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周天子以外，以爵位高低排列，分别是公、侯、伯、子、男，即著名的五等爵位制度。
在泥腿子陈胜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之前的夏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王侯确实都是有“种”的，老子打江山，儿孙坐江山，从来没有人质疑过。
周朝的等级制度极为严格，凤凰生的儿子，天生就是凤凰，麻雀生的只能是麻雀。和诸侯有五等之分一样，官僚阶层也分为五等，即上大夫（也可单独称为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和诸侯的爵位高低要看与周王室的关系亲疏而定不同，诸侯辖下的官僚阶层并非铁板一块。能力出众的，又生逢其时，就可以挤进官僚统治集团，最典型的就是百里奚和孙叔敖。
在春秋诸侯的官僚体系中，二大夫的地位要高于三士，士是统治阶层的最低一级，再往下就是庶人（自由民），之下还有奴隶。虽然士在官僚体系中地位不高，却是权力金字塔的基座，人数最多。历代的官僚体系，都是以帝王（天子）为塔顶，高级官僚（大夫）为塔身，士人为塔基。在周朝各级统治阶层的政治待遇名单中，士都列入其中，比如按制度，天子有七庙，诸侯有五庙，大夫有三庙，士有一庙。再如统治集团所冠戴的冕旒，天子有十二旒，诸侯有九旒，上大夫有七旒，下大夫有五旒，士有三旒。这应该是上承夏商两朝的礼仪制度，可见早在夏商之际，就已经有了士的存在。
大夫的政治待遇虽然比士要高一些，但都是领工资的打工仔，不过大夫算是金领，士算是白领。在春秋诸文献中，大夫和士被连称为“大夫士”，直到战国之后，逐渐演变成“士大夫”。不论是大夫士，还是士大夫，他们都有着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属于知识垄断阶层，也就是知识分子。
“士大夫”的存在意义，大致从三个角度可以切入解读：一是文化意义，这是士大夫的根基，没有文化便谈不上士大夫。二是道德意义，在春秋以后的语境中，“士”和“君子”基本上是同义词，而这两种身份到了唐宋以后，基本实现合流为儒。在他们看来，士君子应当临危不苟免，行事磊落，坦荡无私。
三是政治意义，食君之禄，谋君之事，以天下之忧为己忧。在这三重意义上，士大夫群体最看重的是第二种，即道德意义。《孔子家语·儒行解》中着重讲了士的道德标准，“儒有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程功积事，不求厚禄，推贤达能，不望其报；君得其志，民赖其德，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从道德层面解读儒家思想，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洁身自好，不贪不佞。《孔子家语·儒行解》：“儒有委之以财货而不贪，淹之以乐好而不淫，劫之以众而不惧，阻之以兵而不慑；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守。”能做到以上举的这两条标准，基本上就符合了儒家士大夫的行为规则。
儒家之士在社会人群中的存在，讲究的是以德服人，以仁义教人，如以上所举的“内称不避亲，外举不避怨”。春秋时代的卿大夫们多出身贵族，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所举的臧文仲、子罕、吴季札等二十人，但后人从春秋的高级官僚身上已经看到明显的儒家行为特质。
正如钱先生所说：“其人虽都是当时的贵族，但已成为将来中国典型学者之原始模样。他们的知识对象，已能超出天鬼神道之迷信，摆脱传统宗教气，而转重人文精神，以历史性世界性，在当时为国际性社会性为出发点。专在人生本位上讲求普遍的道德伦理规范，而推演到政治设施，决不纯粹以当时贵族阶级自身之狭隘观念自限。”
虽然儒家思想因为孔子而发扬光大，实际上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姬旦。孔子的儒家学说只是集大成而已。孔子平生最大的偶像就是周公，他曾经说过：“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从西周开始，卿大夫们就开始积极地融入政治生活中，如反对周穆王穷兵黩武的祭公谋父、劝周厉王多听社会下层民意的邵公虎，以及和郑桓公姬友进行国运大讨论的太史伯等人。
“道德”一词，不仅为道家所用，也成为儒家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只不过各方对“道德”的解读不尽相同。儒家经典著作《礼记》开篇就讲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说明儒家思想在早期阶段就已经非常注重培养知识分子兼爱天下的普世情怀。
先贤的表率作用，也深深影响了春秋时代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的大夫士们，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道德及政治操守。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两位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用实际行动完美阐释了“内称不避亲”和“外举不避怨”。
