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兰兰
有唐一代，公主和亲七个民族：吐谷浑、吐蕃、突骑施、奚、契丹、回纥、宁远，共16位公主。主要发生在唐初、盛唐、中唐，分别为：太宗时两公主，和亲吐谷浑、吐蕃；中宗时一位公主和亲吐蕃；玄宗时，9位公主和亲突骑施、奚、契丹、宁远；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时，四位公主和亲回纥，四帝时各有一公主出降。从人数看，玄宗朝和亲公主超过唐和亲公主总数之半；从和亲方向看，玄宗朝和亲公主9人中7人入奚、契丹，其中入奚3位公主，入契丹4位公主，占玄宗朝和亲公主的7／9，近80％，占压倒性多数。由此可见，玄宗时，主要和亲对象转为奚、契丹，这说明在唐朝传统的西北边患之外，又增添了新的东北边患。开元十三年（725），突厥默啜小杀对唐使袁振抱怨：“奚与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请结和亲，独不蒙许，何也？”［1］无他，势弱耳。这又是玄宗重视与奚、契丹关系及奚、契丹实力强大的一个反证。下面具体展开叙述玄宗朝与奚、契丹和亲状况，以证明上述观点。
一奚族源出东胡，为鲜卑后裔之一。“风俗并于突厥，每随逐水草，以畜牧为业，迁徙无常”［2］。开元三年（715）奚族酋长李大辅请降，玄宗封之为饶乐郡王，拜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饶乐都督，李大辅又求和亲，四年十二月，许之以固安公主，次年二月，公主入奚［3］。
开元八年（720），李大辅介入契丹内乱，战死，弟鲁苏嗣立袭爵，妻其兄嫂。后因固安公主与其嫡母不和，玄宗令其离婚，以东光公主代［4］。
开元十九年（731），奚酋李诗率部落五千帐降，拜左羽林大将军，归义州都督。后其子延宠与契丹共反，被幽州刺史张守珪围困。不久，李延宠降，拜饶乐都督、怀信王，天宝四载，以宜芳公主妻之［5］。
契丹，居于西拉木伦河、老哈河之间，辽河上游，东邻高丽，西接奚国，南至营州(今辽宁朝阳），北迄室韦，风俗与突厥大体相同［6］。开元三年（715），契丹首领李失活内附，被封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松漠府都督。五年，以永乐公主妻之［7］。
六年，可突于杀李失活，立郁于为主，遣使请罪，玄宗依之。十年，郁于请婚，玄宗封之为松漠郡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兼静析军经略大使，以燕郡公主妻之［8］。
郁于死，弟吐于立，与可突于有隙，可突于立李邵固为主，吐于与公主离开契丹。
十四年，玄宗拜邵固为左羽林大将军，徙封广化郡王，妻以东华公主［9］。
可突于来朝，不为时相李元纮所礼，三年后，可突于杀邵固，挟怨反唐，与奚、契丹共反，后败。天宝四载，契丹大酋长李延宠降唐，拜松漠都督，封崇顺王，妻以静乐公主［10］。
有唐一代，和亲公主的身份，可分为真公主与假公主两大类，真公主又分皇女、皇妹两类。肃宗次女宁国公主是第一个和蕃的皇帝亲生女儿，于乾元元年（758）归降回鹘［11］，那是出于对回鹘助平安史之乱的回报。对回鹘，于德宗贞元三年（787）、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唐又两次嫁真公主：德宗第八女［12］、穆宗五妹［13］。除此外，唐和亲公主均非真公主。假公主也分四类情况：宗室亲王女、宗室近亲女、宗室外甥女及功臣女。假公主中前两类虽身份不如真公主高贵，但均为李姓，宗室外甥女则虽与李唐皇室有姻亲关系，但非李姓。而嫁与奚、契丹的7位公主均属此类情况，且无一例外均是在玄宗时承担了和亲使命。玄宗为何要嫁异姓女而非李姓皇室或宗室女和蕃于奚、契丹呢？有两点解释：一，从上文的和亲过程，我们看到唐与奚、契丹是有战有和的，唐尚处于主动地位，奚、契丹的反叛均以失败告终，在其降附后，唐以公主妻之，因其当时相比西北吐蕃而言，还不是唐朝最大的威胁，故以地位较低的公主和蕃奚、契丹。其次，从奚、契丹的降而复叛、不断扰边看，其实力也并不弱，且处于不断增强的态势，面对不得不打起精神应付的日渐强大的东北夷族，玄宗不得不多次嫁公主以安边，岂能将自己心爱的皇女远嫁，甚至连宗室李姓女也不愿外嫁，只以异姓宗室外甥女和蕃，只要做到一种形式，完成一个过程，或者说只是为了不给对方造成寻衅的口实。而且，对于处在发展上升期、日益难以驾驭的异族而言，即使将皇女下降也是无济于事的，那又何必选身份高贵的公主呢？事实也证明，当时，奚、契丹的实力也的确强大到足以撕破和亲这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地步；同时，二族往往同时反叛，实力更增。天宝四载(745）九月，奚族怀信王李延宠、契丹崇顺王李怀贞分别杀宜芳公主、静乐公主而反唐，真是无“信”亦不“顺”也。
