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户部准备向皇帝陈奏哪些省份可以上缴，或完成各省应相互提供的款项时，它发现这种陈奏是不适当的；有时对一个省只要求它提供它能够提供的数量。[73]很明显，许多命令超过了地方的负担能力，但大多数命令不得不一再重复。因为款项经常直接从上缴机构送到接受机构，还因为装运银锭的船容易出差错，所以户部没有任何具体的办法来查核送出和接受的确切数字。勾心斗角的现象很普遍，借款不还也都心安理得。此外，那些粮饷短缺的部队并不打算按照命令将收到的款项运给另一部队，而是想占有它们。
显然，要控制按这种特别方式所征收和分配的款项的支出是不可能的，户部也听说过一些特别可耻的贪污浪费事件，并向皇帝作了报告，但没有一个严密的监督管理措施是可行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情况下，镇压各种叛乱的军事行动却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无论如何，大量的现款被征收、转运，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它们被征收和转运的目的。
随着和平的到来，直接的危险消失了，军队被渐次地遣散或缩小了规模。然而中兴时期的军费收支情况表明，对于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很少有什么准备。政府在财政改革方面成效甚微，因为它没有认识到扩大收入来源和建立一套朝廷能够严格管理的财政制度的重要性。
经济萧条的问题
像对近代中国的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一样，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是经济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正因为如此，要想对19世纪中国经济的停滞作出评论就更是冒险了。我们甚至对国民生产总值都没有一个粗略的估计，更不必说有任何有关的确切数据了。我们不仅对劳动力雇用中的转移情况知之甚少，而且实际上还缺乏可靠的总的人口数据。迄今没有一部著作论述中国的人口历史，能提供除了人口众多之外的其他情况。我们既不知道各种赋税和各个地区的总收入，也不知道各个政府部门的总支出。我们不仅缺乏统计资料，也缺乏描述性资料。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一些政府机构是如何运转的，以及文献中的许多术语的实际含义究竟是什么。
然而，经济学家告诫说，增长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西欧的框架；尽管资料相对的缺乏，但对较早时期和遥远地区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增长经济学的研究要求进行社会学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甚至在现代的西方，这些因素也不完全适合于量化研究。
很清楚，与同时代的日本明治维新不同，同治中兴没有为现代经济奠定基础。或许通过研究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即中国缺少哪种促成日本经济增长的因素，我们可以对这一问题有更好的理解。
（1）自然资源看来与此无关，因为在可耕地和基本资源方面，中国远比日本以及许多其他现代化国家为优。
（2）国民收入中可用于投资的份额有多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前现代的中国无疑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它的全部收入仅能维持其国民的生存。尽管有各种反对财富集中的势力，但在盐业垄断、钱庄、当铺、国内贸易、国外贸易以及官员的“存款”中还是在积累财富。在1860年代，许多商业部门的纯利润达20%或25%。在对外贸易中，尽管作为一个整体中国是逆差，但一些地区又是顺差。譬如，海关的报告表明，不到5年期间，就有约4000万镑纯银用硬通货的形式支付给了福州附近地区的制茶业。如同当时的西方人所评论：“如果使用得当，这笔钱就足以大大地刺激企业和贸易的发展。”[74]
（3）问题的关键在于消费财富的方法。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指出：“不存在任何特殊的资本积累本性”，“在一些社会中，精力和才能被用于宗教、政治、艺术或战争，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它们则被用于商业。”[75]在儒教中国，精力被用于政治和与政治有联系的文学研究，流动资金被用来购买土地、资助藏书楼或建立文学团体；此外不存在任何与之竞争的重要目标。盐商想成为士大夫，而不是大企业家，成了前者，他们便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商业投资仅限于雇几个帮手；实际上不存在对制造业的投资。官员未做官前是地主，退休后，他们又变成了地主。商人也力图尽快地成为地主。
