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日本历来已久的对外扩张政策、当时日中两国国力的对比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人习称“八年抗战”，是从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将士书》起始至1945年9月9日日本签订投降书结束，历时8年。而中国与日本的这场战争其实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已经拉开帷幕了。国力急剧膨胀而国土狭小的日本早就觊觎近邻中国， 1890年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施政演说中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山县有朋的理论是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重要标志。据此，山县有朋提出要夺取朝鲜，进而进犯中国。
此后日本政府不断把“大陆政策”付诸战争。甲午战争就是其中一例，《马关条约》的获利使日本国力大大增长，也助长了它们进一步扩张的野心。日本于1927年东方会议上确定“征服满蒙”计划，皇姑屯事件是这一计划的序幕，“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新的侵华战争开端，伪满洲国建立则是日本殖民中国的新尝试。
由于“东北王”张作霖未完全应允日本提出在中国东北享有的种种特权，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关东军私自策划谋杀张作霖，意图使东北陷入混乱，以便出兵占领。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制定了谋杀张作霖的详细计划，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土肥原贤二参与了策划。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从关内返回奉天（沈阳），途经皇姑屯时所乘列车遭关东军预设炸药的袭击，因重伤不治于当日去世。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属私自行动，未得日本政府批准，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却不得不含糊结案。政府对军队的失控，使得日本****愈发嚣张。面对日本人的进一步威胁利诱，12月29日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日本谋占中国东北计划遭遇挫折，为“九一八”事变留下伏笔。皇姑屯事件及其衍生出来的争端，最终引发了后来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
从法理上讲，张作霖是当时中国的国家元首（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又称安国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谋杀他国元首是战争罪。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张作霖（1875~1928），辽宁海城人。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曾投身绿林，后受招安，历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是奉系首领，号称“东北王”。1927年6月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行使大总统职权。1928年，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奉军全线崩溃。6月2日张作霖声言退出北京，返回东北。4日遭遇皇姑屯事件，重伤致死。
河本大作（1883~1955），日本兵库县人，曾到中国东北参加日俄战争。1919年加入少壮派军人组织“二叶会”，与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共事。1926年任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曾以“参谋旅行”名义进行了五次军事侦察谍报活动。1928年部署谋杀张作霖，后因此被解职。此后他又参与“九一八”事变及日本人在东北的经济掠夺活动。1941年受邀任“山西产业会社”社长。日本投降后又积极参与日军在山西的“残留”活动。
决定暗杀张作霖的方案，我是领导者
1928年5月上旬，在关内的奉天军受到国民党军的压迫，逐渐向北方退却，已经呈现不能留在关内的状态。在北京的芳泽公使根据东方会议的决议发表声明说，国民党军若跟随奉天军进入关外，对满蒙有特种权益的日本是不能默视的，警告了国民党军。于是，关东军也于5月9日以后向奉天集结兵力，从朝鲜派遣的混成旅团也逐次向奉天集中。
接着关东军根据东方会议的决议，为解除从关内败归的奉天军武装，准备向锦州方面转进。关东军在满铁之外地方行动时，必待奉勅命令。关东军司令官通过参谋总长督促该命令的下达，内阁总理田中义一却左推右托，不履行奉勅命令的发出手续，延误很久。此时在关内的奉天军每天由铁路运输或步行回到关外，5月20日前后已到奉天省者有5万余人，继续败退的兵力约25万人。
