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看经济增长。经典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力是长期增长的源动力，而科技进步则是全要素生产力持续提升的根本所在。简单推论，科技的加速进化理应引致全球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渐次抬升。但实际情况是，过去十年里，全球经济长期增长重心在缓慢下移，这当然可以从金融危机的角度得到一些解释，但从科技角度看，科技加速进化尚没有提振潜在增长水平的原因在于，它还没有到达那个点。科技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振经济的渠道有四：提高生产效率、加速资源流动、增强信息共享和加快学习过程。当前科技加速进化的影响还主要局限在改变人类生活习惯和理念的阶段，对主体产业和传统生产方式的颠覆则正在酝酿。所以，科技加速进化对经济世界的作用还处于蓄力阶段，而生活层面的需求变化势必将带来生产层面的供给变化，科技渗透并主导主体产业进化的爆发期即将到来，而全球经济也将由此进入一个长期增长中枢上升的阶段。
其次，再看就业。经典经济学实证经验表明，长期增长率的提升会同步引致劳动力市场的改善。但值得注意的是，由科技进步引致的经济增长可能未必如此，因为生产科技特别是机器人科技会对简单人类劳动形成替代效应。事实上，这种替代已经显现，全球劳动力市场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岗位消失”的现象，虽然政府和工会都在竭力对抗，但这种“岗位消失”一旦发生，就很难逆转，这是全球劳动力市场僵化的重要原因。此外，新兴市场人口红利渐次缩小之后，全球劳动力成本正处于上升通道，这势必会加重企业对科技替代的潜在偏好。综合而言，科技加速进化可能会导致长期失业中枢的上升，进而让缩短劳动时间成为必然选择。
最后，再看通胀。经典经济学认为，通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仅从这个角度而言，科技加速进化似乎无关痛痒，毕竟货币大棒握在央行而不是科技巨头手中。但进一步细思，科技加速进化对货币体系也会产生两种影响：其一，尽管比特币的货币梦想已经破碎，并标志着虚拟货币快速进入货币体系的可能性几近于无，但人们对虚拟货币给予希望本身就已经给现有信用货币体系带来了巨大压力，与其说人们在热炒比特币，不如说人们在表达对信用货币超发、失序和随意性的不满。如此背景下，信用货币体系加强自我约束的外在压力和内部动力都有提升，这势必将有利于控制宽松潮流的无谓泛滥。其二，虽然虚拟货币并未真正成为货币，但科技加速进化对当前货币体系的运转已经开始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互联网金融的蓬勃发展就导致了银行信用创造能力的下降。科技进步对货币体系的这两种影响都将对通胀产生抑制作用。此外，值得强调的是，通胀实际上不仅是货币现象，也是经济现象。科技加速进化还将从实体经济层面对通胀产生作用：一是通过增强互联互通、提升微观层面的全球化降低通胀中枢；二是通过改造生产流程降低生产成本；三是通过革新能源体系拉低传统能源价格。综合而言，将央行因素放在一边，科技加速进化本身将产生降低长期通胀中枢的作用。
总之，科技改变生活，生活改变经济，科技加速进化势必导致经济世界“由重变轻”的变化，这些变化，正在悄然发生，还将加速发生。让我们拭目以待。
人工智能来袭
人工智能来袭带来的挑战，不仅在于可见的命运拐点，更在于不可见的思维冲击。
那些对未来的想象，那些混杂着憧憬、不安、失落和兴奋的想象，一不小心，就改变了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羊年春节，红包来了，在全民疯抢块儿八毛的热潮中，央视春晚第一次沦为了配角，互联网思维就这样走进并改变了沿袭了千百年的传统生活，如春雨般润物细无声，又为大家所喜闻乐见。
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抢红包，谁家技术最强？无论是练过六脉神剑的段公子，还是深谙弹指神通的黄药师，抑或是玩转灵犀一指的陆小凤，都抢不过一个新晋崛起的高手——抢红包机器人。只要领教过机器人在红包之夜中的表现，你一定会惊叹于它的效率，人类的反应时间和肌肉联动如此相形见绌，不由让人懊恼不堪，甚至心生恨意，很久之后还会烦忧不已。
当然，抢红包只是机器人一项微不足道的技能，或者说，只是人工智能一个极其初级的应用。事实上，科学技术的加速进化让我们还没缓过神来，就走入了人工智能来袭的新时代。在很多领域，人工智能的表现，早已比人类更加优秀，例如国际象棋、电子竞技、高频交易等等。可以想见，人工智能的未来，甚至可能会比人类更加辉煌，因为一旦越过某个技术奇点，人工智能以几何级数进行的自我优化将几乎笃定可以催生出文明之光，而被人工智能在智能上远远甩下的人类，则不得不面临最大的一次命运转折，或是永生，或是灭亡。
