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有的慈善事业中，个人的养老基金最让我富有成就感。很多善良的人，各方面都受人尊重，也没有任何缺点，但仅靠养老金不足以让他们活得更体面些和远离焦虑；一旦你伸出援手，将会使他们活得更舒服。在我退出商界之前，这项慈善工作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没有一个我列在名单中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资助。那是一份带有荣耀和关爱性质的名单，但从未公开过，没有人知道谁身在其中，我也从未对别人提过一个字。
也许我应当问问自己：“我所做的一切，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我的回答是，养老金名单上那些亲爱的朋友给我的回报，总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出现，远远超出我的付出，因此我也不再期望什么。我们生活在大自然的法则中，都应当遵守这一法则，既不问什么，也不惧怕什么，而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不寻求任何回报。
施舍远比获得更有福。如果我和他们互换了位置，他们也会一样资助我和我的家人。我确信这一点。一些人曾写信告诉我，说他们每晚祷告的时候都会替我祷告，祈求上帝赐予我。我的回答是，“请不要为我祷告。我的所得已经远远超出应得的了。更多的祝福应当给那些公正的基金会。”这并不是口头上说说，而是我的真心话。
但从我停止积累财富、开始捐赠财富以来的13年，任何一次捐赠都无法与丹佛姆林的皮坦克里夫峡谷相提并论。那是一个充满童趣的地方——纯洁无瑕、天真烂漫。我必须要讲一讲这个故事：
丹佛姆林曾发生过一次争斗，为的是争夺大教堂及其周围宫殿遗址的所有权。外祖父莫里森参与了这次争斗，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姨父朗德和舅舅莫里森这一辈人，舅舅还被指控煽动并带领人拆毁了一堵墙。市民在最高法庭的裁决中获胜，当时的领主发布命令，“莫里森家族再不准进入峡谷”。我作为莫里森家族的一员，自然不能进到峡谷里。皮坦克里夫的领主亨特家族与莫里森家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持续了几代人。
大峡谷靠近大教堂与宫殿的遗址，位于镇上两条主要街道的西北方向，大概有六七十英亩，高高的山坡上树木葱茏。对于丹佛姆林的孩子而言，那里有如天堂，至少那是我想象中的天堂。倘若能够从敞开的大门、或围墙、或烧毁的铁栅栏看上大峡谷一眼，我们都会觉得幸福。几乎每个周日，姨父都会带着我和多德在大峡谷周围散步，走到一个地方眺望大峡谷——树下进进出出飞着许多乌鸦。大峡谷的领主在我们眼中就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但亨特家族决不会与其他任何人交换峡谷，即便是女王。我们对此确信不疑，因为我们也不会这么做的。
姨父曾预言了我成人后的许多事，但他没能料到我会变得有钱，甚至成为皮坦克里夫的领主。如果他知道，他一定会为我骄傲。后来，我把皮坦克里夫峡谷移交给了丹佛姆林政府，作为一座公园——我幼年时的天堂！即使是王冠我也不会与之交换。
我是从罗斯博士口中得知亨特上校可能会被迫卖掉皮坦克里夫的，博士认为他开出了天价，而我却再也听不进去任何话。1902年，我在伦敦休病假时突然想到这件事，便立即发电报要罗斯博士来见我。我提议要由爱丁堡的肖先生（丹佛姆林的肖勋爵）去见亨特上校的代理人，说我要买下皮坦克里夫，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他们只能干后悔了。因为再找不出像我这样真心实意的买主，而我又随时可能改变主意或者突然过世。
不久，肖先生发来电报，说亨特上校希望卖4.5万英镑，问我是否同意。我回复道：“这一切都由罗斯博士决定。”当年平安夜，我收到了肖先生的回复：“万岁，我们皮坦克里夫的新主人。”就这样，我成了这一崇高荣誉的拥有者。国王又如何，他既不拥有马尔科姆王的塔，也不拥有圣玛格丽特的神殿，更没有皮坦克里夫峡谷。但我有，如果国王来访问丹佛姆林，我将很乐意屈尊带领他参观这些遗迹。
