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日寇的铁蹄已经开始向南京进发。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南京新闻报人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灾变与磨难。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许多赫赫有名、怀抱理想的新闻记者，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对侵华日军的暴行进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访，号召全国军民抗战到底。
世人皆知张恨水是名扬天下的小说家，其实他原本是一位报人。更令人敬重的是，张恨水一手创办的《南京人报》，是南京沦陷前坚持到最后的一份报纸。它被迫停刊那天，正是南京沦陷前四天，1937年12月9日。
一、毁于战火，遍寻不见《南京人报》
为了追寻张恨水在南京办报的故事，我们前往南京档案馆、南京民间抗日纪念馆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1937年南京沦陷前的老报纸。工作人员告诉我们，1937年10月份开始，南京新闻界陆续向重庆转移。
当时南京城战火纷飞，每天日军空袭南京数次。由于战乱，大量报纸散失，所剩不多。
目前保存最全的是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央日报》合订本，最后一期是1937年11月27日。其余报纸早就不见了。
而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图书馆也同样寻觅不到《南京人报》。“当年南京沦陷前的这份老报纸，估计全国的任何一家图书馆都不会有了。”重庆图书馆缩微文献部负责人遗憾地说道。
南京图书馆是保留南京1936年至1937年的报纸最齐全的地方，不过这里也仅有1937年2月起零散的几十份《南京人报》，馆藏的最后一期出版于1937年5月1日。原版合订本几乎成海内孤本，下落不明。又由于20世纪90年代摄制技术水平有限，缩微文献拍摄得模糊不清，阅读起来相当困难。
那么，《南京人报》的创办者张恨水先生手中是否会有老报纸呢？记者带着疑问，辗转找到了张恨水的四子—张伍先生。
“很可惜，我父亲手中珍藏的唯一一本《南京人报》在文革期间丢失了。”
张伍先生现居住在北京，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小时候，父亲张恨水常给他讲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在南京办报的故事，也经常回忆全家人颠沛流离到四川，生活在山村里的8年。
张伍说，“我幼年时曾问父亲：‘我又不行五，为什么叫张伍？’父亲告诉我：‘我们老家是安徽，被日本人占了；你母亲的家是北平，也被日本人占了。
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够入伍拿枪，打败日本，收复我们的国土！所以给你起名叫张伍。’”
二、创办首日，销量达1.5万份
1936年，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是张恨水所办的《南京人报》。“父亲总说他的主业是新闻记者，副业才是写小说。小时候填家长情况登记表，填到父亲职业一栏，父亲总毫不犹豫地说：‘记者！’”张伍告诉记者，父亲做过校对、新闻编辑、副刊编辑、电讯记者，做过主笔、总编辑、经理和社长。
而他做的时间最长的是副刊主编。
20世纪30年代，张恨水已经成名，《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风靡一时，《啼笑因缘》更是让他家喻户晓，成为言情小说大家。
办报、写小说两不误，一部长篇小说就可得稿酬4000元，收入颇丰。当时的张恨水在北京买下了一所王府，自备了一辆小汽车。
张恨水伏案创作
然而，九一八事变令中国时局巨变。1936年张恨水举家迁到南京，原来打算在南京近郊买块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乡下安居乐业。但这时南京著名报人张友鸾鼓动他出资办报，张恨水便拿出4000元积蓄，在中正路租下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大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印刷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1936年4月8日，《南京人报》横空出世。
由于张恨水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万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要知道，当时南京有数十种报纸，一天能销到2000份，已是极高的发行量了。
