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就遵义会议直接的积极成果而言，主要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在实际上开始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地位。但这仅是转折的起点。遵义会议后，红军仍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国革命仍处在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仍然是生死未卜。转折，应该有一个周期，有一个由低潮到高潮或高潮到低潮的发展周期。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伟大转折的周期，事实上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的爆发才告一段落的。这里对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个周期中的努力及其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做一简单的概述。
一
中国共产党人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斗争实践中逐步深刻地认识到，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共产国际也在1930年就把建立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头等重要的任务”。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⑴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的惨重牺牲，更加重了人们对根据地的依赖。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新的根据地做立脚点是红军长征成败的标志。这是当时全党全军的共识。但如何达到这一目标的方针则是大不相同的。
把持中央领导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将摆脱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于既定的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上，他们幻想先放下包袱，再回过头来粉碎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则更清醒地注意到红军当时面临的危险处境，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毛泽东坚决反对“左”倾领导者不顾蒋介石已经在通往湘西的途中布置了十几万大军的口袋阵，还要硬往里钻的做法。在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他的意见虽然得到多数同志的支持，并在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确认，但还是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激烈反对。
纠正“左”倾的错误军事路线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而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彻底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肯定并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路线。这是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也是革命根据地能否得以重建的前提。遵义会议在解决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的同时，又鉴于贵州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等情况，决定改向比较富庶、并有红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可做策应的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指挥北进的中央红军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军队在土城遭遇，打了一扬拉锯战。毛泽东果断地命令部队撤出战斗，一渡赤水，放弃了北渡长江入川的计划，避开敌人锋芒，转到云南扎西地区集结。在扎西，毛泽东在中革军委讨论战略方针和红军行动问题的会上，分析了当时的敌情，指出要用敌变我变的原则指导红军的行动。他说：“目前，敌人的主力和注意力都调到川南一线来了，黔北比较空虚，我们应该利用敌人的过失，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⑵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进一步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文告虽然也阐述了中央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苏区根据地的意图，但它更突出地强调的则是“打大胜仗消灭大量的敌人，缴他们的枪与子弹武装我们自己，并武装云贵川数千万劳苦群众，是我们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在毛泽东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二渡赤水，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此后，中央拟建根据地的区域又几经变化，但毛泽东不为其所限制。他根据敌情率领中央红军又两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在十倍于己的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中往来穿插，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并最终摆脱敌人重兵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不为寻找新根据地所束缚，而是依据战场实际，时而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取得了重建革命根据地斗争第一个阶段的胜利。而这一胜利的取得，正是遵义会议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直接成果。
如果说毛泽东在重建根据地斗争的第一个阶段主要致力于领导红军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那么，第二个阶段则着重于确定应在什么地区重建根据地。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毛泽东针对华北事变以来民族危机的加重和中国革命的不平衡发展，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提出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正确方针；而把持红四方面军领导权的张国焘出于争夺军权和党权的个人野心，以及对革命形势的悲观判断，主张南下人烟稀少的四川西康边境地区。张国焘坚决反对毛泽东和党中央北上的方针，甚至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于是引发了党和红军内部的一场空前严重的危机。
毛泽东率红一、三军团（后改称陕甘支队）摆脱危机先期北上后，又对其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做了局部的调整。1935年9月27日，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根据新近了解到的陕北还保存有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这一新情况，确定前往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先后胜利地部署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征战役、山城堡战役。此外，他们还直接领导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策应因发动西安事变而遭国民党中央军队进攻的东北军、西北军的军事行动。这些军事行动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以及西路军的英勇远征，不仅粉碎了各路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围剿”，而且沉重打击了根据地周边地区的敌军，大大拓展了苏区。使原来的陕北苏区发展成为以延安为首府，辖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6个县和200万人口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全国的各路红军是在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放弃各自的根据地踏上长征征途的。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后，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指挥下，枪是昨天的枪，人是昨天的人，却逐步地反败为胜，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找到并巩固和发展了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标志着长征获得最终的胜利和国民党军围歼红军企图的彻底破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有了新的栖息地，中国革命有了长期稳固的大本营，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由国民党盘根错节统治的南方转到了敌人统治相对薄弱的北方。
