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适，”我说，“巴尔福先生，今天的法律也不是几代之前就制定好的啊，他们当时的法律甚至都无法适用于自己的时代。”
会议室爆发出一阵笑声，巴尔福首相也大笑道：“您是对的，非常对；但我认为您是第一位能有如此明智见解的捐赠者。”
我提议只要过半就能审议通过一项议案，巴尔福勋爵则建议不少于2/3，埃尔金伯爵赞同勋爵的建议。至于基金会主席一职，我向巴尔福首相提议，希望埃尔金担任这一职务时，首相立刻说：“在大不列颠他是最佳人选。”埃尔金伯爵当仁不让地当选，对此我们都很满意，问题是我们到哪里找到与之媲美的人来接任呢？
曾被丹佛姆林授予“荣誉市民”称号的四名议员，都与苏格兰大学信托基金有关联，分别是亨利·凯姆贝尔·巴内曼爵士、埃尔金伯爵、约翰·罗斯博士，以及我自己。如今，又有一位女士荣获丹佛姆林“荣誉市民”称号，她就是我的妻子，她像我一样强烈地热爱丹佛姆林。
1902年，我当选为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名誉校长，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而第一次与学校的全体教员见面，又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印象深刻的事情。我坐在学校古老的椅子上，圣·安德鲁斯大学建校近500年以来，一直都只有受人敬重的校长才能坐在那里。为了准备发言稿，我翻阅了之前历任校长的讲话，其中有一段见解精辟，那是前校长斯坦利先生给学生们的建议，“到布恩的诗中去寻找你的神学”。作为教会的显耀人物，作为维多利亚女王的亲信，他能大胆地向学生提出这样的建议，显示出了近些年神学的变化。最好的行动法则的确在布恩的诗中，如“你的耻辱只在于恐惧”，这是我早年的信条。
我开始与苏格兰四所大学的校长及其家属休闲一个星期。参加第一次聚会的有埃尔金伯爵、巴尔福勋爵及其夫人。自那以后，每年一度的“校长周”成为惯例定了下来，他们都认为这有利于大学的发展。当我们执手告别第一年的“校长周”时，苏格兰大学校长说：“500年来，苏格兰大学的校长们就一直在探索着如何开始我们的聚会。而今，问题已经解决了。”
1906年在斯基博的那次“校长周”聚会最难以让人忘怀，拉德克里夫学院的校长艾格尼丝·阿尔文小姐——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曾孙女——和我们度过了那次“校长周”，我们都被她深深吸引。147年前，富兰克林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拿到了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如今，该荣誉又授予了他的曾孙女，以表彰她作为拉德克里夫学院的院长而做出的贡献。这是该校第一次授予非不列颠公民——但她和富兰克林一样祖籍都在这里。作为该校荣誉校长，我穿过大西洋，亲自将证书送上。授予仪式在费城富兰克林安息的地方，那里有盛大的集会纪念他的伟大功绩。我非常荣幸能在这样庄严而重要的场合担任主持人，现场的观众也都深深受到感动。
在圣·安德鲁斯大学，我经常与学生们一起活动，并且玩得很愉快。丹纳德森校长对我这样评价道：“无论什么样的校长，讲话的时候总是站在台上，只有卡内基走到学生中间，和他们相互攀谈。”就这样，我被学生们一致要求连任，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
我时常会思索高等教育体系的问题，我认为：那些知名学府，如哈佛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有5000~10000名学生就已经很具规模了，进一步扩展不大可能；但对小一些的学校（尤其是学院）来说，需要更大的帮助，如果我能用剩余的财富来资助它们，应当不会有错。因此，我后来的捐资都仅限于小规模院校，这与洛克菲尔先生那卓越的教育基金会——综合教育基金会——选择了相同的方向，并且都富有成果。洛克菲尔先生邀请我加入他的基金会，我答应了，相互协作使我们都受益更多，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现在。
