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抗衡的伊斯兰现代主义，则针对帝国主义侵略和西方宗教文化，企图通过现代化改革去接受挑战。这种改革既是世俗的，也是宗教的。其要点是：穆斯林社会的衰落和失败，表明其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软弱，以及西方文明的强盛和活力。恢复穆斯林社会的繁荣和强盛，首先要使自身适应当代世界。也就是说，要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政府组织、经济制度，以及提供军事和行政官员的新型教育。这也意味着对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物质形式的否定，或是依据理性、伦理和民族基础重建伊斯兰教，使伊斯兰教适应时代的发展。他们的目的是恢复和加强伊斯兰教的社会作用和影响，以此增强穆斯林社会的活力，使之能在当代世界中与西方势力相抗衡。
首先，伊斯兰现代主义培育了一种将历史成就与未来发展相结合的意识。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明的辉煌历史，向穆斯林灌输认同的意识和复兴的决心。也以目前面临的内外交困危机揭示自身的衰弱和落后。同时，它也强调伊斯兰教具有能动的、进步的、理性的特征，使新一代穆斯林能够更加自信地接受现代文明。其次，它坚信伊斯兰教与现代化的一致性和适应性，并以天启经典提供论证，激励伊斯兰世界的改革者去进行各种改革。再次，它创造性地运用“独立判断”的权利，使传统信仰和制度的意义发生转变，如将舒拉（协商）说成议会民主、伊制马耳（公议）说成公共舆论等，使之符合近代以来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并取得合法性。以后几代穆斯林因而可以用伊斯兰教传统术语奢谈“民主”、“平等”，容易接受穆斯林民族主义和伊斯兰社会主义。许多伊斯兰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及内外政策，都由宗教学者以伊斯兰教名义予以核准。从土地改革到计划生育的官方政策，均有宗教权威发布教法见解予以论证。最后，它强调伊斯兰教可以满足穆斯林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以此作为抵制西方模式的一种政治选择，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这一观点为拉希德·里达所接受，并影响到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
不过，伊斯兰现代主义并没有提出系统的、完整的教义哲学和政治理论，而带有折衷并且混杂的特征。在穆罕默德·阿布杜的著作中，复归《古兰经》和圣训、坚持独立判断的权利、清除陈规陋习和苏非习俗等主张，与对西方政治和文化压力的现代主义反应结合在一起。即主张穆斯林的爱国主义和政治认同，一致反抗殖民统治，又坚持伊斯兰教要适应现代世界的需要。这种现代主义与复兴主义的融合，很容易被后人强调不同的侧面，各取所需。如拉希德·里达的赛莱菲叶运动，印度尼西亚的穆罕默德协会，都致力于教育改革，清除圣徒和圣墓崇拜及巫术迷信，并适应现代经济和技术的需要，但都带有复兴主义倾向。在政治上，两者都培育了一种潜在意识，即要摆脱殖民统治的伊斯兰国家，需复兴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
除了现代主义与传统主义的斗争外，这一时期还发生了一系列新的教派运动，成为群众性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流。这些教派运动反映了两种基本不同的倾向：一是力图恢复早期伊斯兰教的朴素形式，一是要以新的教义来发展伊斯兰教，两者都间接地否定了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教义。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18世纪中叶），是伊斯兰教内部作出的第一个宗教反应。在因西方资本主义侵入而加深的社会危机中，瓦哈比派提出了“复古”的改革主张，体现了阿拉伯民族情绪的高涨。该派教义在印度等地的传播，以及苏丹的马赫迪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等，都卷入了反帝斗争之中，对以后的“宗教复兴”运动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伊朗的巴布教派用巴布的《默示录》代替《古兰经》，新的教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它的发展酝酿成了一场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起义（1848—1851年）。巴布派遭到残酷镇压后，分化出巴哈教派并衍变为一个新的世界主义宗教——巴哈教。起源于印度的阿赫默迪亚运动，也代表第二种倾向，被一些穆斯林视为“异端”。