听上去有些耸人听闻，但这都是理性预期，所以，人类中最聪明的少数人，都对人工智能来袭表达了深度担忧和恐惧，例如霍金、乔布斯和马斯克。知乎上有个很棒的翻译帖，题目是“为什么有很多名人让人们警惕人工智能？”，看完之后，任何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能清楚地明白，人工智能来袭的未来，是一个加速或中断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而这个未来，并不被人类所左右。
在我看来，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恐惧，是一种本能。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不仅在于可见的命运拐点，更在于不可见的思维冲击。仔细审视人类的思维范式，无论是学科理论，还是终极思考，都是一种“以我为核心的均衡范式”。例如，经济学中的价值规律、经济周期、一般均衡等，无不以一种自我验证的方式建立起一套化零为整的系统框架，并由于认知中的某个核心力量的存在而显得起伏得当，万变不离其宗。再例如，人类文明中理性和感性并存的哲学精华，包括天人合一、六道轮回、相由心生、三权分立等，也都是建立在以人为核心的周而复始的规律运转之上。
但人工智能势不可挡的崛起，给这种思维范式带来了致命打击：一方面，如果人工智能势必带来人类永生或是灭亡，均衡就被彻底颠覆，“永远没有永远”的人类哲学基点将由此崩塌；另一方面，如果人工智能终将进化为“自我进化”，那么，人类文明将不再特殊，“以我为核心”的心理优势将骤然消失，甚至，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令人沮丧的新终极问题，人类会不会本身就是人工智能进化中微小的一环？
总之，人工智能来袭，人类的未来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危险。但正因为这种“恐惧谷效应”的存在，人工智能的商业未来也将变得无比璀璨，毕竟，消费恐惧，是人类另一个本能。
谁革谁的命
这年头，无论互联网还是金融，谁革谁的命，都很要命。
以前参加开放性讨论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因为总会碰到一些有趣的朋友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带来许多火星四溅的思想碰撞。自从互联网金融火起来，这些讨论就突然变得索然无味了，总会有人把话题导向互联网金融，气势汹汹地提出火药味十足的问题，要你在余额宝等各种“宝”和银行间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并以此划定你是一个革命派还是保守派。稍有犹豫，你就变成了所谓“吸血者”的同谋，遭到自认为代表广大群众的“正义者”的鄙夷。
在我看来，将互联网金融当做“革命”来激情点燃，不仅有些无聊和无趣，本质上也无益。首先，革命解决不了问题。追溯词源，革命（Revolution）是一个天文学词汇，意思是轮回或复归，这乍一看有些突兀，仔细一想却很有味道，从历史演化看，许多革命改变了统治者或垄断者的名字，却改变不了失衡的格局本身。革命不是改良，骨子里都带着取而代之的意思，如果互联网金融取代传统金融，余额宝等各种“宝”全然代替银行，现在革命者诟病的所谓垄断和暴利问题就会消失吗？不可能。如果是以颠覆和取代为目的，那么，互联网金融革命也只会带来另一种形式的垄断，而逐利是商人的本性，不管是银行还是互联网企业，只要有超然的地位，都会有最大化自身利益的本能。当前中国金融的问题，是参与者还不够多元，而用“一元”消灭“另一元”，根本上于事无补。
其次，革命未必能加速改变。当利益无法调和、改变难以自然推进之时，革命作为一种极端的暴力形式，会加速改变的进程，起到快刀斩乱麻的催化作用。在很多人看来，中国金融的改变还是太慢了，而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确实也有很大不足，所以“革命说”很有市场。但关键在于，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并不是针尖对麦芒的对立关系，而有唇齿相依的利益趋同性，互助合作和相互渗透本可以带来共赢的改变。然而，革命氛围的被鼓噪和被炒作，让两者都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猜忌和提防心理难免会悄然滋生，这让改良和合作变得更加滞涩，反而可能减缓了改变的车轮。
