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拥护武则天是因为他认为武则天称帝、改唐为周是“天意”，而“天意不可违”。从感业寺到二次入宫，从二次入宫再到当上皇后，从当上皇后再到登基称帝，一个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事在武则天身上发生了，对于一个女子，对于一个先帝的妃子，这些事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它真的发生了，这不是天命是什么。宿命思想浓厚［20］的陈子昂也许只能这么认为，否则该怎么解释这一切呢？而从上文可知，在陈子昂的宏大思想体系中，还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思想“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社会历史观烙印，而这种历史观在天人关系上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一切的神，永远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而人则处于从属和被支配地位，人只有安于天命，敬奉天命，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和庇护。在《谏政理书》中，陈子昂认为，“人之通于天，天之应乎人也。天人相感，阴阳相和”，“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阴阳和从而“天瑞降，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龟龙麟凤在郊薮矣”。正是这种“天人合一”观，影响和左右着陈子昂对社会历史和社会治理以及重大时事的认识和态度。因此，当他认为武则天当政是天意时，就自然衷心拥护了。另外，据《陈子昂文集》卷6《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记载，陈子昂之父死时对陈子昂说：“吾幽观大运……昔尧与舜和，舜与禹和，天下得之四百余年……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于戏，吾老矣，汝其志之。”“性至孝”［21］的陈子昂谨记父训，深受影响。也许以为“天意其将周复”之际真的已经来临。因此，他希望自己遇“非常之主”，献“非常之策”，顺应天意，辅佐圣皇，经邦济世，安身立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认为，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拥护，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刻被上天安排在皇位上的人是武则天而不是其他人，如果是其他人，他同样会因为这是上天的安排而衷心拥护的。
其次，他拥护武则天是因为在他看来武则天的施政还算英明。陈子昂生活的时代，恰值武则天由“参预国政”［22］、“天下大权，悉归中宫”［23］、废帝称制到改唐立周、统治天下的特定时期，他对武则天的称帝同样是一步一步适应的。则天政权的合法地位、武则天的屡发明诏，布于天下，“挟刑赏之柄以驾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24］的政坛现状，使陈子昂视武则天为“圣人”、“圣皇”、“非常之主”。
而对于武则天当政时期的任用酷吏、滥施酷刑等为古今学者所公认的武周弊政，陈子昂其实是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但他更多的是理解。他认为这是时局所必需的，只是在时过境迁后，应该适时而改。比如针对用刑，他认为，“圣人初制天下，比有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而为驱逐，以显圣德。圣人诛凶殄逆，济人宁乱，必资刑杀，以清天下”，而在“凶乱既灭，圣道既昌”之后，就应该“顺人施化，赦过宥罪”［25］。由此可见，陈子昂对武则天施政总的来说是理解和支持的，认为是正确英明的决策。
最后，他拥护武则天可能还因为武则天对他有知遇之恩。陈子昂21岁“始东入咸京，游太学”［26］，开耀二年（682）春，初次应试不第。文明元年（684）春，他再次于洛阳应试，举进士对策高第，为将仕郎（文散官，从九品下）。虽然考中，但这个结果对常常“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27］的陈子昂来说却不甚理想。而当此时，正值高宗梓棺将西迁长安，归葬乾陵，年轻气盛的陈子昂于是越级上《谏灵驾入京书》，直陈“关陇之荒芜”，盛言“东都盛垲，可营山陵”。史载，武则天览其书，奇其才，于金銮殿召见问状，“君臣之际，甚慷慨焉。上壮其言而未深知也，乃敕曰：‘梓州人陈子昂，地籍英灵，文称暐晔，拜麟台正字’”［28］。虽然官职仍然很小，但考虑到他做将仕郎时间不长，以卑微之身而被武则天亲自召见问话，并予以擢拔，这对陈子昂来说仍是莫大的荣耀。次年十一月，武则天又召见陈子昂，赐纸笔，遣于中书省命条呈天下利害，陈子昂撰《上军国利害事（三条）》以呈［29］。永昌元年（689）三月十九日，武则天又召见陈子昂问“当今为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为宜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辞婉意切，其论甚美，凡三千言”［30］。陈子昂时为八品小官，能得武则天如此垂青，实不多见。