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没有记载的古代开始，世界上就只有两种教育体系：一种体系的对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身上就被派定了作为男性的全套特征；而另一种体系的对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身上就被派定了作为女性的全套特征。“男孩子”和“女孩子”从小就穿着彼此不同的衣着，做着彼此不同的游戏，学习彼此不同的教育课程（例如女孩子要学习缝补衣服等技能）。处于“性别的中间形式”的个体被置于极为不利的环境中。即使如此，这些人身上那些自然的本能还是会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自动地流露出来，甚至往往在青春期以前就表现出来。有些男孩子喜欢玩布娃娃，还从姐妹们那里学会了编织和缝纫；如果给他们取个女孩的名字，他们会非常愉快。同样，也有一些女孩子非常喜欢参加自己兄弟的那些更加吵闹的体育活动，是男孩子的密友和游戏伙伴。过了青春期，这些内在的差异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男人气的女人会留短发，喜欢穿男装，喜欢钻研学问，喜欢喝酒、抽烟，热衷登山，或者满怀热情地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女人气的男人则留长发，穿紧身衣，精通女子梳妆打扮的各种用品，随时都能和女人做好朋友，跟她们亲密无间，喜欢和女人打交道，而不喜欢和男人打交道。
再以后，所谓“性别”的法则和习俗就被强加给了他们，就像灌输一种恶德一样，它们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具。我这些结论应当引出的那些提议恐怕会遇到消极的阻力，而在女孩子的教育上，这种阻力会比在男孩子的教育上更大。这里，我必须以最鲜明的态度去反对一种教条，目前，这个教条被视为无可置疑，已经成了一种广泛的主张，那就是：所有的女人全都一模一样，女性中根本不存在个体。在体质更接近女性（而不是更接近男性的）的女人中，个体差异和未来发展的多样性不像在男性个体中那么巨大，事实的确如此。雄性个体的多样性大于雌性个体的多样性，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存在于人类当中，而是存在于整个生物界，并且和达尔文提出的那些原理有关。尽管如此，女人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多差异。“女人全都一模一样”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认识，其心理根源主要来自我在本部分第三章讲述的那个事实，即每个男人一生当中都只和某一群女人有亲密关系，而因为那些女人都是他根据自己的体质界定出来的，所以他自然就会发现她们都很相似，没有多少区别。出于同样的理由，并且通过同样的方式，人们也经常会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全都一模一样”。大多数女权运动领袖都一致表达了对男人的狭隘见解，而那些见解也完全来自同样的原因。
现实中存在着无数的个体，每一个体身上都存在着不同比例的男性成分和女性成分，这个原理显然是我们研究性格的基础，并且必须被运用在一切合理的教育方案当中。
性格学必定要与某种形式的心理学结合起来，而那种心理学应当研究某种关于真实存在的心理现象的理论，这两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就像解剖学之于生理学。所以，完全有必要去创立一种“个体差异心理学”的尝试（这与理论研究没有多少关系）。那些相信身心平行对应的人，一定会乐于进行这样的尝试，因为他们将不仅会从生理学的角度，而且会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观察中枢神经系统，并且很乐于承认一点：性格学必定是体型学的姐妹。事实上，性格学和体型学在未来非常有望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从而使我们能展望一种前景，即人相学（physiognomy）将会在科学当中占有一席正当之地，而有那么多人曾试图让人相学占据那个位置，但迄今都未曾如愿。
人相学的研究对象是静态心理力量与静态身体力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生理心理学（physiological psychology）研究的则是动态心理力量与动态身体力量之间的关系。仅仅由于人相学的研究很难，就把它看作一门行不通的学问，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从实际上来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然而，这恰恰就是当今科学界的普遍态度。这种态度与其说是有意识的，不如说是无意识的，虽说如此，它有时候却表现得非常明显。例如冯·缪比乌斯（Von Mbius）继承高尔[3]的工作，对那些具有数学天赋者进行人相学方面的研究时，就是如此。如果可能，许多人的研究工作都会表明：我们完全可以仅仅凭着检验一个人最极端的外表，而不必依靠交互询问或者猜测，就可以对一个人的大部分性格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我们也并非不可能把这种方法简化成一种精确的方法。我们只需准确地研究那些反映性格的情感表情，只需（运用最基本的类推法）去跟踪那些通向言语中枢的传输通道，便可以对性格作出准确的判断。
尽管如此，还是要经过很长时间以后，官方科学才不再会把人相学研究视为非法。人们虽然仍旧相信身心的平行对应，但还是一直把人相学家看作骗子，而直到不久前，人们还在把他们当作催眠师。即便如此，每个人却都一直在至少是下意识地做着人相学家（而有头脑的人则是在有意识地这么做），并且会继续根据鼻子的形态去判断一个人的性格，尽管他们不承认存在着“人相学”这门科学；而杰出名人和杀人凶手的肖像依然会继续唤起每个人的浓厚兴趣。