《南京人报》是当时南京最具知名度的报纸，1936年4月8日出版首日，销量就达到了1.5万份。
三、拒受经援，被称为“伙计报”
张伍回忆道：
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而《南京人报》则不接受任何“经援”，也没有任何后台，完全是父亲自己半生砚田收入所得，倾其所有，办此一报。
由于“北华美专”和《南京人报》的开办，父亲囊中已是空空如也！友鸾叔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人才济济，张友鸾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编副刊《戏剧》，张友渔为报纸写社论。
《南京人报》是一份小型报纸，资金不足，规模不大，但人才济济。父亲任社长，兼编副刊《南华经》，同时写两部小说《鼓角声中》《中原豪侠传》；友鸾叔任副社长兼经理；张萍庐先生编副刊《戏剧》；远在北平的张友渔先生，则无条件地为报纸写社论；盛世强先生在北平打长途电话报告新闻。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些父执的工作，大多是尽义务，不要钱的。
因为如此，《南京人报》的编采人员也都不计工薪的多少。父亲固然是卖了老命，友鸾叔和全体同仁都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所以《南京人报》办得有声有色，成了南京人最喜爱的报纸！
张伍介绍说，因为是同仁报纸，除印刷部与其他报社待遇相同外，总编辑月薪只拿40元，副社长月薪100元，普通采编人员月薪20元，张恨水自己不支取薪水，依然靠卖稿为生。所以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根本没有老板。
张友鸾是报业先驱邵飘萍的弟子
张伍告诉记者，当时除了报贩沿街叫卖报纸外，不少老百姓直接到报社订报，由于太火爆，订报人潮差点挤爆柜台。那时的出版时间就已很固定，每天早晨8点，市民就能看到报纸。
四、沦陷前四天，被迫停刊
尽管《南京人报》充满着和谐与朝气，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南京人报》的黄金时代犹如昙花一现，不久，抗日战争便爆发了。
1937年8月15日，日本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内突然警报大作，正在家中休息的张恨水一跃而起，带领全家老小—上有缠着小脚的母亲，下有嗷嗷待哺的婴儿，拼命地向远处的防空洞奔去。不料洞里早已挤满了人，情急之下他只得招呼家人就地卧倒，有的趴在了墙根之侧，有的钻进了蓬草之中……这一次的轰炸对于张恨水来说，可谓是平生第一遭，委实受惊不小。
南京城内人心动荡，100万市民陷入战争的苦难之中，报纸没有人看，更没有广告，但是报馆的日常开支又必不可少，怎么办？幸亏印刷部的全体工友和编采部的全体同仁体谅张恨水的处境，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同舟共济，“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免了”。大家还说，不能让这“伙计报”先垮，而被“老板报”所窃笑，玩命也要苦撑到底。这一番表态，让张恨水深受感动。
张伍回忆道：
听父亲说，那时我家已从丹凤街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父亲每天下午到报馆工作，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可以下班，回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报馆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来了，南京郊区根本就没有防空工事，敌机一来，父亲就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父亲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处理当天的稿件。
最重要的和最困难的则是筹措当天报社的开支。在那样的非常时期，向朋友借钱自然所借非时，即使是有钱存在银行里，也受着提款的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
张伍说，父亲张恨水当年只有四处告贷，一天24小时，都是在这种高度紧张、焦虑、恐慌中挣扎着，不到一个月，他就病倒了。
平时不生病，一病就不轻，而且恶性疟疾、胃病、关节炎数病并发。11月初，病重的张恨水只好到芜湖戈矶山医院住院治疗，将报社的事交给四弟张牧野和好友张友鸾打理。芜湖的空袭警报一日数次，张恨水一听到警报就想起家中亲人和《南京人报》，担心他们的命运。
12月9日，南京沦陷前四天，南郊秦淮河畔炮声连绵不断。日军以坦克为前导攻克高桥门，向光华门进逼。《南京人报》被迫停刊，这也是张恨水一辈子唯一自办的报纸。
五、跋山涉水，赶赴重庆
