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印双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1］。今天，石刻资料已成为推进新一轮学术新潮流的重要资源，正如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所说：“对石刻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将会推动该领域研究的史料革命。”［2］
石刻研究本是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石学，自宋代兴起后，经过绵延不绝的发展，到清代成鼎盛局面，出现了一大批金石学家和研究成果。其中石刻研究的核心代表人物及作品有王昶的《金石粹编》、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叶昌炽的《语石》。到民国时期，伴随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一批收藏家为碑石的汇集整理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罗振玉、缪荃荪、关葆益、董康、李盛铎、于右任、张钫、徐森玉、李根源等。一批一流的学者也对石刻文献研究利用非常重视，并且取得了相关新史学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岑仲勉、马衡等。近二十年来，陕西学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石刻尤其是墓志整理与研究利用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一陕西唐代墓志的整理出版概况1949年以后，于右任收藏的碑石保存到西安碑林博物馆，这为政府收集整理碑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多年来，在陕西省文物局及各地考古所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碑石尤其是墓志的收集方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近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碑石文献：1990年，出版了李慧主编的《陕西石刻文献目录集存》，张鸿杰主编的《咸阳碑石》；1991年，出版了张沛编着的《安康碑石》；1993年，出版了董国柱编着的《高陵碑石》、张沛编着的《昭陵碑石》；1994-2000年，出版了吴钢主编的《全唐文补遗》7辑，目前正在编辑8、9辑；1995年，出版了张江涛编着的《华山碑石》、王忠信编的《楼观台道教碑石》；1996年，出版了陈显远编着的《汉中碑石》；1998年，出版了刘兆鹤、王西平编着的《重阳宫道教碑石》；1999年，出版了刘兰芳、张江涛编着的《潼关碑石》；2001年，出版了王西平、张近忠编着的《澄城碑石》；2003年，出版了王友怀主编、陕西省古籍整理办公室编、李慧、曹发展注考的《咸阳碑刻》，康兰英、张仲权、宋英等编的《榆林碑石》。1999年，广东经济出版社出版了高峡等编的《西安碑林全集》。
二陕西近二十年推动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重要人物上个世纪80年代，陕西师范大学黄永年教授适应时代学术的发展，提出了碑刻学的概念，力图使碑石研究独立于金石学的范围，并率先给他的研究生开设了“碑刻学”课程，还指导学生王其祎利用千唐志斋墓志撰写《唐志证史》硕士论文，取得了群志证史的可喜成果；1988年师从史念海教授的辛德勇先生，也运用了大量墓志新资料，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隋唐两京丛考》，1991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博士论文，在学界引起轰动；自1993年起，西安碑林博物馆先后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合作出版《碑林集刊》，目前已出8辑，大大推进了墓志研究；1993年至2003年，周天游主编的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已经出版10辑，其中多期有墓志考释文章；1995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西北大学韩理洲教授利用墓志资料着的《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他在《西北大学学报》1996年第三期发表了《新出土墓碑墓志在唐代文史研究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引起学界关注。陕西师范大学牛致功教授从1996年开始，先后发表了13篇利用墓志进行史事发微的重要文章，2002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牛先生着的《唐代碑石与文化研究》一书，将这些文章全部收录。
1997年、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胡戟教授先后指导两届硕士研究生，专门对唐代墓志进行整体研究，见证了比单合、单一角度研究利用更为深远的意义。他的学生苏世梅写的《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和毛阳光写的《唐墓志与唐代风俗文化研究》两篇硕士论文就是很好的例子。1997年起，西北大学葛承雍教授发表了多篇墓志个案研究，他指导研究生杨智红撰写《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杨春芳《从墓志看唐代宫女的等级》。自1998年，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杜文玉教授陆续发表多篇利用墓志对唐代宦官家族研究的文章。他指导的研究生的论文，也大量运用墓志材料，如张燕波《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徐凤霞《唐代长孙家族研究》、张卫东的《唐代荥阳郑氏个案研究》。推动唐代墓志研究利用的主要人物，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周伟洲、马驰、臧振、拜根兴、焦杰、周晓薇、段塔丽；咸阳张沛；西北大学李健超、李浩；碑林博物馆王其祎、贺忠辉等。由于西安一大批一流学者的关注，以及相关图书的出版，陕西唐代墓志研究日渐升温。
