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是进吕梁山前的最后一个县，一条公路从城区的边缘擦过，往西几十分钟就进吕梁山了，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势略低的整个城区，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现在它们已经被陆续拆迁。
01 “县城”情结
1970年5月27日，贾樟柯生于中国山西省汾阳县的县城，汾阳以出产杏花村酒闻名于世，1996年这里撤县设市。
汾阳是进吕梁山前的最后一个县，一条公路从城区的边缘擦过，往西几十分钟就进吕梁山了，从公路上可以看到地势略低的整个城区，大部分是灰色的老式民居，现在它们已经被陆续拆迁。
所谓生于斯，长于斯。这古老的汾阳县城，给予贾樟柯没齿难忘的经历，也成为日后的电影导演贾樟柯受之有用的创作源泉，在他身上，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县城”情结，他坦言这种情结，血浓于水，难以割舍。这也是理解贾樟柯影片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喜欢拍摄县城。县城是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封闭，尴尬，有一种生动的压力。出于我个人的成长经验，以及这种叙事的愿望，我喜欢拍县城和县城里的人。”【注：引自柏邦妮院叶不华院柏邦妮名人访谈录曳袁新世界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39-40页。】
倘若说有一幅贾樟柯的电影地图的话，那么汾阳已然成为一座绕不开的灵魂地标【注：贾樟柯的成名作“三部曲”之《小武》、《站台》、《任逍遥》的叙事发生地都是在这座兴盛于周朝的山西古城；《世界》的背景转换到北京，但主角仍旧为“汾阳来的人”；至《三峡好人》，韩三明和赵涛远赴废墟连城的奉节去寻找爱人，虽然只模糊标明山西来客，可那两张熟悉以至亲切的面孔，依然让我们想起《站台》的煤矿工人三明表弟、想起尹瑞娟，以及《任逍遥》的巧巧。】。青年学者羽戈说过：“汾阳好似贾樟柯电影的商标……首先是一种产品真伪的识别码，其次构成了特立独行的精神渊源——对贾樟柯而言，汾阳不止是一座位于太原盆地西南部的城池，不止是他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故乡，而是大中国的缩影，时代变迁的见证者。汾阳就是中国。”【注：羽戈：《论贾樟柯：现实一种》，见豆瓣网。】诚哉斯言。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在贾樟柯的镜头底下，所呈现的乡土更细微，更渺小，具有手术刀一样的精准冷静。青春的记忆、八十年代、山西偏远的县城似乎已经成了贾樟柯电影的重要元素。
贾樟柯出身于一个汾阳县城的教师家庭，“贾樟柯”这个名字他说是父亲起的，樟是有着香气的不生虫的木，柯是斧子的手柄，必需但不是最主要。贾樟柯的父亲贾联凯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母亲张瑞英出生在农村，后来嫁到城里【注：据贾樟柯回忆：“我母亲一家都是农民，母亲因为学习比较好就跟我父亲结婚在县城里生活，但是我二姨、大姨都很早就出嫁，就在家里呆着。”见贾樟柯、王樽：《电影改变人生》，载格非、贾樟柯等著：《一个人的电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88页。】，在糖烟酒公司的商店做售货员工作，他有一个在学校里当宣传队员的大他六岁的姐姐，不上课，常演出，代表作是《火车向着韶山开》。贾樟柯看过姐姐的演出，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仰着脖子往上看，高音喇叭的回旋，造成了一种超现实感觉。这些记忆，最后变成了他导演的电影《站台》里的开篇。
对这样的家世和出身背景，贾樟柯颇为珍视，视作他毕生创作的源泉和起点：
我是1970年在山西汾阳出生的。我父亲原来在县城里工作，因为出身问题受到冲击，被下放回老家，在村里当小学教员，教语文。我有很多亲戚到现在还一直住在乡下。这样一种农业社会的背景带给我的私人影响是非常大的，这是我愿意承认，并且一直非常珍视的。因为我觉得在中国，这样一种背景恐怕不会只是对我这样出身的一个人，仅仅由于非常私人的因素才具有特殊意义。我这里指的并不是农业本身，而说的是一种生存方式和与之相关的对事物的理解方式。譬如说，在北京这个城市里，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说他自己跟农村没有一点联系？我看没有几个人。而这样一种联系肯定会多多少少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方式：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价值取向、他对事物的各种判断……但他又确确实实地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问题的关键是怎么样去正确地面对自己的这种背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实实在在地去感受中国人的当下情感，去体察其中人际关系的变化……我觉得，如果没有这样一种正视，这样一种态度，中国的现代艺术就会失去和土地的联系——就像现在有的青年艺术家做的东西，变成一种非常局部的、狭隘的私人话语。【注：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5-46页。】
