，不是真有劳动积极性，其实就是图个新鲜好玩，大人拗不过，也就给我找了一个小簸箕，又怕我把蜂窝煤掉地下摔碎喽，因为那都是花钱买的，于是一次只放两块。小孩本来就搬得少，再加上走得慢，整车的煤都搬完了其实我也没帮上多大忙儿，倒是一身的脏衣服还要让爹妈头疼，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帮倒忙吧。不过蜂窝煤也不是谁家都舍得用的，记得当时胡同里有个别生活确实困难的，都是去煤场买煤末子，回到家掺水自己做煤块，做法我还记得，因为摇煤球确实有一定技术含量，于是他们就发明了改良版的“煤球”，做一个大概两尺长一尺宽的木头框子，放在地下，把掺了水的煤末子，还要加上黄土，要不然不成形，倒在木框子里，拿一根木条儿把面儿上刮平，再用刀，横几刀竖几刀地切成小块儿，等到干了就可以当煤球用了。
把煤屯好了就该拾掇炉子、刷烟囱了，刷烟囱都是拿铁刷子，把搁了一夏天的烟囱拿出来，因为夏天闷热，所以烟囱会生锈，用铁刷子把烟囱上的铁锈刷掉，如果烟囱锈蚀的太严重有了小洞，那叫砂眼，那就不能使了，必须买新的，因为中了煤气可是要命的事儿，所以谁也不会因为心疼俩钱儿而因小失大。还有就是要安风斗，为了通风。因为用炉子取暖确实有很大的安全隐患，一到冬天哪条胡同里要是没有个煤气中毒的那都算新鲜了。
取暖设施准备妥当，接下来就该是囤吃的了。冬储大白菜也像蜂窝煤一样的要成车成车地往家运，一到买白菜的时候几乎是全家齐动员，有去菜站运菜的，卸在院儿门口有往院儿里搬的，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晚上菜站没人的时候，地上总会留下一堆的白菜帮子，踩在脚底下很滑的，于是脚踏白菜帮子满胡同滑旱冰，这也成为了那个时代我们能想到的娱乐项目了。
儿时的北京比起现在，物质上匮乏了很多，但正是因为有了局限才能激发起人们无限的创造力。就说吃吧，冬天能有的蔬菜无外乎就是白菜、土豆、雪里蕻、西红柿、扁豆、萝卜这数得上来的几样。一到冬天，院子里总要准备两口缸，一大一小，大缸渍酸菜、小缸腌雪里蕻，还有的人家会找来一堆医院里的点滴瓶子，那会儿还都是玻璃瓶带橡胶塞儿的，用那个瓶子灌西红柿酱，窗台上码着一排，那时好像也不太嫌弃医疗垃圾脏不脏。扁豆和土豆几乎是炖肉的时候才会用到的，所以冬天的饭桌上我很期盼能见到它们的身影；萝卜在冬天吃的大多是心儿里美，小时候北京的街头时常会看到蹬着平板三轮卖心儿里美萝卜的小贩游商，当时他们在我眼里就是雕塑家，总能用一把小刀，三下两下就雕出一朵萝卜花，插根儿筷子当幌子招揽顾客。买回家的心儿里美萝卜基本都用来做凉菜，切成丝，倒上醋、撒上白糖吃起来格外的爽口。其实蔬菜不光是可以用来吃，也可以给万物凋零的冬季增添一点情趣，切下来的白菜根儿、萝卜根儿找个小碟儿泡在里面都会开花的，还有蒜瓣儿，用线穿起来，在小碟里码成一圈倒点水，也会长出青蒜苗儿，赶上家里吃炸酱面的时候，把青蒜苗儿剪下来切成末儿，又是一道菜码儿；也许这些比不上名贵的花草，但它却是老北京人生活的一种情趣。
儿时北京的冬天虽说物质匮乏，但是零嘴儿也不是没有，一到冬天正是各种炒货上市的时候，什么炒花生瓜子、糖炒栗子的香味弥漫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因为炒货并不便宜，所以普通百姓人家也只是隔三差五地吃上一次。说到糖炒栗子让我想起了我爷爷的一则趣闻，那是我小学的时候，爷爷下班拿着一包糖炒栗子自己乐着就进了家门，奶奶接过栗子问怹怎么了？爷爷说：“我今天下班买糖炒栗子，我记得是四毛一斤，我也没问价就说包一斤，我给了人家五毛，结果谁知道眼下栗子已经涨到六毛一斤了，我原地不动窝等着找钱，卖货的也原地不动窝等着我接着掏钱，站了半天，我跟他说你倒是找钱啊！人家说，大爷您这钱还不够呢！你说我乐不乐？”奶奶听完接过话茬儿来冲我们说：“你们就说说这抠老头儿多少年不买东西了吧！”全家当时笑成了一片。
除了栗子，柿子也是冬天的一道美味，那时家里还有米缸，柿子搁在米缸里漤，漤柿子是为了让它变软去涩，漤好的柿子咬开一个小口，完全是可以嘬着喝的，所以北京有句歇后语“老太太吃柿子——嘬瘪子了”，偶尔还能嘬出几个小舌头儿，嚼在嘴里咯吱咯吱的那就更美了。而冻柿子另有一番滋味，不用搁在冰箱里，放在窗台上，冬天夜里的温度就足以把柿子冻得邦邦硬了，吃的时候要在凉水里泡上一会，柿子表面会结上一层冰壳，剥开冰壳啃掉柿子皮就可以咬了，牙齿咬在硬邦邦的冻柿子上，混身当时就能起一层的鸡皮疙瘩，但是别看柿子那么凉，冬天吃却绝不会跑肚拉稀。
要说起儿时北京的冬天我最喜欢的还是冬夜，一家人坐在屋里，炉火笼的旺旺腾腾的，为了省电，屋里只有电视发出微弱的光。大人们喝着茶聊着家长里短儿，有一搭无一搭地看着电视，我则搬个小板凳坐在炉子边，炉子上坐着水壶，壶嘴的蒸汽一直在冒，这就是老北京冬天里最原始的加湿器，我则看着炉台上烤着的馒头片，捡那烤酥了的吃上几口，外面北风呼号，刮得电线杆子上的电线发出瘆人的声响，望向窗外黑漆漆的一片，觉得屋外是那么可怕，屋里却是如此温馨。如果是个雪夜，那就有更多期盼了，那时北京的汽车还不多，雪下在胡同里能落得住，被过往的行人踩得瓷实了就好像地上铺了一层奶油雪糕，孩子们穿的又是塑料底儿的五眼大棉窝，所有的孩子几乎都是一路在雪地里出溜到学校的，还有一种游戏就是拉冰车，一个孩子蹲在地上，另一个孩子在头里拉着，有时孩子们犯坏，前边的孩子跑得飞快，突然一拐弯一撒手，后边这孩子四仰八叉地就抡出去了。
时隔多年我住的胡同被拆了，我也搬进了楼房，每到冬夜再也找不到儿时的感觉了，倒是有一次心血来潮，在一个冬天的夜晚一个人裹着大衣走进了一条胡同，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冷清的胡同里被路灯拉长了又变短，一家院门口的地上还放着一块发了白还有些微弱火苗的蜂窝煤，一阵北风吹过，身后是一串易拉罐在柏油路面上滚动的清脆响声，临街的高高的小窗户里传来了电视的声音，和几声炒菜的刺啦声，不一会儿便是饭菜的香味飘然而至，胡同里的小卖部还亮着灯，一个穿着毛衣和秋裤的北京老爷们儿从小卖部的窗口里接过两瓶啤酒，瑟瑟发抖地往家跑，这一切曾是那么的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