最后，革命总会有牺牲者。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犀利地指出，革命是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带着革命者的姿态去炮轰传统金融的种种弊端，的确会给很多人带来酣畅淋漓的快感，不过遗憾的是，互联网金融如果变成一场革命，赢家绝不会是广大民众。革命的过程本身就是破坏的过程，而金融体系的急速破坏必然会带来系统性风险，最受伤的会是金融消费者。革命的结果也未必是更好的结果，社会分工是有其合理性的，让不专业的人或企业去做专业的事，锦上添花是有可能的，但想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还是不切实际，如果革命导致互联网企业过早地承担了过多的金融服务职能，那么，未来可能比现在还危险。
总之，乔丹偶尔去打打棒球，还是很有意思的，如果乔丹真去参加职业棒球联赛，对乔丹和观众，都未必是好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也是如此，将合作思维融入传统金融体系，必然能发挥有益的鲶鱼作用，加速中国金融服务能力的提升。但革命之说，除了能图些口舌之快，实在有害无益。说实话，这年头，谁革谁的命，都很要命。
数据不会撒谎
数据不会撒谎，擅长欺骗的永远是人。
厨师为什么离不开锅勺？摄影师为什么离不开相机？保洁员为什么离不开抹布？程序员为什么离不开电脑？以前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些问题，但现在发现，这些貌似天经地义的问题一点也不愚蠢。一个类似的问题是：经济学者为什么离不开数据？尽管圈内人觉得理所应当，但圈外人难免会诟病依赖数据也是一种迷信。经过审慎思考，我认为，经济学者离不开数据的原因有三：
其一，数据能够精准地反映事实。如果没有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很容易变成废话。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博尔特跑得挺快的，但百米9秒58这个数据能更直观地描述怎么个快法。数据化的经济现实是立体、饱满和精准的，因为数据本身既不静止，也不孤立。例如，整体失业率这个数据反映了就业市场的全局情况，更进一步，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肤色、不同地区人群的失业率则反映了就业的结构情况，而兼职比例、每小时工作时间、每小时工作报酬和劳动参与率则暗藏了未来就业的变化信息。种类、数量大幅超出普通人想象的经济数据构成了一片海洋，只有浸淫其间，波澜壮阔的起伏才会不失真实和细节。
其二，数据能够诚实地暴露虚假。很多朋友，一提到经济学家就会皱眉头，一听到经济数据就喊造假。的确，必须承认，诚信度是经济数据发挥作用的基石，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数据本身不重要。事实上，绝大多数经济数据是可信的，很多时候，数据变得奇怪，不是因为数据是假的，而恰恰因为它暴露了经济活动中的虚伪和欺骗。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出口数据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4月出口数据明显强于预期，不仅和中国贸易伙伴的进口数据对不上，和中国自身的其他数据也有矛盾。其实，数据并不假，突兀的数据恰恰反映出近期中国贸易中许多虚假行为，这些假贸易要么是为了套利，要么是为了避税，要么是为了豪赌人民币升值，而幸运的是，数据诚实地暴露并预警了这些问题。
其三，数据能够有效地制约公权。一些言辞尖锐的朋友，会说经济学家天天沉迷于经济增长数据，变成了地方政府“GDP崇拜”的帮凶。这实际上曲解了经济学，更冤枉了经济数据。经济数据并不是只有经济增长率，大量饱含历史和细节的数据反映了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程度、微观个体的福利增长、利益分配中的结构变化等。经济学不是法学，没有像《宪法》这样的铁律作为价值判断的基准，政府的经济政策好不好、正确不正确，没有一个确定的参照物可供评价。而动态、全面的经济数据则为评判政府经济行为的成效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经济数据有能力反映政府做了什么，花了多大成本，带来多少增长效应、多少通胀效应、多少就业效应、多少民生效应、多少福利改善，进而为消除信息不对称、制约公权的滥用、提升公权的效率提供了基础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