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曰： 贵者近危，名者近辱；不贪不求，从吾所欲。贤哉马君，深见倚伏；任彼行藏，令吾宗族。人之所争，义然后取；人之所急，义然后与。自南自北，或出或处；德及邦邻，道光行旅。积而能散，和而不同；施人无倦，在困能通。既分惸弱，爰及孤穷；亲朋感义，闾里钦风。尝闻善人，天福其运；今也则亡，吾所不信。黄泉路迫，白日光尽；哀彼神游，才登耳顺。君有令子，嗣业其昌；君有令女，柔德其芳。爰封马鬣，式表龙岗；维观行而旌德，与地久而天长。
元和八年岁次癸巳十月庚辰朔十五日甲午葬。
7．张从古墓志志石方形，长34、宽35厘米，楷书22行，满行22字。据《洛阳出土石刻时地记》363页记载：墓志于“民国廿二年（1933）洛城西北十七里冢头村出土，三彩六十件”，藏千唐志斋博物馆。墓志拓本着录于《千唐志斋藏志》第1085页；《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1册第100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洛阳卷》第13册第184页。
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第2224页；《全唐文补遗》第一辑第328页。
原文如下：唐故处士张公墓志铭乡贡进士郑或撰公讳从古，字从古，南阳人也。张氏之先，名业功勋贵盛之事，人尽知之；且非此能累述之，其三代隐名遁世于降台翼邑，皆不事不禄焉。公性沉净，好药术，乐山水，于天坛学道；得绝粒休粮龙虎还转服饵之术，游洞穴，止居嵩岳数年。公以膝下之养，丹霞不可充甘旨，遂却归寰宇，隐于都市，托药肆粥术，非为酒直，实缘供侍，亦假此而救人济世。公乃咨迎尊亲，般运孤孀，携挈甥侄，就养东洛。
本弃俗浮生，故不为婚。尝奉严亲诲令，年逾耳顺，敬命乃娶黄氏。其岁，慈亲奄背，公泣血号天，与弟庆议曰：吾汝非物外之情，岂可不从于鲁风。遂令季从翼城县启护先君于邙山之阳，依礼合葬。终丧期，授以粥药之室付甥，公欲就道依岩，未诀诸爱，构疾，以会昌二祀十一月二十八日终于乐城里之第，然人皆疑其贾尸矣。世寿七十。明年二月十三日壬申，归葬于河南县金谷乡邙山西先茔之左，礼也。有女子一人字沙娘，出于黄氏，才行步囗骇矣。甥营办神用之具，俭而从礼，精而尽心。恐陵谷之变，遂命余志之。
敢为铭曰：老少兮同梦，有无兮如常，浮生兮可厌，虚寂兮难量。神往兮仙境，藏尸兮北邙，陵谷兮将变，青竹兮非长。
二酒商《司马元礼墓志》解析前揭7方商贾墓志中唯760余字的《司马元礼墓志》篇幅最长，比较完整地叙述了墓志主人的经商生涯。撰志者用素描的方式、赞赏的口吻突显志主的经商理念，宣示了值得肯定的经营方式与成功之道，所述商业行为为一般商贾墓志所不及。据《北京图书馆藏墓志拓片目录》的记载，由金石学家吴式芬（1796-1856）旧藏［6］，则此志大约是清代后期洛阳出土的。
1．墓志解析司马元礼长相富贵，他认真总结畅泳商海的体会，确定人生事业目标，占据最佳市场位置，选择行业经营商品。对儿子司马升授以真经：“总四方会，据一国冲，致天下人，聚域中货者，曷若旗亭乎！赞宾主礼，取谈笑资，成骨肉亲，结金兰分者，曷若玉醴乎！”分析这句话的意思，旗亭，市楼——古代观察、指挥集市的处所，上立有旗，故称。《洛阳伽蓝记》云：“阳渠北有建阳里，里有土台，高三丈，上有二精舍。
赵逸云：此台是中朝旗亭也，上有二层楼，悬鼓击之以罢市。”［7］旗亭一般设酒楼，唐代诗文多有描写在旗亭内饮酒的故事，其中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陪酒佳妓轮流传唱三人诗歌“旗亭画壁”的风流雅事，至今脍炙人口［8］。玉醴，美酒。《旧唐书》云：“第五饮福。爰陈玉醴，式奠琼浆。灵心有穆，介福无疆。”［9］
顾况《乐府》诗云：“玉醴随觞至，铜壶逐漏行。”［10］社会上很多具有礼仪成分的场合，若祭祀礼宾、婚丧添口、节庆风俗、聚会交往，兄弟结义，或以酒为媒介，或以酒兴气氛，不可或缺。则把握商机于闹市开酒店最聚人气，经营酒类易得大利。