我很愿意相信一点：每个人的身心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后天形成的对应关系，这个假定迄今一直都可能忽视了我们大脑的基本功能。而实际情况当然是：人人都相信人相学，都在实际运用它。身心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关联，我们必须把这个原理看作人相学研究中的一条极具启发性的公理。这个原理还能使宗教和抽象哲学去说明一种必须被看作实际存在的关系中的细节。
无论性格学能不能与体型学联系在一起，只要我们能稍微深入地剖析一下当前盛行的混乱见解，看看它们是不是由错误的研究方法造成的，那就会看到：性格学不仅仅对其他科学很有价值，它对人相学也很有价值。我希望，我即将作出的尝试能开辟出一条通向这个迷宫里的小路，并被证明能够得到普遍的应用。
有些人喜欢狗而讨厌猫；另一些人则非常爱猫却不喜欢狗。面对这些现象，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会乐于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个人喜欢猫，而另一个人喜欢狗？这究竟是为什么？”
我认为，这并不是表述这个问题的最有效方式。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应当追问一下：爱狗的人和爱猫的人在其他方面究竟有哪些不同？事实将证明：探寻种种相互关联的差异，这个习惯不但对纯体型学和性格学极为有益，而且最终也对人相学极为有益，而人相学就是体型学和性格学的汇合点。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曾指出：动物的许多特征的变化之间并不是互不相关的，后来，不单单是居维叶，[4]尤其是杰佛里·圣希莱尔（Geoffery St.Hilaire）和达尔文，也都曾对这些“关联性”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在一些情况下，从功利原则的角度很容易理解这些特征之间的关联性，例如，食道是为了适应消化生肉，而下颚和身体则必定是为了适应捕捉猎物。但是，另一些关联性却很难说是为了适应某种单一的目的，例如反刍动物的胃、雄性动物的偶蹄和角；或者具有某种颜色毛发的动物对某些毒素具有免疫力；或者在家鸽当中，短喙的脚都比较小，而长喙的脚都比较大；或者蓝眼睛的白猫容易耳聋等等。
我绝不是认为科学只能满足于仅仅是发现这些关联性。仅仅满足于发现这些关联，这比满足于发现了向自动售货机里投一枚硬币，那机器便一定会吐出一盒火柴强不了多少。这将会使思辨哲学的主要原理失去作用。这样的关联（例如长发与正常卵巢之间的关联）理应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收获，但这仍然属于生理学的领域，而并不属于体型学的领域。要达到一种理想的体型学的目标，最好的方法可能是对不多几种器官进行彻底的研究，而不是像集邮家收集邮票那样，综合从（在陆地上爬行或在海里游泳的）动物身上观察到的所有现象，再作出推论。居维叶常常依靠某种类似猜测的工作，仅仅根据动物的一块骨头重构出整个的动物。充分的知识将使我们能从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准确全面地完成这项工作。我们一旦获得了这样的知识，每一种单一特征马上便会显得十分明确，并且会大大减少我们把它与其他特征相混淆的可能性。体型学中关联原理的这种真实而合理的延伸，其实就是在运用生物界的功能理论。它并不排除对因果关系的研究，而只是把这种研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从种质（Idioplasm）当中寻找器官关联性的“原因”。
关联性变化的原理能不能运用于心理学，取决于差异心理学（differential psychology）的发展，即对心理差异的研究。不仅如此，我还相信：研究解剖学意义上的“习惯”与研究心理特征，这两者的结合将会形成一种静态心理学，即真正科学的人相学。解剖学、心理学和人相学这三门科学的考察原则，都必须是按照如下的方式提出问题：如果已知两种器官在某一方面存在着差异，它们还在其他哪些方面存在差异？这将是作出新发现的黄金法则，并且，如果遵循了这个法则，我们也不会继续迷失在那个“为什么”问题的答案周围的黑暗迷雾里而束手无策。知道了一种差异之后，我们就必须坚持不懈地细心寻找其他的差异，而我们只要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就一定会大有收获，一定会很快得到许多新发现。
有意识地遵循这个考察原则，对研究大脑思维的难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心理活动与身体特征并不同时存在，而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或者幸运的机遇中，即当一系列现象在个体身上迅速地自动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才可能注意到心理现象之间的关联。相互关联的心理现象之间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只有知道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并且尽力去寻找它们，我们才能克服考察材料给我们造成的特殊困难，去完成心理学的研究。而在解剖学里，这种研究则要相对简单一些。
[1]那喀索斯（Narcissus）：古希腊神话里的美少年，爱神阿佛洛狄特（Aphrodite）让他爱上了他在水中的影子，最后憔悴而死，变为水仙花。在西方性心理学中，这种自恋现象被叫做“那喀索斯情结”（Narcissus comolex）。——译注
[2]根据作者在本书第一部分第二章中的解释，“第三性征”指的是“某些来自遗传的特征（例如肌肉力量或心理承受力的发展）”。——译注
[3]高尔（Franz Joseph Gall，1758—1828）：德国医生，于1796年创立颅（骨）相学。——译注
[4]居维叶（George Cuvier，1769—1832）：法国自然科学家、比较解剖学的创始人。——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