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东都100多个里坊居住的百万人口是个巨大的消费群体，南市、北市和西市是3个重要的商业区。《唐六典》云：“凡习学文武者为士，肆力耕桑者为农，功作贸易者为工，屠沽兴贩者为商。”李林甫注：“工商皆谓家专其业以求利者。”［30］则手工业者的特点是自制自销，工、商业者分工并不明显，于是市场成了手工业作坊集中地而密不可分。从策划、资金、生产到销售等环节都需自己经营。司马元礼造酒卖酒，店铺必然附设有作坊，虽然造曲酿酒不受限制而产量毕竟有限。酒商墓志的背后似乎反映了当地酝造者多，以各种佳醇供给市场，私营酒业的发达满足了人们对旨酒盈尊生活的需求。
在天下太平的大环境中，酒商司马元礼身居都城，瞄准市场需求，自筹资本，产销一体，把握质量，适时生产，列肆推销，平贾和售，广交朋友，在东都繁荣的市场上是一位追逐财富成功、经营合法致富的商人。这与玄宗朝皇帝下诏禁止贵族官僚私营商业侵害商贾利益，保护商人的合法经营权［31］，以及当时的商税负担较轻，政府尚未凭借政治强权取缔民间酒业经营实行榷酒制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司马元礼之祖仕隋为朝廷郎将，父仕唐为镇将，他出身军官世家，优游于上流社会，囿于自身条件，读书未聪习武不成而仕途难通，于是乐天知命不求名位，以私家财力和个人才能为资本，弃贵从贱营殖射利，广交游而治资产，享受物欲追求发展，寻找新的人生目标和生活方式，社会身份定位为酒商而实现自我价值。
3．撰志者郑荖莱天宝二年为司马元礼撰志时，职衔“大理寺丞”，从六品上，为朝廷衙署官员，目前关于他的生平所知甚少，与其他文献记载的郑老莱是一个人。《全唐文》收录他的文章一篇，书其小传云：“洛邑人。遂州刺史，叔则父。”［32］依据是穆员撰《福建观察使郑叔则墓志》（贞元九年）［33］，他是荥阳人，小传传写有误。唐代的《李君夫人郑秀实墓志》（大中十年）云：“曾王父讳老莱，皇进士及第，累官至遂宁郡守。”［34］《唐郑珤墓志》(大中十一年）云：“使君之曾王父，开元闻人，用前科进士，官至遂宁守，讳老莱。”［35］据《旧唐书·地理志四》的记载，遂州在隋为遂宁郡，唐代或改为遂州，或回改为遂宁郡，屡变不定，其实一也。
托请或纳金请名人书志之风气通行于唐代，文学家李邕鬻文售字获财丰厚，为人乐道。墓志云：“嗣子升等，克绍弓冶，载罹闵凶，将勒石于千龄，乃托余之数字。”换成白话说，司马升痛丧先考，为了准备墓志石随葬而托请管理刑狱断案的官员为其父撰作墓志，另请赵郡李钧书丹。商贾贱类而富赀财，向朝廷命官支付钱物而买铭，郑荖莱收取酬金为润笔。于是墓志的撰作者以老道的笔触和流畅的文辞描述了开元天宝盛世的一位长于经营的诚贾良商，他既是出身于官僚家庭掌握了多种酒类酿造技术的酒翁兼酒贾，又是善于利用售卖的特殊商品交通官僚攀附名流，结织相互依靠的网络以顺利经营赚取利润的典型商人。
三余论有唐近300年高度发展的物质文明影响世界。长久以来两京地区的历史文化遗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日趋广泛与深入。商贾墓志是时人为我们遗留下来的难以数计的璀璨遗物中一颗明亮的珍珠。