1937年，面对国家的兴亡与民族的前途，张恨水不止一次地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
侵略者的炮火终于落到了张恨水的头上。1937年12月，张牧野把报社印刷器材拆卸下来，以木船运赴重庆。而张恨水则带着全家避难，到了安徽潜山老家。安顿好家属之后，他从安庆一路坐轮船到南京，然后乘火车到武汉，再坐木船抵达重庆。
1938年1月10日，张恨水只带了一个柳条箱，装了些简单的衣物，跋山涉水赶赴山城重庆，参加抗战工作。当时，他为了办《南京人报》已是倾其所有。报纸停刊后，他囊中空空如也，身着一袭蓝衫，只身入川。
1938年，国民党政府迁入重庆，各界抗战人士和逃难群众也如潮水般涌入重庆。张友鸾介绍张恨水和《新民报》老板陈铭德相识，邀他加入。不久，副刊圣手张慧剑、杂文名家赵超构也来到重庆加盟。《新民报》有了“三张一赵”四位重量级报人，自然成为全国极有影响力的报纸。
“三张”在《新民报》都是主笔，张恨水主编文艺副刊，取名《最后关头》。1938年1月15日，他在发刊词中写道：
“关”这个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上再加“最后”两字，这严重性是无待词费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一举……这一些最后，表示着人生就是这一下子。成功，自然从这里前进；不成功，也决不再有一下……这呐喊声里，意味着绝对是热烈的、雄壮的、愤恨的，决不许有一些消极意味。我相信，我们总有一天，依然喊到南京新街口去，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南京人报》！
从这气壮山河的呐喊声中，可以看出张恨水的爱国热情与义无反顾。他经常以“关卒”为笔名，在《最后关头》以笔作箭，弯弓射日。他不仅以诗、文、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团结抗日，而且还用漫画来讽刺揭露汉奸丑态。他还为《最后关头》规定了登稿原则：一是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是游击区一斑；三是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是不做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是抗战的文章。
六、沦陷以后，坚守报道
抗战期间，南京的民营报纸身世飘摇，而官方报纸的经历也好不到哪里去。
作为国民党喉舌《中央日报》几度起起落落。
1928年2月1日，《中央日报》创刊于上海，次年迁至南京，1937年11月30日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
1937年12月10日，日军发动对南京的总攻时，几乎所有的记者、编辑等新闻从业人员都已经撤离了南京，城里只剩下中央社随军记者组与国民海通社几个勇敢的记者不顾生命危险，坚持报道到最后一刻。数十年来，我们再也没有听到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消息。
1．民国时期，南京有30多份报纸记者查询《南京报业志》发现，民国时期至抗战前，南京出现过的报纸前后总共有30多种，有《中央日报》《民生报》《南京人报》《新民报》《新南京报》《人民晚报》《中央导报》《大华晚报》《铁道公报》《文化日报》《申报》《民报》《民国日报》《时代晚报》《中国日报》《每日晚报》《京报》《救国日报》《首都晚报》《扫荡报》《朝报》《中国时报》等。这些报纸有些还另外办有晚刊、副刊等，而且还不包括一些杂志刊物。
当年最红火的报纸，除了张恨水主办的《南京人报》外，当属《中央日报》。
因为《中央日报》是蒋介石当政时的主流媒体，是国民党的第一大报。
1929年2月1日，《中央日报》迁到了首都南京，社址定在南京复兴路157号。在1935年，《中央日报》还曾更新设备，扩大版面，当年10月份迁入南京市中心新街口附近的中山路39号新建四层大楼内。总主笔周邦式，总编辑张客公，总经理贺壮宇。该报日出三大张对开12个版面。1937年6月，又增开了庐山版。
2．七七事变后，南京报界纷纷宣传抗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各类抗日斗争事件此起彼伏，抗日救亡情绪高涨，南京各报以最重要的版面对此加以报道和评论。7月8日，南京民营报纸《新民报》发表社论《九一八之前到来矣》；7月9日发表正在南京的剧作家田汉的文章《决心》。文中写道：“卢沟桥的炮声含有示威作用……中国的生机在坚决地对日抗战，不趁此奋然而起，天下盖无不可忍之事，而中国生机殆有断绝之虑。”
之后，《新民报》又连续发表了社论《对日抗战到底》《反对各回原防，主张全盘抵抗》等。该报的“新民副刊”则连续用通栏大字刊出鼓动抗战的口号：“我们要打就打个你死我活”“抗战！抗战！抗战！抗战！抗战！”“请政府即日领导全国民众抗战到底！”“我们反对妥协，拥护全盘抗战！”“每座房子都成为战堡！”该报的社会服务版也发动抗日献金、组织抗战医疗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