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仿印度阿育王以转录转轮王身份建立转轮王寺，并在新寺行无遮会的故事，行转轮王功德。在新建明堂举行盛大仪式，并不止一次地大酺天下，实是无遮会之翻版。
“所谓无遮会，意为兼容并蓄而无阻止，谓之无遮。无遮会是佛教举行的一种广结善缘，不分贵贱、僧俗、智愚、善恶都一律平等对待的大斋会。唐玄奘《大唐西域记》谓古印度五岁一设无遮大会。中国的无遮会始于梁武帝。《梁书·武帝本纪》载：“梁武帝‘舆驾幸同泰寺，设四部无遮大会’。四部指僧、尼和善男、信女。”［10］这是当代人对无遮会的认识。
自垂拱四年明堂建成后，武则天便在此进行佛事活动，大酺天下。据《旧唐书》载：永昌元年（689）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载初元年春正月(永昌元年十一月），神皇以“瞾”字为名。有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命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乙酉，加尊号曰“圣神皇帝”。
长寿二年（693）“春一月，亲享明堂。秋九月，上加‘金轮圣神皇帝’号，大赦天下，大酺七日”。长寿三年“五月，上加尊号为‘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延载，大酺七日”。证圣元年（695）“春一月。上加尊号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圣历元年（698）“正月，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九日”［11］。
据《唐会要》载：“明堂、太庙，一物而名”，“立天中，作人极，布政施教，归之一揆。”总章二年诏书又对即将新建的明堂赋予“构兹一宇，临此万方”的目的和用途。
“（垂拱）四年正月五日毕功。凡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各广三百尺。凡有三层：下层象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圆盖，盖上盘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圆盖。亭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号万象神宫。”证圣元年正月明堂被烧。“至天册万岁二年三月二日，重造明堂成，号‘通天宫’。改元‘万岁通天’”［12］。明堂建成后，又铸九州鼎，放置于明堂大庭，各依方位排列。
我们看到，明堂成为一个综合布政、施教等各种功能的神圣庄严的政治核心机构。
不仅如此，武则天又在其北侧构筑天堂，以贮夹伫大佛像。“（天）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13］。对天堂的规模和体量，史无记载，但我们从日役万人、数年方成的工程量看，其宏伟程度不亚于明堂。以儒学为立身之本的传统史学家从思想深处对佛教有一种排斥和敌视，对其华美景象不想多用笔墨，只是在表达僧人耗财、佛教误国时对佛教才作点滴记述。透过此字里行间，我们似乎看到天堂和明堂，是一组雄立并峙的宏伟建筑物。当然其具体的尺寸大小尚需考古实证。
明堂成为政治中心，天堂则成为举行大型佛事活动的总道场，“怀义用财如粪土，太后一听之，无所问。每作无遮会，用钱万缗；士女云集，又散钱十车，使之争拾，相蹈践有死者”。证圣元年（695）正月改元，加尊号，正月十五便举行无遮大会。其地点不是天堂而是明堂。“凿地为坑，深五丈，结彩为宫殿，佛像皆于坑中引出之，云自地涌出。又杀牛取血，画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怀义刺膝血为之。丙申，张像于天津桥”［14］。这似乎与今天藏传佛教地区的晒佛有点相像。“长寿二年九月加尊号，改元，赐酺七日，大赦天下”，同时，又作“七宝”［15］。“（长寿二年九月）乙未，太后御万象神宫，受尊号，赦天下。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16］。七宝，系金轮宝、白象宝、女宝、马宝、珠宝、主兵臣宝、主藏臣宝。据《华严经》卷四十三云，七宝为转圣轮王所拥有，其具足四德——长寿、无疾病、容貌出众和宝藏丰富。武则天——金轮圣神皇帝——年号为长寿——朝堂摆放七宝，无疑武则天就是佛教转轮圣王的重现人间。