二以上是我们通过玄宗朝与奚、契丹和亲的史实分析而得出的对其实力的一些推测，下面，再从方镇的设置方面加以佐证。
奚、契丹始见于《魏书》，五代、宋时实力达到鼎盛，故其由来在《魏书》卷100《契丹传》、《库莫奚传》，《旧唐书》卷199下，《新唐书》卷219，《旧五代史》卷137《契丹传》《奚传》，《辽史》卷63《世表》里，都有记载，二者均源出东胡，异种同类。武周万岁通天年中，契丹叛，奚亦臣属突厥。两国（奚、契丹）常为表里，号曰“两蕃”［14］。可见，武周时，奚、契丹已成为严重边患。任何新生事物、新生力量都有其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从武周始兴的奚、契丹至五代、宋达到鼎盛，那么到玄宗朝时，他们应正处于上升曲线的某一点上。武则天690年称帝，玄宗712年登基，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东北边患已不容小视。玄宗在位时间长，经先天两年、开元二十九年的统治，至天宝初，东北边患已如箭在弦上，蓄势待发，故有天宝四载奚、契丹杀两公主反唐之事。即就是说，从武周万岁通天至天宝初已逾五十年，奚、契丹实力迅速发展壮大，士卒骁勇善战，安禄山反叛时，“养同罗、奚、契丹降者8000余人，谓之曳落河”［15］。《安禄山事迹》卷上言其“以一当百”。这使得唐朝边境形势也由唐初重点防御西北发展为东西两线同时吃紧，如696年武则天甚至“制天下系囚及庶士家奴骁勇者，官偿其直，发以击契丹”，可谓已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此制既显示了奚、契丹武力的强大，也暴露了唐府兵制下军事抗衡能力的下降。
与此同时，西南的南诏也开始加入到威胁唐朝的行列中来了，传统府兵制已无能为力，分身乏术，为解决边患问题，并提高战斗力，自玄宗朝始设藩镇。《新唐书》卷64《方镇表一》言：“高祖、太宗之制，兵列府以居外，将列卫以居内，有事则将以征伐，事已各解而去。兵者，将之事也，使得以用，而不得以有之。及其晚也，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城池之固，器甲之利，举而予之。何虑于其始也深，而易于其后也忽，如此之异载？岂其弊有渐，驯而致之，势有不得已而然哉？”这段话点出了玄宗改府兵制而设方镇的苦衷，乃不得已而为之也。
下面，从诸方镇的设置与调整中，我们试探寻玄宗朝的重点边患地区。
开元九年（721）设朔方节度使［16］；景云二年（711），以北都长史领持节和戎、大武等诸军州节度使［17］；开元元年（713）设幽州防御大使，次年置幽州节度，诸州军管内经略、镇守大使，又在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18］；景云元年置河西节度使，开元五年设陇右节度，六年设安西、剑南节度使［19］。唐玄宗时节度使共有九个，此外还有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我在这里选取的是设置后变动较多的，而这种变化，往往说明这一地区较重要或局势不稳定，而在查阅《新唐书·方镇表》后，我们发现调整最频繁的次数最多的正是幽州节度，共13次（至天宝三载），次为朔方，十一次，剑南八次，河西陇右合为八次，安西有七次，北都六次，这与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分析的盛唐战略布局是一致的：西北、东北、西南。而且，似乎东北线比其他两线更引起唐的重视。
再从兵力分配看。