投资土地的竞争使地价上涨，但它没有引起农业生产的任何重大变化。人们对专业化的经济作物兴趣很小。此外，尽管土地所有权在不断集中，但土地的耕作则日益分散缩小。几乎不存在任何投入大量的资本和少量的劳力，从而使粮食产量增加的可能性。相反，由于耕地的日益分散和水利灌溉长期失修所引起的生产率的降低，要维持原来的产量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力。
所以，19世纪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仅指土地能自由买卖，租佃或使用雇佣劳动力来耕作。除此，虽然地租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很高，但从经济的观点来看则又很低，它们不可能导致大量资金的积累，而这种积累有利于继之而来的工业发展。
（4）限制财富积累和使积累的钱流向土地的相同原因，也限制了企业家才能的发展。真正的工商企业家人数很少，并被社会轻视。19世纪中国典型的商人大多不是官僚地主出身。[76]地位日益上升的、并取代了盐商和行商之地位的买办也是如此。与他们的前辈——盐商和行商不同，这些买办与官员有着私人的联系，而不是与官府保持着正式的联系。他们缺乏家庭或官府的背景；他们自力更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是除非他们到海外去，否则，他们就不能进一步去从事工业。早期的买办几乎完全脱离了生产领域，后来的买办不是作为企业家，而是作为高利贷者与生产发生着联系。通过消费借贷而非生产借贷，买办垄断了传统家庭手工业所制造的商品的销售。他的利润不是用于扩大生产，而是成为更多的消费借贷，最后用于购买土地。手工业者自己没有任何积累财富、扩大生产的机会。
根据阿布拉莫维茨的理论，所有有关不发达经济的研究都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存在着获利和可储蓄的收入的潜在机会，但主要的兴趣在政治或其他非生产性的活动，商人通常的愿望是要成为官僚阶级。与此相反，几个世纪以来社会流动性较小的日本商人阶级，则把他们的才能主要用于改进他们作为商人的地位。
（5）儒教国家是否有力量制定并指导一个经济发展计划是值得怀疑的。整个官僚集团以及君主自身的权威限于传统的社会关系，不存在任何超越世俗的义务和不论政策变化而始终如一的效忠体系。日本有一个封建的效忠体系，它保证服从当局发出的任何命令，包括使经济现代化的命令。在日本，忠于国家就是忠于皇室，忠于一个具体的岛国集团，忠于一个具体的家族。各种集团与势力为这个国家尽心尽力，就是其明显的证明。相反，在中国，忠于国家就是忠于儒家的生活方式，如果认为任何社会势力都能有益于儒家生活方式，那显然是荒谬的，是毫无意义的。
（6）19世纪中国缺少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劳动力类型。诚然，中国的劳动力是世界上最多的，并以诚实、稳重、勤劳、节俭和心灵手巧而著称。然而，由于儒家坚持自给自足和低消费的原则，使劳动分工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由于普遍地坚持家庭和村庄的自给自足，明清时期一些地方官员发展地方纺织业的努力遭到了失败。
而且，农民的生活虽很艰苦，但却相对地安全可靠。他无须离开土地去谋生计，除了农闲季节，他的劳力是必不可少的。作为农民，他的地位要比他离开土地后所处的地位高得多。他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他珍惜这种地位，珍惜他所得到的这种独立，蔑视超过他所习惯了的微薄要求之外的发财致富的前景。当世代躬耕的农民最终在工厂里找到一件事做时，他只是打算工作一段时间，挣一小笔钱，然后又回到他的村庄，他宁愿要其人身自由和社会地位，而不要经济的进一步改善。
（7）对自给自足和低消费的强调，不仅阻碍了适应工业的劳动力的发展，而且也阻碍了工业产品市场的发展。此外，通讯设施十分落后，在经济活动中同整个货币和信贷体系一样，也不利于贸易。
虽然一些外国机器制造的商品找到了有限的市场，但是仅能吸收英国工业革命的少量成果的市场对于促进中国工业革命则完全无能为力。
（8）在技术领域，不是知识水平，而是对这种知识运用的限制妨碍了19世纪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像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中国的传统技术，尽管在一些领域内衰落了，但总体上维持着很高的水平，而且西方技术知识是很容易获得的。中兴时期是中国大量译介西方科技著作的时期之一，但这些新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用于经济的增长，中国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采用停滞了半个世纪。