到20世纪初，伊斯兰各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不断高涨，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相继挣脱殖民主义枷锁，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一些国家内随之发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在大多数国家内取得政权。乌里玛的传统势力和影响大为削弱，既要实现社会进步，又要避免资本主义弊端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风行一时。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没有出现群众渴望的经济繁荣，社会矛盾反倒有所激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生活轨迹，不仅触动封建势力和宗教上层的利益，而且也造成小生产者，特别是农牧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贫困化。政治腐败、贫富悬殊、新的特权阶层的产生，又引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愤懑。社会不安全感增加，新的政治道路又无指望。于是，早期伊斯兰教的社会理想就成了人们批判现实的共同武器。社会中下层为宗教复兴运动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进入70年代以来，各国的伊斯兰复兴组织在政治领域中十分活跃。1979年，伊朗十叶派领袖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权势炙手可热的巴列维国王，使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世界性影响。
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从西亚、北非、南亚等地兴起的，以复兴宗教为号召的一个社会政治运动，迅速席卷整个伊斯兰世界，引发全世界的震惊。这一运动由许多不同层次的复兴现象和运动所组成。其中包括那些受外在事件影响的民众在信仰上自发的奋起，随着运动的发展而使宗教情感不断升温、宗教生活的活跃所形成的社会氛围；部分国家当局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伊斯兰化”政策和措施；国际性的伊斯兰宗教组织为促进伊斯兰国家和民众间的合作、互助而进行的泛伊斯兰宣传和活动；最为突出并具冲击力的则是主张实施教法、重建伊斯兰国家的政治要求（这被某些人称为“政治伊斯兰”），它即人们常说的伊斯兰主义（或有些人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在伊斯兰教的传统框架内，没有集中统一的机构和领袖，在法学上，允许不同的学派共存。它们从整体上保护伊斯兰教的律例规诫和智力传统的价值。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传统伊斯兰教不会断章取义地去演绎政治意识形态，以取代教法的实际应用和管理，总是根据伊斯兰教的规范坚持现实主义。它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传统形象是“复兴者”而不是“革命者”。
许多号称“原教旨主义”的组织，在宣布恢复伊斯兰教的原初教义时，虽然也提出了某些反传统（甚至有伪传统）的东西，这与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传统伊斯兰教形似而实不同。从哈桑·巴纳的穆斯林兄弟会到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不再是历史上的改革和复兴运动循环模式的简单重复。伊斯兰主义是当代社会产生的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反映了某些个人（或小集团）改变政治和社会制度，扩大宗教影响，回归信仰的主张和要求。提出此类主张和要求的，既有某些国家的当政者，也包括那些已经参与或奢望议会民主道路的政治反对派，同时，还有一些走向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少数激进主义分子。
伊斯兰教的未来发展，与伊斯兰各国的社会发展、伊斯兰教自我的继承和转换密切相关，同时也应考虑国际大背景的制约和影响。“9·11”恐怖袭击事件以来，国际社会反对恐怖主义，反恐斗争以及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进展，使得伊斯兰主义的声誉受到牵连。它的发展严重受挫。与此同时，伊斯兰复兴运动步入低潮。可是，伊斯兰社会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源远远没有消除。这一切，对伊斯兰教的发展都产生着重要影响。
从长远看，现代化、世俗化、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受过传统教育又熟知现代文化的宗教学者正在壮大，他们会审视自身，清理反传统（或是伪传统）的成分，进而为伊斯兰教的现代转换，寻找一种可行的模式；传统的宗教权威需要重建，个人虔诚的精神升华会再次受到强调。现代化的“伊斯兰模式”也许会在伊斯兰世界的某个地区出现。伊斯兰教的未来，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需要发扬其精神、道德和智力传统，为伊斯兰世界的现代社会作出贡献。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穆斯林自我的努力。
〔1〕Sawāhilī，源自阿拉伯语Sawāhil（海岸）的形容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