作为峡谷的拥有者，我偶然间发现，如果把钱交到富有公众精神人的手中，将能做很多公益性的事。罗斯博士建议我成立一个基金会，来管理皮坦克里夫峡谷（公园）。自那以后已经过去20年，从没有哪一个公园如此受民众的青睐。那里每年都会有演出，处处鲜花盛开，甚至吸引附近城镇的人去参观。基金会采取了诸多措施，成功地按着当初的目标运作，即给丹佛姆林单调乏味的生活带去更多“欢声笑语”，给他们——尤其是年轻人——带去乐趣、快乐。那么，我们这里的孩子，多年以后回望这段岁月，无论他在离家多远的地方，都会感受到这些素朴的优点，生活将会变得更快乐、更幸福。如果这是你勤劳的硕果，你就是成功的；否则你就是失败的。
这样，皮坦克里夫峡谷就成了我提供过的最抚慰我灵魂的捐赠。上天是公平的，当年激进派领袖托马斯·莫里森的外孙、贝利·莫里森的外甥，莫里森家族的后人，赶走了原先的地主，成了峡谷与公园的新主人，并永远向丹佛姆林市民开放。冥冥中，似乎命运之手在掌控一切，我似乎听到一些低语：“你全部的一生没有虚度——丝毫没有。”这真是我生命中最欣慰的事，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如果我有了足够的钱才退休，是不会有这番成就的。
3.我支持和平事业
我早年访问英国的时候，就对那里的和平协会感兴趣，也参加了他们举行的一些会议，尤其与克里默先生创立的议会联盟走得很近。克里默先生是工人在议会里的杰出代表，很少有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当即捐出了奖金，只留下了急需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崇高的牺牲精神。对于真正的英雄来说，金钱有如粪土！克里默先生的工资，仅够维持他作为议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水平，但为了和平事业，他贡献出了一切。
1887年，我有幸将议会联盟介绍给克利夫兰总统，他衷心承诺双方之间的合作。从那时起，如何消除战争隐患成了我最重要的工作，其他所有事情都无所谓。第一次海牙会议的举行，带给我莫大的欢喜，会议呼吁裁军（虽被证明是天方夜谭），并建立具有现实意义的永久性特种法庭，以解决国际间的争端。这是人类迈向和平最伟大的一步。
如果豪尔斯先生能活到今天，并同上司安德鲁·D.怀特一道参加第二次海牙会议，或许能够建立起消弭战争的国家法庭。当年，就是豪尔斯先生，身负上司使命，连夜从海牙赶赴德国去见该国外长与皇帝，并成功说服他们支持建立国际法庭——仅此一项，豪尔斯先生就足以被写入最伟大的人物史册。可惜，死神在他风华正茂时带走了他。
如果国际法庭得以成立，那一天将会成为世界历史进程中最重要的日子，它会向残杀同胞——最深重又最残忍的罪行的人敲响警钟。
安德鲁·D.怀特和豪尔斯先生在第一次海牙会议之后，建议我在海牙捐资修建一座和平教堂。我说，如果荷兰政府没有这方面的渴求，这样做会显得唐突。他们反对说，在这件事上，任何政府都不可能指望。我就说，在这件事上我永远不会自主行动。
最终，荷兰政府驻在华盛顿的盖弗斯男爵提出请求，我欣然同意，可还是谨慎地说自己会适时给他们政府汇款。但结果是，荷兰政府派人来把钱取走了，我则留了一张150万美元的汇款单作为纪念。这对我来说意义重大，因为这座和平教堂，会因其终极目标的神圣而成为世上最神圣的建筑，虽然它不像圣彼得教堂等建筑那样显示上帝的荣耀。但正如马丁·路德所说：“我们不能为上帝提供什么；上帝也不需要我们的帮助。”这座以和平名义而建的教堂，至少反映了犯了错的子民的需要。——对上帝的最高敬仰就是为人类服务。
1907年，一些朋友决定成立纽约和平协会，并邀请我担任会长一职，我以诸事缠身为借口（虽然是实情）而拒绝了。但随后，我开始觉得良心不安：如果我不能为和平事业牺牲自己的时间，我还能牺牲什么呢？我还能做好什么呢？幸好，几天之后他们再次劝说我能重新考虑，我觉得他们都肩负着神圣使命，便坦率地告诉他们，我接受了；并说上次拒绝后，自己的良心就一直受到折磨。1908年4月，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的和平协会会议在纽约举行，有来自全国35个州的代表，以及一些国外的朋友。
此时，我获得了一枚意想不到的勋章。在纽约的一次和平宴会上，艾斯图内勒·德康斯坦男爵走上台，发表了令人信服的演讲，并在参会人员的欢呼声中，将法国政府授予的爵士荣誉勋章颁发给我。这的确是一个莫大的荣誉，是对我为世界和平所做努力的欣赏与认可。这也有助于我时刻提醒自己要比之前更为努力，更加谨言慎行，如此才能稍微接近荣誉赠予者演讲中的期望——虽然具有迷惑性——他们误认为我已经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