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大云经》，敕建大云寺，目的是确立女性皇权的合法性。加尊号，改长寿年号，制作并在殿庭摆放七宝，则是将自己与转轮圣王的功德、法力等来一个对号入座，照面谱打扮化妆。敦煌唐人写绢S．6502号《大云经》云：“佛即先讃净光惭愧之美次彰天女授记之征。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所谓圣母神皇是也。谨按弥勒者，即神皇应也。又王在神都，即是水东也。化成者，明堂也。召我诸法子，一时入化城者，此乃万国朝宗会于明堂也。”敦煌遗书S．2658号经疏又云“谨按弥勒者，即神皇应也。伏以创制明堂，配享三圣，故召诸岳牧、藩屏、懿亲，俱集神都，通观大礼”［17］。
四频繁地西进东出是佛教迅速发展的外部条件所谓西进东出，狭义地讲，在以研究引进佛教经典为主题的中外文化交流中，中国一方面还在继续从印度、西域引进翻译佛经，另一方面又源源不断地向朝鲜、日本输出。广义地讲，当时的东西二京，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一方面武则天在三朝皇帝励精图治的基础上，继续夯实国力，使中华帝国成为世界一流的强盛国家，宝藏丰富，文化鼎盛，周边国家和遥远的势力都与之发展和平友好的交往；另一方面，武则天又是一个性格外向之人，喜好与胡人、外国人发展友好关系。这种怀柔开放的态势贯穿高武始终。圣历三年（700）的一道诏书鲜明地反映了武则天博大深远的外交理念：“东至高丽国，南至真腊国，西至波斯吐蕃，乃坚昆都督府，北至契丹、突厥、靺鞨，并为入蕃，以外为绝域，其使应给料，各依式。”［18］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从印度归来的玄奘受到优渥殊遇，来自天竺的实叉难陀、祖籍康国的法藏、中亚何国的僧伽（628-710）都受到武则天的重用。从上述佛经翻译我们看到，高武时期的佛经占唐代翻译总量的三分之二，这为向外输出创造了坚实的条件。
在中日友好交流的历史上，遣唐使是追求友好和向往文明的使者，日本的政权有更迭，但他们派送遣唐使的工作在唐代几乎没有中断，前后达21次，其中在高武时期就达7次之多。岛国日本很早就从大陆学习和引进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大陆的先进思想(儒家为主——梁注）和制度对日本国家体制的确立有决定作用，佛法成了统一国家的思想支柱”［19］。作为大化革新的先声，推古天皇时期（592-628）的圣德太子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倡佛教，他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一个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族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7世纪前半期圣德太子时代的文化以佛教文化为核心，日本史学家称为“飞鸟文化”，是中国北魏和南朝文化影响的结果。此后的大化改新（645-649）和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的改新，实质是改革奴隶制建立封建制，留学生和学问僧在此过程中起了思想先导的作用。采取兴隆佛法和敬神的政策，以提高天皇的地位。在此期间，为了完成改新大业，日本政府不断向唐派出使节和留学生、留学僧学习中国的政治文明和先进的思想文化。从永徽四年（653）起，在永徽五年（655）、显庆四年（659）、麟德二年（665）、乾封二年（667）、总章二年（669）和长安二年（702）连续七次派遣遣唐使，是遣唐使历史上最为密集和频繁的时期。从来华的人员人数看，留学僧的人数占绝大多数，表明请益佛法是遣唐使的重要目的之一，同时说明佛教在当时日本朝野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高丽、新罗和百济则成为向日本传播佛法的中转站。朝鲜、日本的僧人绝大部分在唐土境内修习佛法，也有的人与中国僧人前往天竺、林邑、尼泊尔学习梵文和佛法。新罗使节到长安89次。玄奘高足圆测（613-696）就是新罗国王孙。《宋高僧传》所录顺璟、义湘等都是高武时期来华的新罗国僧人。
张乃翥先生利用出土文物对武周时期的国际交流特点进行了充分透彻的辨析论证，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联系到乾陵及其遗宝，使我们对高武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有更为充分的理解。乾陵的唐墓壁画、六十一蕃王及石刻文物与身着大翻领、卷发、深目高鼻的人物俑等，向我们传达着高武时期与周边各国频繁交往的丰富信息。回溯历史，人们不难发现，高武时期是继汉武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对外交往的高潮期。
