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酉亭随即致电重庆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完整地带出南京，在安全地带，正往重庆赶，但费用困难。接到电报的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没有想到，这些良种动物，还有希望失而复得。他接电后，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并电告“大军”：“不可再去武汉，须沿大别山北麓公路西行，过平汉路，再沿桐柏山南麓迳趋宜昌。”
大别山层峦叠嶂，道路崎岖，动物大军们却不怕艰难，不怕危险，冒着敌人轰炸的炮火，在敌人的追剿中前行……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支队伍安全抵达宜昌，行程约3000华里。因为天寒地冻，如兔子等一些小的动物不耐寒被冻死了，但也迎来了新的希望—两只小牛犊在这个时候出生了！
“大军”赶到宜昌后，宜昌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深为教工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所感动，同意挤出舱位并不收运费，输运乳牛、羊等活口至重庆。
在专家学者时而惨烈、时而惊险、时而愤怒、时而悲痛的讲述中，对动物大军的故事，记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他们动情的讲述中，几个普通人的坚持、毅力、屈辱、不幸……种种经历在讲述中，渐渐还原。而日军侵略造成如此惨状的西迁也如同一把刺刀深深刺痛了记者的心。
六、矢志不渝，走向一流
重庆当时相对安全，就像久别的故人一样，动物大军的到来让罗家伦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在频繁的炮火中，重庆的办学竟从未中断过，甚至欣欣向荣。
在这之后，中央大学成了当时全国高校中门类齐全、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全国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一度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来填报。
1．动物大军抵达重庆，罗家伦目睹此景不禁热泪长流这一年深秋，11月中旬，重庆沙坪坝码头一队风尘仆仆的牲畜从远处走来。牛羊脚步悠闲，鸡鸭啼声嘹亮，而守护在它们身边的人却个个蓬头垢面，几乎衣不蔽体，这就是王酉亭他们的动物大军。在经历了一年的长途跋涉之后，他们终于奇迹般地来到重庆，校长罗家伦目睹这一场景不禁热泪长流，竟像孩子一样与那些“远道归来”的牲畜相拥亲吻。
罗家伦本身是个诗人，与动物大军在重庆见面的场面他在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用足了笔墨来形容他当时激动的心情：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震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真像是久别的故人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
抵达中央大学新校址时，数千师生全部从教室里涌了出来，排列成两行，就像欢迎从前线出征回来的将士一样，含着热泪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欢迎他们，欢迎这些千辛万苦的老师傅，也欢迎那些千辛万苦“回来”的动物。
南京大学党委原书记洪银兴评价：“看起来仅仅是西迁中的一件小事，但这是一种气节，人不能当亡国奴，动物也不能当亡国奴啊。”而在重庆西郊沙坪坝，由于奶牛的饲养管理和疫病防治得体，抗战8年中除批准淘汰的牛外，从未病死过一头奶牛。
在采访中，我们却始终没能找到任何一张王酉亭或当时其他工友的照片，只知道他们都是江苏涟水的老乡。南京大学的相关校史记录，中央大学的老校友曾回忆，王酉亭是一个个头不高、性格倔强、头发花白、说一口江苏涟水方言的中年人。70多年前当民族危难的紧要关头，也许他们并没有想到，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会带给后代怎样的震撼。而在他们看来，只是做了一件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
2．屡遭空袭“室徒一壁”，中央大学在重庆走向亚洲一流到了重庆的第二年，国立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了2000以上，沙坪坝的校址也容不下了，而且为疏散方便，也应另辟新址。
于是沿嘉陵江而上，在离沙坪坝本部25公里处又选择了一个风景清幽的地方—柏溪，建筑了一处收纳一年级新生的分校。该处逐渐建起了44幢校舍，可容1000多人。中央大学的医学院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以及附属牙医专科学校迁至成都华西坝，中大实验中学则设在贵阳。4处有4处的好处，可是4处的开支也非常大。
战祸纷纷，国立中央大学送出校门的栋梁人才却是一批接着一批。同期，日本敌人轰炸却是隔三差五。沙坪坝的图书馆、校舍，成都医学院等都曾遭到破坏。森林系的一位教授曾对沙坪坝的空袭作过详细统计，有一个月空袭高达28次，有一天多达5次。又如1940年一个星期间，校舍就被轰炸了3次。
第一次是6月27日，第二次是29日，第三次是7月4日。房子被炸毁和炸坏的，不下20几所。
频繁的空袭，使得钻防空洞成为中大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罗家伦乐观地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的办公室瓦没有了，墙也没有了，在夏天的烈日之下，我照常地和同仁在“室徒一壁”的房子里面办公；修好以后，照常开学上课。我们和顽皮的小孩子一样，敌机来了，我们躲进洞去；敌机走了，立刻出来工作。幸赖师生防护服务团里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我们大学的范围以内，没有死伤过一个教职员和学生。
而实质上，在夏天烈阳下，他照常和同仁在只有一面墙壁的房子里办公，仿佛犹太民族的“哭墙”一般。
我们在重庆四年，这四年的日子，不是好过的。我们的学校穷，同仁也穷，但是国家在抗战的时候，谁说穷是不应该的？我们只能以大义相劝勉，以感情相维系。
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我们现在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抵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术与否。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术压倒敌人，就是我们的空军强大到轰炸东京的时候，我也不希望他轰炸东京帝国大学，像他们对付我们一样；我认清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1941年8月，罗家伦因故请辞。在离开中大时的告别演说中，罗家伦的壮士豪语颇有气魄。
国立中央大学当时与北大齐名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最早的国立综合性大学，为东南的学术重镇，素有“北北大、南中大”之称。其前身为两江师范学堂，建于1902年，历经南京高等师范及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1932年8月，原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出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抗战全面爆发前，该校已在罗家伦的带领下，发展为有文、法、教育、理、工、农、医7个学院和34个系科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在1948年普林斯顿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中已超过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排名亚洲第一。
而今天的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苏大学、江南大学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拆分在江苏的9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