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绝境求生的一场伟大斗争。所谓长征，实际就是远距离的转移作战，作为一种战略，存在着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其中长征的领导权问题，特别是究竟采用什么样的军事路线问题。这是决定长征成败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因素。这里想着重探讨的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的领导权问题。
一
在敌强我弱的总态势下，各路红军在其战略转移中都曾遭遇过重大的挫折与困难，方志敏所部更是基本上全军覆没。红一方面军作为红军的主力之一，又是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一起行动，更成为敌军疯狂围追堵截的重点。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受惨重牺牲，8万6千中央红军锐减为3万，几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这给党的领袖和红军将领，乃至全体红军，以前所未有的震撼。而这一严重挫折又与中央根据地被迫沦陷过程中的一次次沉痛记忆联系在一起，就更加重了人们对把持军事指挥权的“三人团”的严重愤懑，进而引起人们对军事路线的深刻反思，声讨的矛头直指“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
事实上，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组成的“三人团”，是在长征前夕专门为实施战略转移而成立的。1935年5月广昌战役失败后，在中央苏区面临失守的情况下，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的“三人团”⑴，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但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在中央苏区的贯彻和对红军指挥权的把持，却由来已久。1932年10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作战方针进一步加以指责，并完全剥夺其对红军的指挥权。虽然在随后进行的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周恩来和朱德等继续实行毛泽东既往的军事方针（毛泽东开始时也参与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计划的筹划），从而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但是，在第四次反“围剿”后，“左”倾教条主义的深入贯彻而所采取的红军主力分兵出击、地方武装升级组建主力军团准备与国民党军“总决战”等军事冒险行动，已经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分兵把守、短促出击、以堡垒对堡垒、决不丧失苏区一寸土地等军事教条主义主张全面渗透，军事指挥权也逐步地为既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苏区实际的“洋顾问”李德等人所完全把持。他们实行一条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守时的保守主义和退却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节节失利，而“三人团”成立后，军事指挥的进一步专断，使“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达到顶峰，并最终使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后陷入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当时，把持中央和红军领导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洞察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认为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抵制那种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这样，围绕战略方针的转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和绝大多数红军将领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争夺红军指挥权和领导权的斗争，就激烈地爆发了。
转兵贵州的意见，经过在老山界的争论和通道会议的讨论，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在随后召开的猴场会议上又得到进一步的重申，并限制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这些，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充分的准备。
在遵义会议上，经过激烈的争论，形成的重要成果可概括为三：一是彻底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取消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体制，决定仍由军事上的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二是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完毕后中央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⑵；三是决定俟后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并指定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以上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围绕领导权问题斗争第一阶段的主要情形。遵义会议作为“伟大的历史转折”而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1945年4月21日，党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评价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共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⑶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分裂主义，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但是，遵义会议当时并没有推举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也没有让他成为“最后在军事指挥上下决心的负责者”。那么，怎么认识这一史实与上述两个历史决议所做论断之间的差异呢？
第一，中央红军创建和发展的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正确军事路线的代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阶段红军节节失败的惨痛现实，使全军上下达成共识，毛泽东是替代已经走投无路的教条主义者，指挥红军重新走向胜利的唯一恰当人选。关于这两点认识，有很多回忆材料可资证明，因为众所熟知，故不再赘述。
第二，从长征开始到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是与“左”倾教条主义者及其错误的军事路线进行斗争的主导者。这包括适时提出正确的进军路线、作战方针和思想发动、组织串联等。有关于此，也有很多史料佐证，这里不再一一列出。
第三，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的长篇发言，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周恩来发言时就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拥护。⑷杨尚昆也回忆：“会上，许多同志要求毛主席代替博古领导全党工作，这是众望所归。但毛主席不愿意，说他身体不好，有病。”⑸在随后酝酿更换党的“总负责人”时，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⑹可见，毛泽东当时就是红军和党的最高领导职位的主要人选。只不过是他个人坚决不同意而暂缓。
第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领导长征最终取得胜利的大大小小决策中，也确实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这是党的其他领袖人物和红军将领们一致的认识。陈云是党中央决策层的重要成员，他对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担任党和红军最高职务的情况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根据毛泽东事实上所发挥的作用，在1935年10月15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报告遵义会议情况时就明确：“我们撤换了‘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推选毛泽东同志担任领导。”⑺几十年以后，邓小平在审阅《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明确要求删掉其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领导地位”一语中的“实际上”三个字。他说他当时是党的秘书长，是遵义会议的与会者。会后的行军中，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来，要等各个部队的电报，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据这些电报确定红军的行动。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⑻
二
遵义会议是“伟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的作用主要是在会后发生的。同样，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其领导地位能否得到全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在当时还是个未知数，关键是要摆脱长征以来的危险被动局面，使红军转危为安。这个过程几经周折。
（一）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由于对敌情判断有误，打了一扬拉锯战（从未能实现战役目的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一个败仗）。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主要成员开会，决定立即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于29日拂晓前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泸州的古蔺、叙永地区，伺机北渡长江。
（二）2月2日，红一军团攻打叙永城未克，电台又侦知川军有5个旅从北面压来，与从背后追击上来3个旅，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2月3日至5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叙永石厢子的万寿宫（当时属古蔺）开会，决定改向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分水岭、水潦、水田寨、扎西集结，避开敌人锋芒，准备从云南昭通渡过金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