如是，关东军为等待勅令空过了宝贵的时日，再向锦州方面转进，是腹背受敌的不利态势，结果失掉了转进机会，陷于进退维谷之窘境。相反奉天军方面连日增加兵力，呈现优势，侮日气氛与日俱增，日本军将兵及日侨一般愤懑达于极点，呈现一触即发的局势。于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日夜焦虑如何脱此困境？在奉天中日两军的冲突虽不足惧，但难于保护散在各地的日侨及满铁防卫的安全。因此，只有将奉天军的统帅张作霖弄死，打乱其指挥系统，暂时避免彼我的冲突，此外别无良策。并且认为，尽可能在关内暗杀张作霖最好，所以拟派军司令部附竹下中佐到北京会见北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及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铃木一马，委托其协力解决；并决定竹下于5月25日出发前往平津。
竹下中佐出发时到参谋部谈了他的使命。关东军参谋部各参谋得知军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认为，自己不做此事情，而使他人火中取栗，并且认为在北京及天津大概也无法实行。全体参谋认为，村冈司令官既然有暗杀张作霖的意图，我们幕僚不能袖手旁观，应以全力实现其企图。结果一致意见排除依靠北京天津的主张，自己来干，且期其必成。开始时决定在新民府东方巨流河铁桥附近安装爆破装置，但侦察结果，奉天军的警戒很严，所以又变更了计划，决定于皇姑屯东方约1000米的奉山线和满铁线的交接点，此外无适当地点。
可是，该交接点的警备是由独立守备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担任，因而有得到他谅解的必要，如果可能，委托东宫大尉实施，是为最良之策。为此，把东宫大尉叫到参谋部向他说明一切，并希望得其协助。东宫大尉则主动应允，并且誓言一定满足军司令官以下各位的希望。他希望派神田大尉及桐野工兵中尉辅助。关东军参谋部使菅野工兵少佐准备电气工具及炸药，交给东宫大尉。
如是，东宫大尉于5月28日一切准备就绪，即于皇姑屯东方与满铁交接点装置了炸药，于该交接点的南方约500米的瞭望台上装置了电气机，又于奉山线上装置了脱线器两条。准备完了，静待张作霖的列车到来。据北京建川的情报，张作霖原预定6月1日到奉天，后变更为6月2日自北京出发，3日在锦州受到吴俊陞（黑龙江督军）的迎接，于同日夜自锦州出发，预定6月4日拂晓到奉天。当时关东军参谋部认为有必要确知张到达奉天附近新民府的时间，遂派驻奉天独立守备第二中队附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6月2日），使用当地军用电话与军参谋部联络。
6月4日将近拂晓时，武田中尉通知说张作霖列车已通过新民府，于是立即与东宫大尉联络，命其准备完全。6月4日黎明（午前五时半）张作霖的列车到了皇姑屯，接近交接点。他坐的车（天蓝色铁甲车）到达交接点上时，东宫大尉押了电门，交接点发生大爆炸，满铁的压道车炸得粉碎，张作霖坐的车炸飞车盖，连接的餐车起了大火。这时，警戒交接处的奉天宪兵将受重伤的张作霖抬入汽车，送往督军署。吴俊陞当即死亡，其他死伤者约五六名。奉天则对张作霖的死保持秘密，宣传说他还活着。
事件发生后，奉天军参谋长臧式毅采用极端不抵抗主义，严令无论有任何理由不许与日本军生事，事态是非常平静稳定的。日本方面则由总领事林久治郎于6月4日午前主持召开军官民联合会议，在会议席上林总领事说：关于今天早晨在奉天发生的事件应速调查，使内外（指英美）能明了真相是最紧要的。全场反对，其中宪兵和警察官断然反对调查，说问题是在中国领土上发生的，将惹起国际上的很大注意，日本单独自动调查，有百害而无一利。结果，请示关东军司令官及关东厅长官，而关东军司令官和关东厅长官会商结果，决定对本事件采取不调查的方针，并将此方针指示给宪兵司令官及警察局长。其后从日本内地派遣了调查团体，现地宪兵、警察拒绝协助调查。还有北京的英国人特务毛利逊来调查时，也毫无所获。这样，经过一些时日就成了“谜”。
1928年末，在日本国议会中的民政党议员中野政刚和永井柳太郎，向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质问说：本年6月间在关东军警备区内发生了皇姑屯事件，关东军任何人都应负责，而至今竟无一人负责，这不能不认为是军纪弛缓，请当局大臣回答。白川说：现正调查中，判明后即可发表。于是关东军为指定谁为责任者而焦思苦虑，结果是铁道警备的责任者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及关东军担任警备的高级参谋河本大作二人，受到行政处分而公布了。至此，皇姑屯事件的行政处置告一段落。
关于皇姑屯事件的罪恶行为：我察知村冈司令官有暗杀张作霖的企图后，并未冷静考虑该企图的是非曲直，只是认为司令官的意图完全正当，故而未选择其他合法合理的手段，盲目的规定了实行方案。我认为司令部的高级幕僚应该完全辅佐司令官，因而采取了此种轻举妄动的办法。听到竹下中佐的报告后，即召开参谋部会议，决定了暗杀张作霖的方案，我是该次会议的领导者。据报暗杀地点巨流河铁桥不很适当，我即在图上选定皇姑屯东方南满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为爆炸地点。我又亲自乘汽车往现地考察，认为该处的交接点最为适宜。东宫大尉，我于1923年在广东与他相识，认为他是刚毅果断的人物，即选定他为本事件的实行者。为了探知张作霖所乘火车由北京出发后的情况，即和北京、天津、山海关、锦州各地的谍报人员取得联系，并根据我的意图派武田丈夫中尉到新民府，又在皇姑屯车站布置密探，计划使密探待张作霖所乘火车到站或开出时发射信号（花火），但该密探未执行。我事前取得宪兵队长三谷清中佐的充分谅解，约定调派东宫大尉以下神田、桐野、武田等担任该项任务。因为参谋长斋藤恒少将言语不够谨慎，恐其泄露秘密，所以我未将重要问题告知他，多系我自己独断独行。并且村冈司令官也不相信斋藤参谋长，所以重要案件多直接命令我执行。总之，皇姑屯事件的重大问题，其全部责任应归我担负。