墓志接着说：“既而乃议卜筑，不避喧湫，得齐人攫金之所，石家贩铁之地，列其广肆，誓将老焉。”就是在热闹的市场建筑私家商铺。《左传》记载，齐景公想给晏子换新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请更诸爽垲者。”［11］而司马元礼专门选择寸土寸金的所谓狭隘扬尘之地，就是把握商机占据市场。句中用了两个典故，《列子·说符》云：“昔齐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适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巡吏把他抓住，问道：“众人都在，你怎么伸手就抢人家的金子？”盗劫者回答说：“拿金子的时候，我没看见人，只看见金子！”故事比喻为了满足私欲而不顾一切。《晋书·石苞传》云，美男子石苞，生逢魏晋，出身御隶，“贩铁于邺市”，官至司徒，是富豪石崇之父［12］。然而墓志借用二典是说司马元礼楔入繁荣的市场列肆经商，至老不渝。他的酒肆可能就设在旗亭。
墓志云：“然后五齐式均，三事用节，秋酿冬启，春酝夏成，待价而沽，多享厥利。”文献说以酒的酿造时间及酒的清浊分为五等，合称“五齐”，后亦泛指酒。《周礼》云：“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齐之名，一曰泛齐，二曰醴齐，三曰盎齐，四曰缇齐，五曰沈齐。”［13］《隋书·音乐志》云：“六瑚已馈，五齐流香。”［14］《旧唐书·音乐志》云：“五齐兼饬，百羞具陈。”［15］都是指各种醇酒。“三事”，其实是三酒。《周礼·天官·酒正》云：“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孙诒让正义云：“三酒之中，事酒较浊，亦随时酿之，酋绎即孰。昔酒较清，则冬酿春孰。清酒尤清，则冬酿夏孰。”［16］“秋酿冬启，春酝夏成”，指秋季、春季酿造酒，分别至冬夏而成熟。曹植《酒赋》云：“其味有宜城醪醴，苍梧缥清，或秋藏冬发，或春酝夏成。”［17］墓志又云：“更分清白之品，弥叶圣贤之目。中山之液，尚谓浇漓；东鲁之浆，不其淡薄。”清白，清酒与白酒。《乐府诗集·相和歌辞十二·陇西行》云：“清白各异樽，酒上正华疏。”“中山之液”是相传产于中山的一种名酒，又称千日酒。郑玄注：《周礼·天官·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18］“浇漓”亦作浇醨，酒味淡薄，亦借指薄酒。“东鲁之浆”指鲁国出产的酒，味淡薄。后作为薄酒、淡酒的代称。《庄子·胠箧》云：“鲁酒薄而邯郸围。”［19］所云几乎全是关于酒的酿造、品种、质量、色泽、口感、味道、交易之事。由此可知，活跃于酒池糟丘的司马元礼是善酿醇醪的高手，酒的生产和销售是其毕生经营的生意。那是一种前店铺门面，后为生产作坊的封建社会典型的商市组成结构。
墓志的“揭相如之牓，未陨家风”，说的是西汉的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夫妇在临邛开酒铺，文君当垆卖酒，相如厮役涤器。“卓王孙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钱百万，及其嫁时衣被财物。文君乃与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武帝读相如所作《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写《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为安抚夜郎夷人，撰颁《喻巴蜀檄》。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于是卓王孙、临邛诸公皆因门下献牛酒以交驩。卓王孙喟然而叹，自以得使女尚司马长卿晚，而厚分与其女财，与男等同”［20］。这句话表面上看是赞誉志主传承先人遗风，能嗣家声，其实个中蕴义十分深刻。商贾居四民之末，朝廷的贱商政策使传统社会中的主流——士人阶层等鄙视经商者。官员文士郑荖莱以司马元礼比附本族名流，抬举拔高。商贾于追逐末利之外，参与士人的活动，密切与官员的关系，显示文化教养以提高声望。
墓志的“解仲举之榻，斯延国士”，说的是东汉陈蕃的典故。蕃字仲举，任乐安太守时，独有“清绩”。临济人周璆是个素享美誉的高洁之士，前后郡守招命总不理睬，只有陈蕃能请得动他，“特为置一榻，去则县（悬）之”［21］。《后汉书·徐稺传》云，太守陈蕃“在郡不接宾客，唯稺来特设一榻，去则县之”［22］。而个中另有含义，意为司马元礼在酒肆招徕社会名流。墓志撰者以志主攀比历史名人，盲目夸赞清高，竭尽吹捧之能事。
