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和中国其他朝代相比起来，唐帝国的世界性显得非常宽容和突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条条道路通长安”反映了其世界西性的特征［22］。如果这是一个关于唐王朝研究的宏观性结论的话，我们应该看到：高宗、武则天时期恰好处在世界性的突显地带。
从以上零散的史料来看，高武时期是汉唐以来对外交往的又一高峰期，正如有的学者所注意到的：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23］。我们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商业贸易迅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思想文化交流的高峰期，而思想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宗教。
在唐土传播的这些宗教，不论在崇拜主尊、传教方式、组织模式、哲学范畴等有多么大的差异，但都属于唯心主义，都是封建社会的一种思想精神文化。因缘际会，高武时期正是世界范围内封建宗教文化发展交流的第一次高峰，长安和洛阳成了宗教文化交流的中心。武则天不仅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而且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初唐洎高武之际，在国际范围内，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呈现了这样几个特点：一，宗教文化交流很多情况下都是作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甚至是将宗教典籍的获取或进献作为外交活动的目的和重心。例如，武后派人前往于阗获取梵文《华严经》并邀请翻译家实叉难陀。二，有的外交人员本身就身兼使节和教徒二职于一身，例如，上述的拂多诞。三，外交使团中有相当比重的宗教人士，以遣唐使最为典型。四，宗教典籍成为此际外交文化交流的礼品。《华严经》、《道德经》、《二宗经》、《宝雨经》、《大云经》是流行最多最广的宗教经典。五，宗教圣物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中以佛舍利最为神圣，其次为佛像、老子像。
义净上人经过25年，游历天竺30多个国家后，“以天后证圣元年（695）乙未仲夏，还至河洛，得梵本经律论近400部，合50万颂，金刚座真容一铺、舍利300粒。天后亲迎于上东门外，诸寺缁伍具幡盖歌乐前导，敕于佛授记寺安置焉”［24］。六，佛寺、祆祠等往往成为域外使节、旅人的接待站或中转站。如京师西明寺便是日本留学僧的中转站。宗教寺、祠也往往成为外事活动场所，更成为寓居中国的域外人士联络聚会的中心。例如，所有西域传来新宗教之祠宇，以及西域人之家宅，多在长安城西部……西市有胡戏，西市多胡店［25］。七，宗教典籍的翻译是高层次的文化交流。如玄奘19年（645-663）中译出经论75部共1335卷外，还将《道德经》、《起信论》汉译为梵，用梵文撰写了《会宗论》、《制恶论》和《三身论》，传之印度［26］。
义静在中宗、睿宗时的译经，堪称高层次的国际合作，北印度何侕真那、吐火罗人达摩末摩、中印度人拔弩、罽宾人达摩难陀、中国人盘度、慧积担任证梵；中国人沙门波仑、复礼担任笔受；中国人沙门法宝、法藏担任证义；东印度居士瞿昙金刚、迦湿弥罗国王子阿顺担任证译；成均太学助教许观、杨慎交等为监护；崔湜、卢粲、韦嗣立、张说等为润文。他们皆为宗教之高僧，文化之精英。八，传教士特别是佛教高僧大德，成为这一时代知识和文化的象征。以佛教为代表的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同时也促进了物质文化交流和其他亚种精神文化的交流。几乎所有的高僧大德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极为深厚的造诣，在此基础之上，出于对法显、玄奘之类的兼佛学家、翻译家和冒险旅游家为一身的仰慕，或者出于对佛学理论的渴求，对佛教世界观的认可和追求，毅然出家，亲近三宝。
玄奘、一行、鉴真等不仅是佛教史上的领袖人物，同时也是中国科技史、外交史和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伟大人物。以他们为代表的佛教徒的西行求法或东赴海外传教，客观上促进了唐文化的丰满成熟，同时也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加速进步。总之，我们感到，高武时期的宗教文化显示了它们的进步性与合理性。