二
遵义会议还有一大成就，就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调整了中央的组织问题。自中共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中央主要领导的更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产国际操纵的。比如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和让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总书记，特别是扶植王明上台和让博古主持临时中央的工作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惨重损失，使中央领导层普遍认识到必须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员和决策机制。再加上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中断，在客观上促成遵义会议和会后对中央领导人选和决策机制的自主调整。先是在遵义会议之前的猴场会议上就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恢复了政治局的应有权力，使“三人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受到了限制。遵义会议上增加毛泽东为中央常委，重新明确朱德和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并强调周恩来是代表党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常委分工时进一步明确，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⑷这样就剥夺了原“三人团”中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上还决定让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突出了他在中央核心层的作用。
会后不久，据周恩来回忆：中央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行军途中，洛甫（即张闻天）首先提出中央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毛泽东找周恩来商量，把洛甫要求变换中央领导的意见告诉了他。周恩来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⑸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共中央到达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鸡鸣三省的村落时（一说是叙永的石厢子，另一种说法是在威信的水田寨），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那里开会分工，决定由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
还需要指出的是，遵义会议后，在批判“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和调整党中央、中革军委组织问题的过程中，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像过去宗派主义者那样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而是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端正思想，通过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程序改变其领导，以保证正确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比如对博古，仍然保留了他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长征到陕北后，又让他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要职；再如对在遵义会议上公开支持博古，并同毛泽东激烈争论的凯丰，后来仍让他担任少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和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特别是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从当时党内情况出发，回避开政治路线的是非争论，并十分策略地肯定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集中解决当时最急迫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权问题。而在遵义会议后变更党内“负总责”这一最高领导职位时，毛泽东又谦虚地推举张闻天替代博古。这样，就最大的程度地争取了中央领导层同志们的支持，很好地维护和促进了党中央的团结。党中央的团结和统一，不仅保证了对中央红军战胜敌军围追堵截的坚强有力领导，而且在后来克服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当张国焘扬言要“审查中央路线”，并借口统一指挥来“解决组织问题”时，就愈见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解决军事问题而一般地肯定党的政治路线之高明。在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把在遵义会议已经成功运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关于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再次成功地运用于同张国焘的斗争，并有所创新，树立了一个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毛泽东虽然真理在握，但并不以个人命令去强制别人执行。他很注意发挥党中央集体的领导作用，重大决定都由政治局会议做出。发挥了党中央集体的坚强有力领导。二是在原则性问题上不退让。张国焘的行为不只是一般的党内争论，后来发展到分裂党的严重程度。因此，毛泽东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如北上方针这一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大问题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三是表现出灵活性。为了维护全党和全军的团结，毛泽东对张国焘进行了耐心的批评帮助，并作了适当的妥协让步，比如让出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等。特别是在张国焘公然抗拒中央，企图以武力威胁中央改变方针，党中央不得不率红一、三军团先行北上的严重情况下，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央政治局俄界会议上揭露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行径，同时他又努力说服要求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同志。他说，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应采取党内斗争的方法处理，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现在还不要做，因为他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许多干部的安全。你开除他的党籍，他还统率着几万军队，还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要尽可能地做工作，争取他们北上。甚至在张国焘擅立第二中央，公开分裂党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在与之进行严肃斗争的同时，仍冷静地说服其他同志不要开除张国焘的党籍，以便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倒行逆施受到包括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内的全党上下一致强烈的反对，加上其南下川康边的行动严重受挫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张浩、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任弼时、贺龙，以及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并放弃其南下计划。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一同北上，于是有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地区的大会师。这样，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所造成严重的党内危机终于被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