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春英
唐代庶民服饰，目前所论不多，形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贵族和庶民由于身份地位不同，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各自所能占有的社会资料比重不同，庶民虽然人数众多，但其占有的社会资源少，千年之后能留下的痕迹也不多。所幸不断发现的唐代壁画资料还是为后世探索发现唐代庶民服饰提供了雪泥鸿爪的一些佐证。
唐代庶民男子（此处的庶民并不包括贵族的侍者、侍卫和僮仆，虽然这些人地位较低，但他们与贵族的关系密切，服饰并不能体现社会下层的真正面貌。）的服饰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所载极少，但在敦煌壁画和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等地的唐墓考古发掘文物中出土了一批带有农人、船夫、猎户、养马人、牵马人等庶民图像的资料，这些资料为我们研究唐代平民的服饰提供了帮助。
唐庶民的服饰主要由：首服、身服、足服等组成。
一首服唐庶民男子的首服根据穿戴季节和生活环境不同又有所不同。一般可以戴幞头（包括裹头巾子）、胡帽、笠帽、羊皮浑脱帽等。从壁画描绘的情形来看，幞头多出现在陕西境内的墓道壁画上，样式也以软角幞头为主，具体式样又以交脚幞头、垂脚幞头为多。其作用主要为裹头，故而款式没有明显的时间变化。胡帽以唐初的墓道壁画所见较多，就现存壁画来看，样式的变化也较大。在李震和阿史那忠的墓道壁画中，驾牛车的人所戴的都是羊皮浑脱帽，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羊皮馄饨帽”。据《新唐书·五行志》记载：“太尉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效之，谓之‘赵公浑脱’。近服妖也。”［1］相同的内容在《朝野佥载》中载有：“赵公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天下慕之，其帽为赵公浑脱。”有学者以这条史料为线索认定浑脱帽应起自于长孙无忌。从壁画的内容来看，这段史料显然有误，因为武则天在永徽六年（655）十月已被封后，在永徽六年至显庆四年（659）的这段时间里武氏已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清除出领导层，而李震墓葬于665年，阿史那忠墓葬于675年，两墓壁画的驾牛车人都戴浑脱帽，如果浑脱帽始于长孙无忌，在他被判“谋反”投缳、其子被流岭外、从弟也被贬的情况下，举天之下，谁还会再羡慕追随一个乱臣贼子的时尚？更何况李震死时其父李勃还健在，不可能在其子的墓道壁画上涉及敏感题材。另外，《朝野载》在这句话之后还有一句话泄漏作者感情：“后坐事长流岭南，‘浑脱’之言，于是效焉。”可见新唐书中的服妖说既源于此，但《旧唐书·五行志》中并没有相同的记载，也可佐证这种说法的不确。
有关“浑脱”究竟为何物？在明人叶子奇的《草木子》中载有：“北人杀小牛。自脊上开一孔，逐旋取去内头骨肉，外皮皆完，揉软用以盛乳酪酒浊，谓之浑脱。”［2］可见，浑脱应该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种皮革制作技术，主要是把牛羊皮全体脱下，使整张皮为一整体，中空可以储酒水、奶酪，充气还可以做筏子。浑脱帽也应是这样制作的一种简易御寒的首服。从制作手段来看，此帽长途旅行时可以储水、储酒、储奶酪，天凉时可以御寒，浑脱帽的问世更像是北方游牧民族集体智慧的体现。所谓长孙无忌创制浑脱帽的说法，应该是宋人在着《新唐书》时对《朝野佥载》所记史实的误读，因为张鷟所记是当朝事，虽然不可能出错，但张鷟所说的是长孙无忌“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可见长孙氏只是用黑羊毛毡或线代替黑羊皮改进了浑脱帽的制作材料，“赵公浑脱”和浑脱帽综合文字与壁画图像来看，材质和形状都有区别。
除浑脱帽之外，胡帽还有翻边尖顶帽和拖裙尖顶毡帽等，也有学者将此帽称之为浑脱帽，也当为误解，这类帽子应统称胡帽为宜。韦贵妃墓道壁画献马客的翻边尖顶帽顶部极尖，与之相适应的翻边也较宽。同样尖顶的毡帽，在开元六年（718）李贞墓中牵驼胡人俑中也有体现，但在晚唐敦煌85窟壁画中的三位猎户头上，毡帽无论拖不拖裙，顶都较平，翻边也较窄。这说明胡帽在整个唐代有非常明显的前后期变化。
