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爆炸事件的前一天晚上，驻大石桥的伊藤谦二郎曾到军司令部访问我，当时恰巧我去军司令官处有事而未遇，他又去拜访东宫铁男大尉。相见后，伊藤说，如果在皇姑屯的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动手，很自然被认为是日本军干的，是否可以伪装成是由南方派动手搞的。如果同意，我可以带来几个南方人，让他们带上信件，就可以装成是南方派干的。东宫表示同意，并让伊藤将扮南方派的特务带来。伊藤原说有五六人，实际带来的只有三个人。这时东宫给我打电话，并说准备利用这些人。当时我表示同意，并委托东宫办理此事。东宫准备将这三人留在现场，当第二天列车爆炸时，将他们同时炸死。这三个人预感杀机，企图逃跑被东宫用刺刀杀死，将尸体运至现场，盖上帐篷，并在这些人身上放好伪造的南方派发出的杀死张作霖的书面命令。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企图蒙蔽世人耳目，但并未收到明显效果。
此外，还警告各侨民团：“即使这件事是日本军干的，也不许议论，否则就是卖国贼。如果有关军官被追究逮捕，则决不放过各侨民团和全体独立守备队。”从而在全满大造舆论。同时，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和关东厅长官木下谦二郎还决定，关东宪兵司令部和关东厅警务局绝不插手这一事件。所以当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向关东宪兵司令部下达命令时，该司令部根本不作任何汇报。于是，陆军大臣白川义则便派峰宪兵司令官到满洲调查事实真相。当峰到达满洲后，虽然会见了村冈、木下两巨头和小山关东宪兵司令官，但一向不得要领。企图对奉天的出事现场进行调查时，当地的宪兵又不肯忠实地为其服务，结果毫无所获。正值此时，朝鲜宪兵司令官报告称：在满洲虽无法调查，而我这里却获得了材料。原来是参加此次行动的来自朝鲜的桐野工兵中尉，在平壤的滩波队长（中佐）招待的宴会席上，有人问他：“皇姑屯这一手干得真漂亮！究竟是怎么干的？”这时，桐野已是三杯下肚，借着酒劲，便将全部计划合盘托出。于是峰宪兵司令官便带着这份材料回到日本，并向中央汇报。中央虽然基本上了解了事件的真相，但是，参谋本部和当时的内阁都不同意发表，因而不了了之。
在此之前，当事件发生几天之后，英国方面曾派当时在北京的著名特务莫里逊赶赴现场进行调查。事件发生后，现场到处都是日本军所用的黄色炸药，而满铁以恢复交通为名，立即修理了皇姑屯铁桥，结果，莫里逊没有拿到任何证据，空手返回北京去了。
在当年年底召开的国会上，民政党的中野正纲和永井柳太郎二人，向白川陆军大臣提出质问：皇姑屯事件发生在关东军的势力范围内，在国际上也是相当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一个人被追究责任，被调查，任何人也没有受到处罚，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关东军的军纪松弛已极。我等议会不能坐视，请求白川大臣答辩。白川大臣答道：一定调查，查出负责人。这样，陆军省要求关东军拿出事件的负责人，就必须有人做牺牲品，关东军司令官为确定这一人选而十分苦恼。于是我主动提出作为负责人之一。关东军便以当时警备参谋的名义，由于在其警备地区内发生事件，是失职行为，而将我作为事件的负责人之一，另一名是铁道警备的全面负责人、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将我等二人上报中央。先将我调任金泽第九师团司令部附，一两个月之后，于1929午7月l日受到停职一年的处分。
皇姑屯事件的当否，是个战略计划问题
关于皇姑屯事件，关东军应该负全部责任，我负主要责任。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意图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也曾采取过同样手段。至于皇姑屯事件的当否，是个战略计划问题。当时发生了济南事件，满洲的空气也非常紧张，处于劣势的关东军如果一旦同优势的中国军队交战，则关东军将必败无疑。皇姑屯事件是非又当别论，但这次事件爆发后，紧张的空气顿趋缓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企图是从皇姑屯事件前后开始的，那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计划。
皇姑屯事件是在中日两军处于非常危机的时刻，由军司令官策划的。今天冷静地回想起来，当时不发动皇姑屯事件，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双方冲突。然而，我受到****者侨民的煽动，执行了军司令官的意图，这是错误的。只因为是军司令官的意图便盲目地服从，这是错误，是最大的罪恶。