三陕西唐代墓志专题研究利用贡献1．历史地理方面：利用唐代墓志研究历史地理，主要涉及问题有西安洛阳城坊、宅地相关考证和唐代折冲府相关问题。两京历史地理的研究方面，先后出版了辛德勇的《隋唐两京城丛考》、李健超的《增订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两部专着；从1996年至2002年，《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先后发表了耿占军（西安文理学院）、史红帅、张萍（陕师大）等人的系列城坊及相关问题的考补成果；2002年，《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发表了李健超《洛阳西安出土隋唐墓志与隋唐两京城坊（里）的研究》。
唐代折冲府考逸方面，张沛于1995年在《文博》上发表了《昭陵碑石中的唐折冲府考》，他又于2002年发表了《唐京兆府折冲府综考》；贺忠辉在《唐志补史》（《碑林集刊》3，1995）一文中也列有《唐折冲府增补》；王其祎、周晓薇夫妇从1995年开始，先后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上发表了《唐折冲府考校补拾遗》及1996年续、1997年再续、2001年三续；杜文玉于1999年发表了《唐京兆府内折冲府考逸》；2000年刘思怡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利用三秦出版社《全唐文补遗》前七辑墓志资料，撰写了《唐折冲府考略》一文。
2．宦官家族史：杜文玉教授先后发表了系列宦官家族研究成果：《高力士家族及其源流》（《唐研究》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辑）、《唐代宦官刘光琦家族考》（《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唐代宦官婚姻及其内部结构》（《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唐代泉氏家族研究》（《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论墓志在古代家族史研究中的价值——以唐代宦官家族为中心》，这一系列的文章大大推动了家族史的研究，尤其是对正史资料缺乏的宦官家族的深入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成绩。
3．唐代妇女研究：妇女研究是全球学界相关学科关注的热点，对唐代妇女史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历史学科的时代性。而作为蕴涵丰富妇女资料的唐代墓志，一时为唐史学界所瞩目。近几年，利用墓志资料研究妇女史，突出表现在妇女佛教信仰、婚姻性别及贞节观、特殊女性群体及个案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佛教信仰方面：焦杰《从唐墓志看唐代妇女与佛教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1）；2000年苏士梅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唐墓志与唐代妇女研究》，2003年5月在《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她论文修订的一部分《从墓志看佛教对妇女生活的影响》；吴敏霞《从唐墓志看唐代女性佛教信仰及其特点》（《佛学研究》）。婚姻性别方面：杨智红硕士论文《唐代千方妇女墓志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情况》；2000年《文博》第4期发表了毛阳光墓志相关研究成果《唐代妇女贞节观》认为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大唐公主研究方面：王其祎、周晓薇《唐代公主墓志辑略》（《碑林集刊》3）；张云唐《新城公主墓志考》(《碑林集刊》6）；崔庚浩、王京阳《唐纪国大长公主及夫郑沛墓志合考》（《碑林集刊》6）；李文英《唐普安公主及其夫郑何墓志考》（《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8）。
4．唐代风俗文化研究：集中利用墓志研究风俗文化，是唐代妇女研究的姊妹篇，尤其在婚丧习俗、年寿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婚丧习俗研究：段塔丽《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文博》1998．5）以唐墓志为根据，对婚龄、选妻标准、婚姻方式、离婚与改嫁、冥婚进行论述，认为唐代有早婚习俗，但20岁以上出嫁者也不少见；唐代择妇多重视门第望族，或重于仪貌、柔顺，或重于才学，或重于持家勤俭，或重于舞姿歌喉，其中性格柔顺、门第才学最为人所重。婚姻程序都由媒妁通言，而后互报婚书或私约，行纳彩纳币等六礼；离婚改嫁与冥婚习俗在墓志中也有反映。还有宋英的《从唐代墓志看唐代婚姻习俗》（《碑林集刊》7）。年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张燕波硕士毕业论文《唐代科举出身者年寿问题研究》（2003），对科举士人寿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毛阳光2001年《文博》一期发表了论文一部分的《唐墓志与唐代“版授高年”》，认为唐有大量高年妇女得到版授，版授有地域广阔、时间持续长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