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流，虽然是排他性的，甚至于伴随着战争和流血冲突，但其在强大而统一的唐帝国境内的传播则必然遵循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则。“三夷教”以及佛教都不得不面对在华已经存在十多个世纪而且在国家上层建筑取得统治地位的儒教，不得不适应中国的民情和风俗习惯，不得不采取和平的手段和方式。以潜移默化的形式，以美妙天堂的愚昧和诱惑，以罪孽地狱的威吓，以谶纬、祥瑞、咒语、祷告等神秘方法进行说教宣传，怂恿统治者，争取下层信众。
佛教与三夷教等外来宗教在华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之所以最为发达是由于：一，佛教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外来宗教，民众信仰有悠久的历史。同时，从汉明帝夜梦金人，桓、灵之际在洛阳建寺译经，到梁武帝舍身佛寺、隋文帝敕令全国营建舍利塔寺，除北周武帝外，大部分统治者对佛教持亲近态度。
初唐统治者顺随历史发展的潮流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趋势，对以宗教为核心的外来文化基本采取了兼容并蓄的开放政策。唐高祖武德末年，曾经下令压制佛教，但因太宗的上台无始而终。二，佛教与当时其他宗教相比，其历史最悠久，理论精深，体系完备，组织较为严密，也是最为成熟的宗教。在华传教已经有了较多的教训和丰富的经验，早早学会了适应中国的文化传统。三，迎合了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佛教中人早就知道：不依国主，则圣教难立。在武则天摄政掌权到革唐为周的过程中，佛教徒积极进取，做了大量的宣传活动，在配合武则天的同时，显着地提高了佛教的政治地位，迅速地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四，与武则天的个人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她的家庭信仰佛教，太宗驾崩后，她又曾出家为尼，同时，她在佛学方面有很深的理论造诣，推广佛教与她的个人志趣息息相关。“朕囊劫植因，叨承佛记。金山降旨，大云之偈先彰；玉衾披祥，宝玉之文后及。加以积善余庆，俯集微躬，遂得地平天成，河清海晏殊，祥绝瑞，即日而至。”［27］作为女性，她有一般女性感情细腻、思维绵密、处事周全的特点。从《全唐文》中诸如《高宗皇帝哀册文》、《请父在为母终三年服表》等看，她的感情世界非常丰富而幽深，凄恻哀挽（婉）之情溢于言表。这些使她更易于亲近三宝。五，最为重要的是，高武时期的佛教文化与其他宗教相比，它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展示得更加充分更加圆满。
无论是从史书记载的高武时期的重大活动，如法门寺迎送佛骨、泰山封禅、明堂内的无遮会、每年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矗天枢、列九鼎，还是从遗留至今的文物遗迹如乾陵石刻、法门珍宝、各地碑志、大小雁塔来看，都显示了国际文化交流的时代情采。
五高武佛教政策和弘法活动对后世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1．高武时期独创的一些法事活动影响有唐一代。其中以迎奉法门寺指形佛骨最为典型。法门寺佛骨被李唐统治者尊奉为“护国真身舍利”，其地位殊胜无比。本是适应南北朝以来日益浓厚的舍利崇拜之风尚，而采取的一种变革，改隋文帝天下115州各个供养的方式，化零为整，独尊佛指形真身。赞宁谓之“隋分舍利，唐瘗真身”。“法门寺”寺名系时任隋大丞相的唐国公李渊改“成实道场”而来。太宗贞观五年（631）敕岐州刺史张亮开启地宫，礼拜真身，并拆望云宫寝殿修葺建塔。在此基础上，高宗武则天，别出心裁，参照印度浴佛节行像瞻礼的做法，结合中国实际，创意进行迎送佛骨活动。
从法门寺至东都洛阳，抬着佛骨沿着通衢大道，日夜前行。遇有大的寺院便停留供信众瞻礼。人们在瞻礼佛骨时，都倾力供养，上至帝后下至百姓，以能见到佛骨为荣，不惜财物。不仅如此，高武二帝还巩固了太宗以来关于佛骨“三十年一开（地宫），则岁丰人和，兵弥消”的传说。武则天一生两次迎奉佛骨，赐施也最为丰富宝贵。这两次迎奉佛骨的朝官级别也最高，长安四年的迎奉由鸾台凤阁侍郎崔玄暐总领其事。依循此故例，唐诸帝继续进行了四次迎奉，基本贯穿有唐一代。作为弘法的大手笔——迎送佛骨仪式的形成和确立，武则天起了无以替代的历史作用。我们看到，这一法事仪式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