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报告相关，陈云还有一篇关于长征的文章。1937年春出版的《共产国际》（中文版）第一、二期合刊，发表有署名“施平”的《英勇的西征》一文。笔者1995年在撰写一篇论文时曾向当时负责《陈云文选》编辑的一位同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任陈云的秘书）询问此文的作者是否就是陈云，他说他曾问过陈云，陈云否认写过此文。但笔者将此文同《随军西行见闻录》对照，二者的起止时间是一致的，内容上也有许许多多的相近之处。而且，中央档案馆编辑的《馆藏革命历史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中也将此文归在陈云名下。可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否定，只好存疑。1996年第5期《党的文献》重新发表《英勇的西征》，并在注释中明确，“施平”就是陈云。
2001年陈云在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发表后，对比之下明显可见，《英勇的西征》不仅主要内容与陈云对共产国际的报告大致相同，甚至有些段落的行文也相一致。“施平”应该是“史平”的谐音，《英勇的西征》就是根据陈云对共产国际报告整理的，或者说是其“压缩版”。陈云是中国共产党高层宣传长征的第一人。
三、毛泽东亲自组织的长征宣传浪潮
毛泽东作为领导红军夺取长征胜利的统帅，对长征胜利的历史非常自豪，也十分重视对长征的宣传。1936年8月5日，他和总政治部代主任杨尚昆联名向参加过长征的同志发出征稿函：“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彩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文字只求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同时，他们又向各部队发出电报：“望各首长并动员与组织师团干部，就自己在长征中所经历的战斗、民情风俗、奇闻轶事，写成许多片段，于九月五日以前汇交总政治部。事关重要，切勿忽视。”
毛泽东和杨尚昆的征稿函所提到的“国际宣传”，主要是指为当时正在陕北苏区进行采访活动的美国记者斯诺提供素材。斯诺是1936年7月13日抵达当时的红色首都——保安（今志丹县）的。从7月15日开始，到10月12日斯诺离开保安，毛泽东同斯诺进行了数十次谈话。其中，7月底到9月下旬，斯诺到彭德怀率领的西征军进行前线采访。据文献查证，毛泽东与斯诺谈话涉及的主要问题是：7月15日，谈外交问题；7月16日，论日本帝国主义；7月18日，谈内政问题；7月19日，继续谈内政问题；7月23日，谈特殊问题（即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及苏联的关系）；9月23日，论联合战线；9月底至10月上旬，应斯诺的一再要求，毛泽东与斯诺谈了他个人的生平。但是，正如斯诺后来所记述的那样，毛泽东谈着、谈着，就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大概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斯诺记录下来的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平，而主要是毛泽东所经历的中共党史，特别是对他刚刚领导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得尤其细致。后来出版的以“毛泽东自传”或“毛泽东自述”冠名的各种书籍，大多就是在斯诺根据这些谈话写作发表的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编译而成的。因此，其内容除了叙述毛泽东的自述的简要生平外，几乎都有对红军长征过程的描述。除系统地采访毛泽东外，斯诺在苏区先后采访了数以百计的中共领袖和红军将领，以及普通的红军战士。刚刚结束的红军长征，仍然是他们谈话的一个重要内容。斯诺是1936年10月离开陕北的，毛泽东在8月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为他提供关于长征的系统资料，毛泽东本人还亲笔为他题写了《七律·长征》。斯诺可谓满载而归。
斯诺离开苏区后在最短的时间里就写出多篇的报道。11月12日，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密勒氏评论报》就开始分期刊登斯诺写的《毛泽东访问记》。上海的英文报纸《大美晚报》，在稍后些的日子予以转载。接着，1937年2月5日，《大美晚报》发表了斯诺1月21日在北平协和教会发表演讲的稿子《红党与西北》；4月15日创刊的英文刊物《民主》，发表了《苏维埃的台柱子》（即回来收入《西行漫记》中的《苏维埃掌权人物》一节）；美国的《亚洲》杂志发表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毛泽东自传》以及关于长征的报道；《美亚》杂志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和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新共和》刊登了《中共为何要长征》；《星期六晚邮报》刊载了《我去红色中国——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秘史》。此外，《生活》杂志不仅刊载斯诺的有关报道，还以一千美元索购斯诺在苏区拍的照片75张。《每日先驱报》则在头版连载斯诺的报道，并配以大篇幅的照片和有关的社论。斯诺自己回忆，他单是为《纽约太阳报》就写了30篇报道。当然，斯诺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活动还是在撰写上述相关文章的基础上，写作和出版他的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7月，《红星照耀中国》刚一出版，便立刻风行全球。10月，《红星照耀中国》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它一鸣惊人，短短的几周就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就加印了五次，被誉为“真正具有重要历史和政治意义的著作”。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版。书出后，一个月就售出12000册，并连印数次，成为有关远东的非小说中的最畅销书。此后，《红星照耀中国》在国外被一版再版，先后被翻译为法、德、俄、西、意、葡、日、蒙、荷、瑞典、印地、哈萨克、希伯来、塞尔维亚等十余种文字出版，驰誉全球。在斯诺的这些文章和著作发表不久，相关的汉译本随之问世。《红星照耀中国》最早的中译本是胡愈之组织翻译由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其广泛流传的盛况，已为众所熟知。还有一些字数不多的小册子，也流传广泛。如汪衡根据斯诺在《亚洲》杂志发表的《毛泽东自传》翻译、由上海文摘社于1937年11月印行的该书汉译本，当月就又印了第二版。