因未完全检阅已经着录的唐代墓志，本文所引商贾墓志或有遗漏。就7方墓志的年代看，有初唐的《王进墓志》（显庆五年，660）和《刘善寂墓志》（长寿元年，692）；盛唐的《张诠墓志》（开元十四年，726）、《李和墓志》（开元十五年，727）和《司马元礼墓志》(天宝二年，743）；中晚唐的《马倩墓志》（元和八年，813）和《张从古墓志》（会昌三年，843）。除了《马倩墓志》出土于西安，其他墓志都是洛阳发现的。
两京商贾墓志具有的共同特点是：1．商贾居住于市场周围的坊里，近市而居便利于邸肆经营取利。王进、司马元礼居住于东京福善坊，东临南市。刘善寂居住于东京永泰坊，西临南市。李和居住于东京临阛坊，在永泰坊之北，西临南市。张从古居住于东京乐城坊，“即唐南市与通利坊之地”［36］，南临南市。张诠居住于东京殖业坊，西南临北市。马倩居住于西京道政坊，西临东市。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商业繁荣。6位商贾中，5位毗邻南市而居。据文献记载，洛阳南市“东西南北居二坊之地。其内一百二十行，三千余肆，四壁有四百余店，货贿山积”［37］。昔日市场之闹猛繁华，由这5位在南市设肆经营的具名商贾及其先人、子嗣而得以彰扬。洛阳北市商人集团在龙门开凿石窟的宗教活动遗迹保留于今，其颇具势力的行会名称刻于造像题记，为“北市彩帛行”、“北市丝行”和“北市香行”，以及商人姓名。他们和张诠一样，是立业于本市的客商。
西京长安东市店铺林立，商贸繁华。南北居二坊之地，“街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38］。马倩父子“倚伏”于市日逐其利。
2．商贾之家多世代相传，毕生从事，“商之子恒为商”。若王进，先世及嗣子大义，四代经商。一如铭语所谓“代崇裘冶，门称阀阅。或承余祉，克光前烈”者。他在四川做买卖，辗转于洛阳。马倩先人籍贯扶风，祖与父大概是做生意而外迁徐州。马倩“不求贵仕，坐隐市朝，乐此寸心，毕吾天寿。贤哉！至乃适于四方，利有攸往”，西返长安，缘于经商射利。墓志铭云：“君有令子，嗣业其昌。”由嗣子马士万继承买卖，也是累世经商之家。张诠墓志未叙先人事业，本人壮龄从官，“解褐拜沁州安乐府别将”。
唐制，折冲府别将为七品武官，则自身须有超人武艺胆略。罢官后“退归闾里，善营陶产，家至籯金”，经商大发。嗣子张翼轸将就父业应无疑问。张从古的三代先人遁世隐名，“皆不事不禄”，是平民百姓。从古拜师学辟谷长生之道于名山，略具异能，为奉养尊亲而“隐于都市，托药肆粥（鬻）术”。医家药品为城市生活所需要，他在东都市场开铺行医卖药治病，悬壶济世救人。卖药翁婚姻甚迟，结缡于60耳顺之年，育有一女尚幼小，于是古稀之年将药房交付予外甥经营。无疑，外甥须追随舅父习学医术方能继承衣钵。
刘善寂的曾祖、祖仕隋为地方小官，而其父的“陪戎副尉”，大概是冒用低秩武散官之阶，自戴桂冠，即善寂是出身平民之家的商贾。墓志的“性狎江海，摈朱公于后尘；议（义）薄云天，置白圭于散地”，是夸赞他的生意比古代长于经商的范蠡（陶朱公）、白圭做得好。其本人曾参军为“士卒前驱”，于西北边陲参加与羌胡之战事。墓志首题之“上柱国”，为武官勋爵中的最高级，《旧唐书·职官志》云，“比正二品”。这既是撰志者对无官爵者的托空阿谀，又可见世俗热衷于官本位的人生价值取向。
李和的曾祖为地方小官，其祖的“将仕郎”这个低秩文散官衔当亦查无实据，其“父大隐朝市”的商贾身份明确无误。商人及其子弟因家庭出身而被贬为“贱类”、“杂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