日本军集结到奉天时，满蒙问题大有即将解决之势，但由于田中内阁的优柔寡断，奉敕命令迟迟不下达。在这期间，张作霖由关内退出的部队已有五万集中到奉天，在山海关还集中了25万人。这样一来，日军已无法采取行动。而另一方面，中国侮日的形势日益高涨，关东军却无所作为，因此，日军和侨民便认为必须发动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军便面临着一触即发的危机。
城野宏，日本长崎市人，1938年到中国，历任三十七师团司令部参谋部部附、山西陆军特务机关总务课政治课课附、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官等职。日本投降后曾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合谋社上校军事组长、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少将总队附兼政工处长等职。1949年4月被俘。
日本尝到了甜头，关东军也就无意再追究炸车事件的真相了
（奉军在北伐军的攻击下大批退回东北）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处心积虑地暗自策划解决办法。他认为，自己的幕僚河本参谋等从一开始就坚决主张按照“东方会议决议”执行，因而难于向他下达命令，便亲自向曾任吉林省军顾问的竹下义晴秘密下达命令，委托竹下潜入北京，在关东军管辖以外的地方，袭击张作霖返回奉天时所乘的列车。然而，竹下却将这一计划泄露给河本参谋。当时河本曾向竹下提出忠告，认为此举有可能以失败告终。因此，竹下虽然奉村冈司令官的密令赴京，但北京的建川少将却电告村冈司令官，此计划不能实现，因而作罢。
但是，置之不理也终非了局。日本不仅没有下达按东方会议决议而行动的奉敕命令，而且发现，根据惯例为了获得奉敕命令，在帷幄上奏时，必须有首相侍立，可是连这一程序也尚未进行。因此，归根结蒂，等于是停止执行东方会议的决议。
在上述情况下，河本参谋认为已经到了不采取非常手段不能打开僵局的地步了。为了在不付出重大牺牲而使奉天军屈服，只有铲除其首领，或可有成功的希望。因而决心采取消灭张作霖个人的计划。并且认为最简便的办法就是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列车。关于具体的执行办法曾作过多方面的考虑，结果认为采取行动的最好地点只有位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之满铁线和奉山线的交叉点。这里是东宫大尉的警备地区。于是便将当地的负责人东宫大尉召至沈阳馆（当时的关东军宿舍），示之以密谋的要点。东宫大尉的回答是，除东宫外还有二三名青年军官，以及北陵的地主榊原某和伊达顺之助等人，早已酝酿这一计划，并已做好充分准备，随时可以行动。河本参谋听后十分满意，并询问了计划的具体内容，发现其用心十分周到：直接爆破由来自朝鲜派遣军的藤野中尉（河本所供述另一材料中为桐野）担任，他是东宫大尉的同期同学。采用工兵的专门技术，用电动装置进行爆破。万一失败，则使用事先备用的脱轨机。还考虑到若仍不成时，最后还准备了由神田安之助中尉集中精于剑术的勇士所组成的敢死队。同时，对于此次爆破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两个月前，奉天军曾计划通过交叉点上方满铁线，从洮昂线向沈海线运输军用物资。当时为了防止对满铁线造成影响，为了保卫南满铁路，在交叉点附近利用沙袋筑成护路用的碉堡。修筑碉堡用的沙袋里装上炸药，用以代替沙子，这种炸药拥有极强的威力。正由于是两个月之前筑成的，就连满铁自身的员工对于这一用沙袋筑成的碉堡也没有任何怀疑。而且，是由不了解内情的士兵在其他地方将沙袋中的沙子换成炸药，又由另外一批士兵运至此处，所以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准备当张作霖的列车进入交叉点时，立即按动电气开关。为了监视列车到达时间，在皇姑屯的前一站新民府站有武田中尉负责侦察。在交叉点附近原来就有一座监视列车用的瞭望楼（二者之间相距150米），届时指挥者可以在瞭望楼上指挥。这可以说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计划。河本参谋听到东宫大尉等人已进行了上述准备和安排，深感满意，并鼓励他们将这一计划付诸行动，并亲手交付1000元作为行动经费。一切只待时机到来。