先来讲一下“内称不避亲”，代表人物是卫国的大夫石碏。历史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成语“大义灭亲”，这个成语的创造者就是石碏。在讲述石碏的故事之前，先把卫国的世系简单地介绍一下。在春秋前期，卫国是个非常重要的诸侯国，处在晋、宋、齐、郑之间，统治区域大抵在今晋冀豫鲁四省交界之处。以与周朝王室的关系亲疏来说，卫国是正宗的龙子凤孙出身，卫国的第一任君主卫康叔是周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深受千古一相周公旦的喜爱。
卫国是姬姓诸侯国中比较严格遵从周公政治思想的国家，卫康叔是卫国最著名的贤明君主，能“和集百姓”，曾经被周成王通令表扬。卫国国祚传到卫武公姬和时，已经是第九代了。
可以说姬和是小一号的卫康叔，他在位期间，奉行祖先康叔的仁政，史称“百姓和集”。卫国本来是侯爵，但在著名的幽王之乱时，姬和曾经出兵帮助周平王，所以平王很感激姬和，把卫国的爵位由侯升为公。姬和在位时间相当长，足有五十五年，公元前758年，姬和寿终正寝，太子姬扬即位，就是卫庄公。
姬扬在历史上没什么名气，但他有幸娶到了一位著名的美女，跟着老婆在历史上出了一把小名。这位美女就是庄姜，因为她出身姜齐，又嫁于卫庄公，所以称为庄姜。关于庄姜的爱情故事，以后会专门讲述。
除了庄姜，姬扬旗下还有两个女人替他生了儿子，一个是陈国宗室女，生下了公子姬完，还有一个无名妾室，生下了公子姬州吁。姬扬非常喜欢那个无名妾室及她所生的儿子姬州吁，虽然姬完是长子，又为夫人庄姜所养，按礼法有资格继承大位，但姬和却让姬州吁控制军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姬州吁有夺嫡的野心。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国君“嫡庶无别”的，就是上大夫卿石碏，他反对的理由非常明确，“庶子喜欢舞枪弄棒，掌握兵事，则置长子于何地？若国君立州吁，请即立之，如果不立州吁，则请罢州吁之兵，否则州吁持宠夺嫡，大乱将启。”
同时石碏还提出了六逆、六顺之说，六逆是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六顺是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州吁之所以不入石碏的法眼，主要原因就在于州吁的身份和行为不符合石碏坚持的以春秋礼法为内核的先儒思想。
石碏滔滔不绝、大义凛然讲完了，差点口吐白沫，结果姬扬全都当成了浮云，根本听不进去，继续听任姬州吁胡作非为。石碏实际上是希望国君能立长子姬完为太子的，但并没有达到目的。
更让石碏忧心的是，他的那个宝贝儿子石厚似乎已经看出姬州吁得宠，将来必能继承国君之位，成天和姬州吁在一起鬼混。石碏已经认定了姬州吁将来必成为作乱卫国的祸首，劝儿子不要上这条破船，石厚已经鬼迷心窍了，对于父亲的劝告根本听不进去。
卫国的二子争嫡，几乎就是之前郑国二子争嫡的翻版，只不过郑国有个偏心老妈，卫国有个偏心老爸。不过姬扬虽然疼爱幼子，但并没有易储，等姬扬去世后，姬完很顺利地继承了国位，史称卫桓公。
姬完为人忠厚，性格偏于怯懦，在气场上很难压制弟弟姬州吁。其实姬完也不是无能之辈，至少他已经看清了弟弟的野心，根据《史记·卫康叔世家》的说法，在姬完即位的第二年（前733），姬完以姬州吁为人骄纵不法为由，罢免了姬州吁的所有职务，轰出国都。
说来好笑的是，姬州吁虽然流落江湖，但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外国朋友，就是同样被国君兄长打败，逃到国外的郑国京城大叔共叔段。共叔段的失败，深深刺激了姬州吁，如果自己不有所作为，下场可能还不如共叔段。
卫桓公十六年（前719）三月十六日，野心勃勃的姬州吁纠结大批流亡的卫国人，在卫国发动叛乱，杀掉了毫无防备的姬完，自立为卫公。姬州吁弑君夺位，开创了历史的先河，后世的宋元凶刘劭、后梁废帝朱友珪、金海陵王完颜亮，都是姬州吁的徒子徒孙。
从人生轨迹上来说，姬州吁和完颜亮的相似度极高，二人都是杀兄夺位，在位期间穷兵黩武，民不聊生，最终又为弟弟干掉。对于姬州吁的为人，鲁国大夫众仲看得非常透彻，他和鲁隐公谈论姬州吁就说：“州吁为人刚忍，好弄兵，众叛亲离，无德无行，必将玩火自焚。”
事实也证明了众仲的判断，姬州吁杀兄夺位仅仅半年后，就被愤怒的卫人除掉了，迎立了州吁在邢国做人质的弟弟姬晋，是为卫宣公。而设计除掉姬州吁的，正是已经告老居家的上大夫石碏。
如前面所讲，姬州吁即位之前的所作所为就已经和石碏的政治理念相冲突，而州吁弑君杀兄，以暴治国，残虐百姓，更是突破了石碏政治理念所能容忍的底线。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年迈的石碏挺身而出，不惜一切代价铲除乱臣贼子姬州吁，以及他那个助纣为虐的儿子石厚，他要对历史负责。
石碏在江湖上闯荡久了，从政经验非常丰富，他并没有采取力取之计，就像东汉末年老太尉陈蕃那样，带着几百个学生，悲壮地要与太监集团决斗。双方实力悬殊，以力拼之，石碏未必是姬州吁的对手，只有智取。
石碏智取姬州吁计划的核心，就是“调虎离山”，想办法诱使姬州吁离开他的大本营卫国，去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然后一举擒之。至于把姬州吁骗到什么地方，石碏想到了一个最合适的所在——陈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