无独有偶，唐代几个有名的外交家和探险家以这一时期为主，且与佛教有殊胜因缘。玄奘、义静、李义表、王玄策，他们不仅从印度带回数百卷梵本经律论佛经、佛舍利子、佛顶骨、佛像，还带来印度的医学医术、因明、天文学知识。除了官方的外事交流活动外，这一时期民间的交流也比较发达。例如，李义表、王玄策公元657年-661年出使印度、尼泊尔后，中国高僧道希、大乘灯、玄照、道方、末底僧诃、玄会都自发前往印度、尼泊尔学习佛法，有的人甚至病逝在那里。公元670年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杜环《经行记》据阿拉伯语称为新檀）国王海他达他（664-673年在位）派人与唐交好。
此后，中国高僧如益州青城人明远、成都人义朗、江陵人无行、沣州人僧哲、高丽人玄游、东莱人慧日都遍游印度、狮子国。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所记述的这些西行高僧分布全国各地，相当一部分人为新罗人，也有西域高昌人，中亚康国人。他们在天竺学习时，除了原来的名字外，都有天竺名字。可以看出，在法显、玄奘不畏艰难、百折不挠地西行求法的行为感召下，大唐高僧以往天竺求学和弘传佛法为光荣，在高武时期历史地形成了西出求法的高潮。
同时，我们看到，唐代的大翻译家也以这一时期的最为有名。彦琮、玄奘、义净、实叉难陀、法藏，都在高武时期成为佛经译场的领袖人物，克服了第一代译者“咫尺千里，觌面难通”的差谬，也纠正了第二代译经师“十得八九，时有差违”的不足，而达到了“印印皆同，声声不别”的妙境。玄奘在19年间（645-664）共译佛经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对佛经文化的传播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他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堪称佛教文化的瑰宝，是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会过分的杰作。
与拜占廷（唐时称拂菻）的交往虽然不是以佛教为媒介，但景教徒（即基督教）在其中起了积极作用。拂菻王波多力在位期间，教皇狄奥多罗斯（papasThedorus642-649）于公元643年（贞观十七年）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20］，打开了与唐交往的大门。667年（乾封二年），拂菻王又遣使向唐贡献礼物。高宗时期（650-684）景教向唐传播达到第一次高峰。或以为，无论如何，唐朝几位皇帝都钟情于景教。如650-684年执政的唐高宗“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这可能是在中国居民中发生了一次普遍的归化活动，否则人们很难设想会在每一个道都有异端景教徒的聚落区），并且“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21］。
波斯与我国为邻，很早与我国通好。公元518年，波斯王通使于北魏后，中国人开始对其信仰的拜火教（又以创立人命名为琐罗亚斯得教）有所了解，北魏灵太后（516-527）独信祆教。其后，中亚昭武九姓中最活跃并以通商立国的粟特人成为拜火教的重要信众。唐人以大食语称拜火教为祆教。隋唐的长安、洛阳都有人数相当多的祆教移民，他们的首领称萨保，有较强的组织性。唐长安有五处祆教祠堂，分别在布政坊、醴泉坊、普宁坊、靖恭坊和崇化坊。洛阳会节坊、立德坊和南市西坊也有祆教祠。祆教祠的建立是满足大量寓居长安的域外祆教信众的精神要求的必然结果。贞观四年（630）李靖、李积打败东突厥，15万突厥人归附，入居长安的近万家（吴兢《贞观政要》卷9安边）。天授元年（690），西突厥可汗斛瑟罗（乾陵蕃王之一）率残部六七万人内附。
波斯人摩尼（216-277）创立的摩尼教是在武周延载元年（694）由拂多诞（Furstadan）传入中国的。回鹘是摩尼教的重要信众和主要保护者。摩尼教在造像艺术上与佛教有许多相似之处，以至于现代文物考古工作将二者混淆。
大食帝国与唐进行正式官方交往是从651年开始的，最后一次遣使来华在798年，通使凡39次之多。阿拉伯帝国的建立是与伊斯兰教创立同步的，帝国向外发展的过程也是伊斯兰教传播的过程。明人何乔远的《闽书·方域志》认为伊斯兰教确切入华时间应在唐武德年间（618-626）。1965年发现于泉州的高宗永徽元年（650）的阿拉伯文墓碑是证明高武时期唐土境内确有伊斯兰教传教徒的有力考古资料。由于伊斯兰教坚决反对偶像崇拜，在吸引普通民众上可能要比其他宗教稍逊一筹，但在长安、江宁和广州都有清真寺。广州怀圣寺（又名光塔寺），相传建于唐代，是最古老的伊斯兰教遗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