外国技术专家是可以聘用的，康熙年间就有过聘请他们为技术工匠的先例。阿礼国建议，中兴官员在这一方面应向俄国的彼得大帝学习。然而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方法能使19世纪的欧洲工程师们促进一个没有任何工业发展余地之社会的工业发展。
（9）19世纪中国还缺乏与经济发展有关的其他几个条件。中国有高度发展起来的成文法规，但却缺少有关抽象的财产关系或非人格化契约的法律条文。私人的商业财产很容易受到损害，并缺乏中世纪晚期西方城市所提供的那种起码的法律保护。
货币的流通量似乎受到了限制，从17世纪到19世纪增长十分缓慢。19世纪中期的纸币使用，如上所述，完全是一个失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有限和僵化的货币体系，不仅没有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而有所改革和扩大，而且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更加恶化了。现存的信贷体制对此也鲜有补救。19世纪的中国不存在任何类似加速了日本、德国和俄国的工业化的金融机构发展的迹象。山西钱庄或任何现存的金融机构都不能用于实现此类目标。
然而，所有这些都不是对19世纪中国经济停滞原因的真正解释，因为这些各种各样阻碍经济增长的因素在其他不发达国家也都存在，而且被某一时期的强人政府加以克服。尽管存在着财富向土地转移的倾向，自给自足和节俭思想的危害和借贷制度的缺陷，但是中国毕竟具有土地、矿产、劳力和财富等基本资源，而且有井然有序的行政管理和商业组织的长期经验。
也许，还有其他一些关键的原因？是因为那时的政府对国家经济利益不感兴趣吗？显然不是。是因为传统的收入十分充裕，乃至新的收入来源没有必要了吗？正相反，虽然清政府直到1894年以后才变得“没有偿债能力”，但是商业税对于土地税的重要补充作用在中兴时期已充分地反映了出来。1840年代到1870年代之间，土地税收入大约减少了30%，然而整个税收大约从太平天国叛乱前的3000万两或4000万两增加到了1874年的6000万两，其中大约有2900万两是厘金和海关提供的新税收。
各种迹象表明，中兴政府对经济发展不感兴趣，是因为经济发展在它所追求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中兴中没有地位。官员们都墨守着这样的信念：新的开支是特殊的开支，对新的收入来源的需要只是暂时的。膨胀的军队将被遣散，西方列强将会撤回，只要进行一些修补，中国就可以回到盐业垄断的收入几乎是商业税收的两倍，而土地税又使这两样税收都相形见绌的时代。
格申克龙（Gerschenkron）指出：经济越落后，使工业化的理智与情感的车轮受到损害的意识形态就越有力量。
要克服落后国家的经济停滞，鼓励起人们的创造力，使他们的精力用于经济发展的活动中，那么，就需要一服比许诺更公平地分配资源，甚至许诺实行更低廉的粮食价格更为有力的药方。在此情况下，商人，甚至最勇敢和最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家，也需要比高利润的诱惑更有力的刺激。搬开这些习俗和偏见的障碍所需要的是信念——用圣西门的话说，相信黄金时代不是在人类的过去，而是在人类的未来。[77]
中兴时期的中国缺乏“未来才是人类的黄金时代”的信念，而是将过去的儒家社会秩序视为人类成就的巅峰，在眼前和将来的西方经济秩序中看到的只是骇人听闻的新的蛮荒状态，而这种蛮荒状态注定使人类永远不可能回到真正的黄金时代。
注释
[1]这一章只是对中兴政府经济政策的一个鸟瞰，它并不打算研究晚清经济的结构和运行。如果读者感到这里所提供的关于这些政策的原因和结论的材料不够精确，那么就不妨回忆一下；对于这个领域一直缺乏探索，今天的学者们仍然在运用卫三畏在很久以前所用的同样的记录。卫三畏曾指出：“所有这些计算都是很容易的，但是它们并不能被满意地验证，它们只是近似的数字。”（见卫三畏：《中国总论》第10卷，第290—292页）。
[2]马寅初：《中国经济上之根本问题》，载《东方杂志》第24卷第4号（1927年），第11—19页；另见王海波：《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载《经济学季刊》第3卷2号（1932年）第177—206页。甚至同治中兴后的一些改革家，如郑观应、陈炽、梁启超、康有为等，也持有类似的看法，见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北京，1939年），第19—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