墓志云：“达人愿见，不异于琼枝；君子消忧，无俟于萱草。”达人，显贵者。琼枝，传说中的玉树，喻贤才。唐李德裕《访韦楚老不遇》诗：“今来招隐逸，恨不见琼枝。”萱草，俗称金针菜、黄花菜。古人以为种植此草，可以使人忘忧，因称忘忧草。汉蔡琰《胡笳十八拍》：“对萱草兮忧不忘，弹鸣琴兮情何伤。”［23］墓志句谓显贵者愿结交是以我为贤才，君子解忧消愁不必等待忘忧草。言外之意是社会贤达看重司马元礼是个人才，主动过来交往，肆酒陶情遣兴消愁。
于是墓志接着叙述常来酒店的三类散客：“故得韬精晦迹之客，夸雄游侠之徒，闻风而汇征，十室而八九矣。虽古之举袂成帷，挥汗如雨，未足多也。别有无衣无褐，终窭且贫，睹隩长吁，过门大嚼。重扬雄之赋，能说鸱夷；鄙庾阐之文，虚捐玉碗者，日有其人矣。”看得出闻香而来的多是掩藏才华隐居匿迹的君子，炫耀称雄轻生重义的豪侠，聚会送别酣乐不暇，以嗜酒为洒脱，这类朋友最多。
以及生活无着的城市贫民有的过来饱餐醉饮解忧一时。还有讽咏歌赋评骘文章的骚人墨客举觞消遣金尊长满。扬雄、庾阐是文学家，《汉书》、《晋书》分别有传。鸱夷、玉碗是盛酒器。扬雄《酒赋》云：“鸱夷滑稽，腹如大壶，尽日盛酒，人复藉酤。”庾阐《断酒戒》云：“于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瓉，遗举白，废引满。使巷无行榼，家无停壶，剖樽折杓，沈炭销垆。屏神州之竹叶，絶缥醪乎华都。”［24］
郑荖莱以嗜酒者对扬赋的推崇和庾文的包弹来推许文人雅集时开怀畅饮的醉后放言。他们挤拥于酒气氤氲的铺子，显示生意的红火。结交三教九流为回头客是墓志主人“企慕交游”的心音之一。之后，墓志笔锋一转：“有识者由是知司马公之大隐也。”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云“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闲逸潇洒的生活不一定要体会于山野林泉，大隐者隐居在人群，身居朝市而志在玄远。司马元礼一生经营于太平世界的东都市场，除了墓志所谓“待价而沽，多享厥利”，人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记述的业绩，于是郑荖莱以经典套文“大隐”歌之而已。
天宝二年（743），司马元礼64岁，病卒于东京福善里之私第，当年安葬于洛阳城南龙门山天竺寺之东谷。福善里即福善坊，检《唐两京城坊考》，坊位于长夏门之东第一街，自南而北第六坊［25］。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所作《唐洛阳城实测图》和《唐洛阳东都坊里复原示意图》［26］，南市位于洛河之南，是城市中划分的商业贸易区，南北占二坊之地，福善坊之东毗邻南市。毗市而居是经商者的优胜之选。城里人亡故后葬于城外，因司马元礼与夫人田氏是虔诚的佛教徒，故司马升为之择茔于山水林泉绝佳且大寺名刹林立的龙门山域，恒依释氏。天宝四年，田氏病亡，时年58，祔葬于其夫之茔。天竺寺，唐代龙门十寺之一，位于洛南龙门西山北端。原为北天竺迦湿蜜罗国僧人宝思惟建造。宝思惟于武周长寿二年（693）到达洛阳，敕于天宫寺安置，翻译佛经。
景云二年（711）于龙门东山北麓筑寺，制度皆依天竺，故名天竺寺，其门徒与学侣同居该寺。开元九年（721）终于寺，僧徒为其建灵塔一座［27］。第二年，一场洪水毁掉了天竺寺。“安史之乱”后，代宗于龙门西山再立天竺寺，位于今伊阙西北2公里的寺沟村［28］。
墓志最后说到志主之子司马升“克绍弓冶”，即能够继承父子世代相传的事业。语本《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司马升传承酿酒的手艺，管理酒坊和经营酒肆，为承续家业的第二代酿酒师和沽酒商。个体经营的成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政府对于私人制酒业采用了一种宽松的管理制度。
2．市场、政令与酒商唐代东西两京并重，与长安一样，洛阳也是全国酒类消费的中心。盛唐时期造曲酿酒的兴盛，通过市场交易的渠道不断扩大消费者的群体，促进城市私营酒店业的发展。
洛阳市场和坊巷中的酒肆、酒垆多自行酿造沽卖，采用生产兼销售的经营方式。酒类买卖和酒坊酒肆的普及见于文献记载，有的学者从历史区系经济的角度予以研究［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