因此可以说，武则天对陈子昂有着知遇之恩。“士为知己者死”，重情重义的陈子昂对此自然心怀感激，并常思报效。事实上，他不仅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后来的整个做官生涯中，虽然建议常得不到采用，仕途也不尽如人意，但他仍忠心耿耿，勤于职守，略无懈怠。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考虑。据史书记载，陈子昂“貌柔野，少威仪”［31］、“煸躁无威仪”［32］。因此，可以说陈子昂至少在外形上缺乏一种凛然的大丈夫气概，而武则天则相反，她性格泼辣，意志坚强，做事果断。在心理学上，这种性格作风对陈子昂来说应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加之武则天又是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统治者，陈子昂对她似乎还怀有一种崇拜、以之为神的心理。当然，此为推测，仅作参考。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陈子昂对武则天的拥护既有因为她是天意下的最高统治者而不得不拥护的被动因素，也有感于她正确施政、知遇自己的主动因素，正是在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这种拥护才是发自肺腑的，没有丝毫应景的成分。他所上武则天的各种谏疏中的溢美之词，如果给人留下阿谀武则天、想依附她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印象，那也应该是客观使然，而不是他主观上想如此。
2．武则天对陈子昂的态度武则天与陈子昂，一个是君，一个是臣，君臣关系一目了然，但事情远非这么简单。我们知道，陈子昂一生虽然做官时间不短，但最大的官也只是小小的右拾遗，这在唐代中央庞大的官僚机构中实在微不足道，但就是这么一个小官，却多次被武则天召见，令陈“天下利害”及“为政之要”。在其母亡故时，不仅赐物，还派人协助办理丧事［33］，后来又为之“免罪”［34］、“赐衣”［35］，辞官“归侍”时，还予以特别优待——“听带官取给以归”［36］，为什么？可见，陈子昂在武则天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笔者以为，陈子昂能得武则天如此礼遇，应该得益于他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政治见解以及他身上所体现出的那种忠君爱民、渴望济世立功的伟大情怀。
武则天初识陈子昂是在高宗死后灵柩即将西迁长安之际，当时陈子昂上《谏灵驾入京书》，谏止此事。该书观点鲜明，论据充分，条理清晰，结构严谨，的确是一篇颇有说服力的政论文章。不唯如此，书中字里行间同时还充满了一种关注黎庶、济世拯物的深切情怀。难怪武则天会被打动，不因其官小职微而亲自召见他，夸他有才，并拜之为麟台正字。不久，又连续召见他，“令陈天下利害”和“当今为政之要”。由此可见，武则天对陈子昂的才情学识是非常赏识的，否则不会三番两次地召见一个八九品小官。
武则天对陈子昂的赏识其实与她对贤才的渴求与呵护是一致的。我们今天在评价武则天时，认为她“治宏贞观，政启开元”［37］，值得肯定，其原因就在于在她统治下，唐代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有所发展，文化比较繁荣，而这一切的取得应该与她“任用贤良”、“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密不可分。武则天熟读诗书，深知人才的重要性。她在辅政和亲政的日子里，常思“资栋梁而成大厦，凭舟楫而济巨川”［38］，“励精思化，仄席求贤，必使草泽无遗，方圆曲尽，改弦易调，革故鼎新”［39］，因而她大力推行科举制，多次下求贤诏，又令宰相荐举贤良，破格提拔重用。尽管她的用人路线存在着实用主义思想，也提拔过周兴、来俊臣等酷吏，但这却为武周政权的稳固、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行文至此，又一个问题出现了，那就是武则天既然对陈子昂颇为赏识，却为何对其本人没有重用，对其主张也很少采纳？笔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陈子昂政治观点所反映的阶级利益与武则天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有矛盾。作为一个庶族出身的普通知识分子，陈子昂的许多政治观点代表的是中小地主阶层进步的政治理想，也符合广大人民的要求，如他提出的省刑措法、关注农事、德治仁政等主张；而武则天当政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最反动落后的世族地主阶层，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政策，有利于国家，但为了维持武周政权的稳固和正常运转，她又不得不重刑、兴兵、加赋，因此总的来说，她代表的是武周新兴贵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它不仅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存在矛盾，和陈子昂所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也仍然存在矛盾，所以陈子昂这些比较进步的政治主张就很少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