6月4日凌晨5时，沈阳的市街还在沉睡中，在皇姑屯方向发生一声轰然巨响，将沈阳城内城外的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该地附近硝烟弥漫，直冲云天。在满铁与奉山线的交叉点上，张作霖乘坐的天蓝色装甲车和连接在其前部的餐车，车体像刀削的一样被切断，颠覆在线路以外，熊熊燃烧。坐在这节车箱中的张作霖被抬进宪兵前来迎接的汽车中，似乎是负了重伤（实际是当场死亡）。同车的吴俊陞当场死亡，日本人顾问仪我诚也（少佐）也碰伤了面部和腰部，此外还有五名死亡。
事件发生时，为保卫张作霖而乘坐在该列车前部和后部的侍卫队，被这一意外事故所震惊，未及弄清原委，只是惊慌失措地向铁路附近正去上班途中的工人们架起机枪，滥行扫射，致使附近一带景象更加悲惨。
关东军司令部得知这一意外事件发生时，估计其后果不容乐观。但意外的是奉天军参谋长臧式毅从事件发生就采取极端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行动。结果是未费一兵一卒，便消灭了张作霖，比执行东方会议决议还要简单，日本尝到了甜头，因此关东军也就无意再追究炸车事件的真相了，木下关东厅长官也同关东军持相同意见。因此，日本方面的宪兵、警察的行动都受到限制。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积极主张进行调查，以解除各外国的疑虑，但在会议席上遭到军部的批评而退缩。由于上述原因，使社会上颇有坠入五里云雾之感，任凭人们作为“迷”的事件而议论纷纷，谣言四起，而这正是军部求之不得的。正值此时，突然在日本国内的国会上，由在野党的民政党议员中野正刚、永井太郎抓住这一问题，向白川陆相进行指责：对于如此重大事件，态度暧昧。企图借以倒阁而穷追不舍。原来准备尽可能不了了之的田中首相，也感到事关内阁命运，因此，不久白川陆相便将铁道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警备主任参谋河本大作二人，作为当事人给予停职处分，继而编入预备役，借以敷衍了事，搪塞了国会，而军部始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最后糊里糊涂地将事件掩盖过去了。事件发生后不久，田中首相可能是由于劳累过度，在青山家里，在睡眠中因心脏麻痹而猝死。
张作霖死后的东三省当然还需要一个统治者。但其子张学良对日本军阀的阴谋深感不可预测，有所警惕，因而留在保定（河本大作供词说张学良当时在秦皇岛），不肯出关。这时，曾经同张学良有过密切交往的日本人荒木五郎进行策划，并向当时的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说明，秦少将又说服村冈司令官，让张学良担任等于是被他们亲手杀死的其父张作霖的后任。可以说，日本侵略者们实在是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为所欲为，将东北的政治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
村冈司令官特派少将前往保定，按照秦的建议，迎接张学良出关。张学良对于秦少将提出的日本一定给予援助的诺言深信不疑，便化装成苦力回到奉天。进入督军公署后不久，便受了昔日的好友、以日本外交元老而知名的林权助的访问。林拿出《日本外史大阪之阵》一书，以丰臣家第二代将军丰臣秀赖为例，督促张学良自重。所谓自重，就是要求张学良切忌不要像乃父张作霖那样，为在中国称霸的野心所动。另一方面，还劝说张学良起用杨宇霆等“忠臣”。林的一席话中不包含日本军阀的野心，是发自内心的为张氏一家着想的个人忠告。
然而，张学良动辄认为杨宇霆及其亲信常荫槐威信高，甚至可以夺取自己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人物。1929年1月，将杨常二人召至督军公署，在接待室里让卫队长将二人当场开枪打死。这样，张学良开始作为一个随心所欲的统治者而君临东三省。张学良按美国留学归来的青年的建议，开始接近美国总领事；美国总领事也认为机不可失，便投入张学良的怀抱。日本侵略者被排挤在一边，逐渐呈现出排日的色彩。期间南方的蒋介石政府也逐步开始同美国合作，抗日声势大振。最后，张学良终于同亡父之敌蒋介石联合，实行易帜，采取青天白日旗，放弃了其父在东三省实行的门罗主义，大胆实行排日政策。结果，万宝山事件、中村大尉被杀害事件相继发生，日本军阀和侵略者十分焦躁不安。然而，所谓中村大尉被惨杀事件，实际上是中国方面逮捕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充当爪牙的特务间谍，只不过其处分手段略嫌残酷而已。而日本军阀却巧妙地利用这两个事件煽动日本国内的爱国舆论。于是，张学良和日本军阀之间的气氛逐渐险恶。从这时起，日本部分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分子暗中大肆活动，主张已进入“非常时期”，并借“满蒙生命线”的题目大造舆论，伺机发动武装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