在向大学捐资过程中，许多朋友都赢得了像我和查理·泰勒一样的声誉，比如迪金森学院的康威礼堂，就是以蒙丘尔·D.康威的名字命名。他的自传刚刚出版，结尾处这样写道：
乞求和平吧，亲爱的读者，从你们那里我看到希望。祈求和平不是向暴风雨跪拜，而在于你会遇到的男人、女人还有孩子。不要只是祷告“赐予现在的我们和平吧”，而要用实际行动去回答！那么，最终虽然世界仍然纷纷扰扰，而你内心将充满平和。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最深的耻辱——战争真的应当尽快从文明社会消失。
听说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为了纪念斯坦顿，设立了“斯坦顿经济会长”一职。此外，还有克利夫兰西方储备大学的“汉纳会长”一职、布朗大学的“约翰·海图书馆”等等，都为纪念我的朋友。我本打算再拿出一部分，建一座“道奇将军图书馆”和一座“盖勒图书馆”，但这份荣誉已由他们的母校赋予了。
我捐赠给汉密尔顿学院的第一份礼物，本打算以艾利胡·鲁特之名设立基金会，但这位最能干的国务卿，罗斯福总统口中“最睿智的人”，似乎并没有向学院的负责人提及此事。当我向他兴师问罪时，他笑着说：“好吧，我答应你下次再捐赠的时候，我一定会说。”
第二次捐赠很顺利，我事先未向他说明。如今，汉密尔顿的鲁特基金已经不是他的能力所能撤销的了。鲁特是个伟大的人物，但性情怯懦，在为一些公司辩护时，既做不到侃侃而谈，也做不到慷慨陈词；而且他过于谦逊，无法吸引下层民众的注意力。因此，他所在政党从不冒险推举鲁特；罗斯福总统也宣称，如果鲁特能靠自己的魅力成功获得总统的提名，他将从白宫爬到国会。
塔斯基吉机构曾致力于提高有色人种的社会地位，他们先前被划进奴隶阶层。我对此很是支持，并由此结识了布克·华盛顿，他不仅使自己摆脱了奴隶身份，还帮助数以万计的同胞提升了地位。就冲这一点，我们都应当向他脱帽致敬。我向该机构提供了60万美元的捐赠后没几天，华盛顿先生前来拜访，并向我提出一个要求：“你非常仁慈地从这项基金里专门拿出一笔，用于我和妻子以后的生活，对此我深表谢意。但是，卡内基先生，这笔钱远远超出了我们的生活所需，对我们族人来说也是一笔大财富。这会使一些人认为我不再是个穷人，也不用再努力工作了。你能否修改一下那个条款，取消这笔款项，而换成‘只需适当的提供’吗？我和妻子所需的真不多。”
这就是这位黑人领袖的品质所在，没有哪个英雄像他那样真实、富有牺牲精神：他拥有人类所有的优秀品质，灵魂高贵、精神纯粹，人类天性中最接近神性的一部分。如果要问当今世上或自古以来，有谁曾从社会的最底层奋斗到最高层，那一定是布克·华盛顿。他是现代的摩西和约书亚，引领自己的人民向前向上。
我很早就向教会捐赠物品，比如向斯文登伯格教会捐赠过一架管风琴，此前曾因他们教众太少而拒绝捐建一座新教堂。自此，各类教会的受赠申请铺天盖地而来，大到匹兹堡的天主大教堂，小到各种乡间小教堂，我忙得马不停蹄。——每个教堂都似乎需要一个比原先更好的管风琴，而一旦领到新的管风琴，旧的那架就能够白白卖一笔钱。一些小教会索求的管风琴几乎可以将他们的教堂撑破，捐给斯文登伯格教堂的管风琴就是这种情况；另有一些教会在申请之前很不巧买了新的，可还是希望我们将买管风琴的钱捐赠给他们。但是最终，一种稳健的捐赠机制形成了，他们需要填写表格，还要随时接受我们的审查。
但苏格兰高地的教会，则批评我的行为严重损坏了基督教的信仰。严厉的长老会成员如今还慨叹，说我企图“用花里胡哨的汽笛来赞美上帝”，而不再用上帝赐予人类的嗓音。自那以后，再有哪个教会需要买新的管风琴，就需要支付一半的款项。尽管如此，捐赠管风琴的活动仍在进行着，并且出现一种愈演愈烈的态势，申请购买新管风琴的教会越来越多。
我不认为这种事会有结束之日。要求教会为新的设备支付一半的费用，有助于保障基金必要而合理地支出。就我个人而言，不时听一听教会音乐，能使人们在听完布道后，压力得以释放，而且这经常向我们展示天父的存在。因此，我觉得在管风琴上的花费是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