从敦煌23、323窟壁画所描绘的情况来看，笠帽可以避雨遮阳，夏季庶民男子劳动时一般戴斗笠，这种斗笠多使用竹藤制品，上刷桐油，可以避雨挡雪。据文献记载，唐代另有一种毛毡质地的笠帽，被称为“席帽”，原本是农夫、樵夫、渔人、老者所戴，后渐渐演变为隐逸的标志性装扮。
二身服唐庶民男子在劳动时，上身一般穿圆领窄袖短上衣或交领窄袖短上衣，外罩长仅及膝的半臂袍，腰系缕带或革带。从壁画材料来看，文献中提到的缺胯袍，只在敦煌85窟壁画材料中的猎户身上可以看到。因为《新唐书·车服志》中说：“开胯者曰缺胯衫，庶人服之。”［3］所以通常被看作是便于行动的庶民装束，但在庶民劳作中并不多见，反而在懿德太子和章怀太子墓道壁画中的侍卫，张议潮出行图中的乐工、下级官吏身上更常见。可见缺胯袍在实用中更接近近侍与下级官吏的具体生活，真正的下层劳动人民因无力负担袍服的制作费用，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常用，下层劳动人民更愿意穿着及膝的半臂袍。
值得说明的是，庶民男子的半臂袍与贵族的半臂相较，更加实用。首先，庶民男子的半臂袍通常都较长，可以将内着的短上衣罩住，这样既方便行动，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暖散热。
其次，庶民男子的外罩半臂除白色外，还有赭绿色和绿色，这虽不符合唐服制规定，但与汉代以来的商庶穿着状况相近，在《后汉书·舆服志》中记载：“贾人，缃缥而已。”［4］且在穿半臂袍时，可以将半臂的衣角掖于缕带，形成缚半臂的穿法，文献材料中只有“缚衫”的记载，却不见“缚半臂”的记载，可见真正下层社会的穿法，并不能完全见诸文字记载。
敦煌壁画中的庶民下身多穿紧口翻边的胡服长裤，在敦煌壁画中的奴婢、猎户、乐工、商旅都有着此装的形象。陕西境内出土的唐墓壁画中的庶民则多穿束腿裤或犊鼻裈，这和关中与敦煌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同有关，这也说明，庶民的衣着和气候条件的关系比之其与制度的关系要更大。唐庶民着束裤，一般束于膝盖之下，和魏晋南北朝的裤褶束于膝盖之上的做法有异。这时的犊鼻裈像今天的篮球运动员所穿的篮球短裤，裤长及膝和汉代画像砖中司马相如所着长仅掩臀的犊鼻裈也有区别，着犊鼻裈时常见赤脚，说明这是气候极热时下层劳动者的装束。
三足服唐庶民男子足服着履的情况较多，这一时期的履有麻履、线履、藤履、草履、棕履，除履之外还有木屐与靴。这时的履取材容易、制作方便、穿着轻便，使用广泛。除履之外，在庶民劳动者中间，还有热天赤足的习惯。这当然也和庶民中的下层劳动人民的经济条件有关。
靴的使用，从壁画材料来看，下层劳动人民穿靴主要集中在猎户、马夫、力士、乐工等职业者，猎户、马夫要骑马，力士、乐工有表演要求，所以虽身处下层也以穿靴者多。
普通劳动者要参加耕作，还是以履为主。靴的穿法，有两种，一种将裤口掖在靴靿中，将整个靴子露出；一种将靴靿藏于裤口中，只露靴鞋部分，这种穿法容易与鞋履相混淆。
四小结除款式上的变化外，在质地上，唐庶民男子主要用麻布和毛线制作服装。服色主要有麻本色白、毛褐色为主。除此之外还有绿色、赭绿色等。
唐代庶民男子的常服与官员的常服，虽然在制度层面上有严格的等级差异，区别主要集中在颜色和质地上。唐初武德令规定：庶人服白、屠商服皂。庶人服、絁、布［5］。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平民也有穿皂、褐，甚至绿紫的情况。商人更是衣“紫锦裘”、“朱帛”屡禁不止，有些有钱的商人其穿戴比下级官吏还要好。到唐后期，商人更是托名军籍，名正言顺地穿起了紫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但总体上，庶民男子的服饰，首先，受经济条件制约的情况比制度制约的限制要更大。其次，受气候和地理条件制约的情况比制度制约的限制也要大。
注释：
［1］《新唐书》卷59《五行志》服妖条，中华书局，1974版。
［2］叶子奇：《草木子·杂俎篇》卷4下，中华书局，1959版。
［3］《新唐书》卷24《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版。
［4］《后汉书》卷120《舆服志》，中华书局，1965版。
［5］《旧唐书》卷45《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版。
［作者：纳春英，青岛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