据《资治通鉴》卷215天宝元年正月壬子条可见：九节度中西域的安西、北庭各有兵二万四千、二万；西北陇右、河西各有兵力七万五千、七万三千；防御东北的范阳、平卢分别为九万一千四百、三万七千五百；北方的朔方、河东分别为六万四千七百、五万五千；剑南、岭南分别为三万零九百和一万五千四百［20］。其中，兵力最多的是范阳节度。若从三线论，西南兵力最少，东线与西线兵力之和相差不多，仅一万九千一百。而吐蕃是西方劲敌，从兵力看，投入多，但对此二镇的调动调整却不是最频繁的，原因何在？首先，这两处是军事重镇，不宜轻动；其次，当时金城公主充当了汉藏友好的桥梁。开元十八年（730），吐蕃赞普向玄宗上书说：“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21］第三，吐蕃当时致力于谋取西域，开元十年，围攻小勃律国，二十四年（736），吐蕃以女嫁小勃律王，其余二十余国皆附吐蕃。天宝六年，唐命安西副都护高仙芝讨之。从以上三点分析，吐蕃当时相对安定，直接扰边威胁小。西南方向，南诏威胁也不甚严重，而东北的奚、契丹虽实力不如吐蕃，但他们此时正处于活跃期，迫使唐政府必须给以更多的关注、防范。这也就能说明当时为何多次将地位较低的宗室外甥女嫁与奚、契丹了。
三有一点必须说明，奚、契丹对唐日益构成威胁，成为玄宗心头的隐忧，并不等于说当时奚、契丹的势力已足以动摇唐王朝的根基，在唐与奚、契丹的关系中，唐王朝还是掌握主动权的一方，是采取攻势、主动出击的一方。在当时，国力决定了不能同时几线用兵，设范阳、平卢节度使可控遏奚、契丹南侵，避免腹背受敌，但已有采取攻势之意。如史言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杀公主并叛［22］，似乎全是安禄山的罪过，其实安禄山只是在执行中央的意图，并不完全如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中所言：“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而吐蕃盛强延及二百年之久。故当时唐代中国极盛之时，已不能不于东北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攻略，而竭全国之武力积极进取，以开拓西方边境，统治中亚细亚，借保关陇的安全为国策也。”天宝十载（751），在西南，鲜于仲通败于南诏；西北，高仙芝在怛逻斯为大食所败；东北，安禄山败于契丹。虽三条战线同时失败，但可看出唐不是以“守”为目的的，安禄山是深入到契丹牙帐附近为契丹所败的，不正可以说明唐在东北是想在防遏奚、契丹内侵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打击其实力吗？至于抵御奚、契丹的范阳等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却反转目标，发动安史之乱，则是后话，此处暂且不论。
注释：
［1］［4］［10］《册府元龟》卷979《外臣部·和亲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499页、第11500页、第11504页。
［2］［3］《旧唐书》卷199下《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54页、第5354-5355页。
［5］《新唐书》卷219《奚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75页。
［6］［7］［8］［9］《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第5349页、第5351页、第5352页、第5352页。
［11］《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萧国公主传》，第3600页。
［12］《旧唐书》卷195《回鹘传》，第5208页。
［13］《新唐书》卷83《诸帝公主·永安公主传》，第3668页。
［14］《唐会要》卷96《奚》，中华书局1955年，第1719页。
［15］《资治通鉴》卷216玄宗天宝十载，中华书局1956年，第6905页。
［16］《新唐书》卷64《方镇一》，第1761页。
［17］《新唐书》卷65《方镇二》，第1795页。
［18］《新唐书》卷66《方镇三》，第1832、第1836页。
［19］《新唐书》卷67《方镇四》，第1861、第1863、第1864页。
［20］［22］《资治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正月，第6847-6851页，天宝四年，第6868页。
［21］《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第6257页。
［作者：王兰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