根据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记载，截止到1949年，汪衡的这个译本，陆续有华北新华书店、大连大众书店、太岳新华书店、佳木斯东北书店、华北书店、冀中新华书店、胶东新华书店、北京民主书局、辽东书店、吉林书店等多家、多版次的翻印本问世。需要说明的是，在国家图书馆馆藏目录上还可以看到，在汪衡译的《毛泽东自传》出版前后，还有多种其他译者翻译和别的出版机构出版的《毛泽东自传》问世（也都包括大量关于长征的内容）。比如，翰青、黄峰合译，上海光明书局1937年11月3日版；张洛甫译，陕西延安书店1937年版；平凡译，战时文化书局1937年版；张宗泽译，延安文明书店1937年10月再版；以及李杜译，汉口抗敌出版社版；毕正译，新建出版社版；丁洛译，上海三友图书公司版等。在共产党尚处于在野和非法地位的情况下，斯诺关于中国苏区报道的著作不仅能够热销一时，而且长久不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著作真实地介绍了毛泽东的生平，传播了红军长征事迹，弘扬了共产党人的奋斗精神。正如斯诺后来所言：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这本书的大部分不是我写的，是中国革命青年所创造、所写下的。读者从中“可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毛泽东和杨尚昆发起的《长征记》征稿活动，截止期为1936年10月底。
由于征稿活动开展期间，红二、四方面军正在向陕北开进的途中，因此，所征集到的稿件几乎全部是反映红一方面军长征情况的。共有200多篇稿件，50多万字。经由徐梦秋、丁玲、徐特立、成仿吾等组成的编辑委员会编辑整理，于1937年2月编成《二万五千里》一书。该书由110篇文稿、30多万字，分上下两册，当时没有印刷，只是抄写了20份。直至1942年1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才把《二万五千里》作为党内参考资料印行。1955年5月，人民出版社选取其中51篇文稿，另收入“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杨定华的《雪山草地行军记》（自1937年1月1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由甘肃到陕西》（自1937年7月5日起在巴黎《救国时报》上连载，当时的篇名为《由甘肃到山西——抗日人民红军北上长征的后一阶段》）等文章资料，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为名，正式公开出版发行此书。
《二万五千里》虽然当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印行，但仍为宣传长征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它的部分文稿刚刚征集上来就提供给斯诺之外，整部书稿编成后曾由潘汉年带到上海一部，潘将稿子转交给董健吾，嘱咐他设法出版。董健吾是中共秘密党员，公开身份是牧师。1936年2月，他和张子华受上海地下党的委托曾经潜往陕北苏区，传递国民党要员陈立夫希望与中共接触谈判的信息。同年7月，又是由他带领斯诺和马海德到陕北的。董健吾根据《红军长征记》，编写成《二万五千里西引记》一文，化名“幽谷”，在1937年7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33、34期合刊上刊出，文末还附录了《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为掩人耳目，作者在序言中自白：“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于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虽然篇幅不长，但把红一方面军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以及行军路线都按时间顺序交代得非常清楚、准确。将《西引记》的内容与《二万五千里》相对照，可见《西引记》中的有些情节直接引用了《二万五千里》的文字。例如，强渡乌江一节，引自刘亚楼的《渡乌江》；在茅台的经历一段，引自熊伯涛的《茅台酒》；关于“火焰山”行军的内容，引自艾平（张爱萍）的《火焰山》。《西引记》的公开发表后，引起轰动。除有一些刊物转载外，还有一些根据此文编写的读物出版。如1937年11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黄峰编《八路军行军记》；12月，上海大众出版社出版赵文华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同月，复兴出版社的大华著《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这些文章、书籍的出版，多少弥补了《红军长征记》（即《二万五千里》）未能及时印行的缺憾。
这一时期关于红军长征的报道和宣传物，比较著名的还有继斯诺之后到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斯诺的妻子海伦·福斯特（尼姆·韦尔斯）写的《红色中国内幕》（即《续西行漫记》）和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王炳南的前妻）写的《中国——我的第二故乡》等。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10月被红六军团裹携一同在长征路上生活了18个月的瑞士传教士勃沙特（全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在被释放离开红二、六军团后，撰写了《抑制的手》一书，比较客观地记录了他在长征中的奇异经历。该书于1936年12月由英国伦敦哈德尔和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汉译本名为《神灵之手——一个为基督事业在中国被俘者的自述》），勃沙特成为第一个向国外介绍中国红军长征的外国人。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谱写的一幕英雄史诗，是一曲前无古人的绝唱。这段真实的神话，在第一时间得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极大地震撼着中国和世界。人们惊奇地看到：在中国有这样一个群体，虽然自己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处于生死未卜的危险境地，但却肩负着民族解放的期望，胸怀着世界大同的理想；他们凭借着崇高的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坚忍不拔，团结友爱，英勇奋战；他们以劣势的装备和兵力，却冲破了几十倍于己的强敌的围追堵截，克服了超越生存极限的各种艰难险阻，硬是从注定为覆灭之地杀出一条生路，并掀起拯救民族危亡的新高潮。这一人间奇迹，使得在黑暗中苦苦挣扎的四万万中国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和兴盛的希望，也使得全世界的善良人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和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