我自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以侵略满洲为目的
根据东方会议决议，为解除奉军武装，朝鲜军于1928年5月15日前后到达奉天，与关东军一同等待下达奉敕命令，以便进至锦州一线，解除撤回满洲的奉军武装。一切准备均告完毕，但田中义一迟迟不下达奉敕命令，奉军已有六万余人撤回奉天，关东军失去了进军锦州的时机。
关东军的有生力量为一个师团，约1万人，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约4000人。但从一个师团中还抽调一个旅团派往济南。因此，关东军的实际总兵力为一个旅团和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共约9000人。当时朝鲜的有生力量为2个师团，约2万人。从中抽调一个旅团，约5000人派往奉天，支援关东军解除奉军武装。这样，为解除奉军武装而准备的有生力量，包括关东军和朝鲜军，总兵力共有1万余名。
由于奉敕命令不下达，关东军面临危机，但是利用奉军撤回满洲的机会，也是杀死张作霖的好时机。因此，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为了摆脱危机，便决心利用上述时机杀死张作霖。由于是仓促之间作出的决定，因此并没有制定具体的政治谋略计划。
估计奉军可能由于张作霖被炸死，向满铁附属地和各日本人居住地区采取报复和反击行动。为此，命令各部队加强警戒，做好应战准备。
奉天特务机关通过张作霖的日本人顾问团，调查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反映。据奉天特务机关报告称，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天军尚未决定由谁指挥，内部极为混乱，莫衷一是，结论是奉天军并无报复意图。当时奉天特务机关的机关长为秦真次少将，副机关长为森冈中佐。
关于张作霖被炸死后的奉天军继承人问题，据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张作霖与张学良尽管是父子关系，但并不融洽，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并不特别悲伤。而我个人的观察恰好同奉天特务机关的情报相反。据我判断，张学良对其父张作霖之死是有报复思想的。关东军参谋部及我个人计划以奉天军总参议杨宇霆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指挥奉军。而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则接受了张学良军模范团长荒木五郎的意见，建议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立张学良为张作霖的继承人。于是，村冈长太郎接受了秦真次的建议，决定以张学良代替张作霖。
1928年8月中旬，张学良驻山海关，杨宇霆驻秦皇岛，奉军北方派与国民党军南方派在天津一线相对峙。这时，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与张学良军的荒木五郎前往山海关，将张学良迎回奉天，作为张作霖的继承人。
日本外务省的林权助，为了实现除掉杨宇霆的阴谋而赴奉天，在奉天领事馆向张学良讲述了日本外史中大阪夏季战役的故事，说服张学良杀死杨宇霆。1929年1月，张学良将杨宇霆（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和常荫槐（黑龙江省省长）二人召至其会客室，命卫士长举枪将二人击毙。
我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部高级参谋，负责情报工作，大佐。从1928年5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执行东方会议决议，从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来到奉天，关东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奉天中央广场东拓大厦内。
我自从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后，便以侵略满洲为目的，大力宣传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7年7月1日我以随员身份参加了东方会议。此后，关东军一方面制造舆论，另一方面为解除东北军武装，制定进军锦州，破坏公路，扰乱后方的计划，并发给各部队进行研究。1928年6月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有意将张作霖杀死，我便盲目地策划炸死张作霖。事后我也曾想过，不炸死张作霖，以其他方式也有可能解决问题。杀死不该杀的人，我更是罪上加罪。
事件发生后，蒙骗一般人，使其相信不是日本军所为。并宣传说：事情发生在中国领土上，弄不清谁是凶手。不过从现场的尸体来看，有可能是南方派来的特务干的。还有的中国人认为，这是中国人自己策划，自己动手干的。
关于张作霖炸死事件的善后处理，曾采取如下的政治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