贾樟柯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经常跟他聊电影的故事，从此，在贾樟柯幼小的心灵里，对电影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以至最后以电影为志业。据贾樟柯忆述：“我记事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岁，1977年、1978年的时候。那时候‘文革’刚结束，我记得父亲总是下班特别晚，晚上总要开一些批斗会、清查会，父亲回来得再晚，我们一家人也得聚在一起吃饭，他总讲他骑自行车跑到玉道河村去看拍电影的情况。他非常兴奋，那时候夜里总停电，借着炉火，我可以看到他脸上兴奋的光彩。”【注：贾樟柯、王樽：《电影改变人生》，见格非、贾樟柯等著：《一个人的电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82页。】
其时的贾联凯40岁左右，在中学里教语文。他给儿子讲述拍电影的场面，让贾樟柯首先对这个职业非常尊敬，因为他觉得自己父亲都那么尊敬拍电影的，所以自己也特别地尊敬。因而贾樟柯一再提及，“直到现在，我做了这个职业之后，隐隐约约的，总记得父亲谈起这个职业的样子”。
贾樟柯小时候，整个中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贾樟柯后来回忆说：“我是70年代出生的，上小学时‘文革’刚刚结束，那时物质非常匮乏，我记得童年的记忆多半是饥饿。这种饥饿的感觉对于今天的80后、90后一代是不可能体验到的一种极端状态。”【注：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37页。】他还记得他八九岁的光景，有一天夜晚，他父亲带着托人从河南捎回来的一袋东西进了家，他关上门，压低声音对家人说：“来，咱们吃花生。”
“汾阳不种花生，我从来没见过花生，又不知道花生是什么。我们一家人在昏暗的灯下吃着花生。当时觉得，花生真好吃。多年以后看到梵高的那幅画《吃土豆的人》，总是会想起我们一家人在灯下吃花生的情景。”【注：转引自小氓：《贾樟柯的故事：十八岁出门远行》，《视觉21》2002年第11期。】当时整个社会的物质供给还比较贫乏，贾樟柯与许多人一样经常挨饿，经常只能吃红薯、土豆之类的东西。那时候有个通病就是胃下垂，就是吃太多红薯吃出来的，以至于贾樟柯吃红薯“吃怕了”，后来他在北京看到别人围在烤炉边上吃红薯，就会想到当时的情景，条件反射不愿意再吃红薯。多年过后，贾樟柯仍对年少时的生活记忆犹新：
“在80年代可以感受到我们生活中的物质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小时候，整个冬天主要有红薯、土豆和白菜三种食物，四五个月以后才能上蔬菜。这三样东西在我们那儿有多种做法，土豆炖白菜，溜白菜片，拌土豆丝，或者把它们和粉条、豆腐什么的混起来，煨一大锅，那也不是天天能吃到的。冬天每顿饭差不多都是红薯稀饭，后来看见就怕。”
贾樟柯的母亲张瑞英是售货员，有一年，她去广州开交易会，带回了一台彩电。这让贾樟柯感到一切似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物质变化的同时，人又在改变。
02 少年不知愁滋味
回想少年时代，贾樟柯觉得自己特别顽皮，功课比较糟糕，除了爱好文学之外，其他课程一塌糊涂。有一天，他在回答“您小时候是什么样子？是乖孩子还是调皮鬼”的问题时这样说道：“算比较调皮吧。因为我是70年生的，我成长的年代也是比较动荡的时期，那时候小孩比较多，有的一家人有七八个孩子。街上全是小孩，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在街头长大的。我们县城里也没有幼儿园，孩子就跟孩子玩。街头长大的孩子就会比较野，该干的坏事都干过。”
贾樟柯读到的第一本诗集是现代诗人田间的。“老师嫌我淘，也不大要求我认真听讲，只要在课堂上不捣乱就行。我就看闲书”。
因为顽皮，老师称贾樟柯为“猴子”。为此，贾樟柯不依不饶地追到办公室质问老师，无奈之下老师把贾联凯请来，贾联凯开导儿子说：“你太顽皮了，老师才管你叫猴子。”贾樟柯这才明白老师叫他猴子有喜爱的成分，但他的顽皮和淘气确实让父亲很担心。
有一次，贾联凯值夜班，贾樟柯在隔壁屋里用蜡烛点燃了窗帘，火苗冲向木窗、房梁。贾联凯发现时，火势已经不小了。贾联凯急忙把儿子带到安全的地方，随后叫来很多人，这才把大火扑灭。事后，贾联凯教导儿子说：“这次我不骂你，但同样的错误我不希望你再犯！”
儿时的贾樟柯不太喜欢学习，贾联凯一次盛怒下将他关在家里，而叛逆的贾樟柯趁父母不注意，翻过4座大山来到大姨家。第二天，贾联凯接到大姨的通知才来接贾樟柯，母亲为他做了一盘羊肉，而贾联凯并没有批评他，说：“吃饭吧，你会离家出走了，挺了不起呀！”贾樟柯愧疚得满脸通红。上初中时，贾樟柯整天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时不时地跟别人打上一架。一次，贾樟柯兴高采烈地告诉父亲，他遭到别人的围攻，从房上跳下来，成功地逃脱了。贾联凯一听，“啪”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贾樟柯很不服气：“别人打我就够了，为什么你还打我？”贾联凯严厉地说：“打架就是不对，你还从房上跳下来，万一摔断了腿怎么办？”
那时，贾樟柯体会不到父亲的担心，直到他因为打架被抓进了派出所。贾联凯得知消息后，骑着自行车载着母亲赶来，他们对民警一脸的谦卑让贾樟柯心里一颤：难道自己给父母带来了麻烦吗？他决定以后决不再让父母担心，有空还要帮家里干点活。
有一次，父亲生病了，贾樟柯决定替父亲为家里挑水。于是，他拿起扁担、水桶就往肩上扛，由于个子小，他根本挑不起水桶，贾联凯就把铁链弄得短点，叮嘱儿子说：“一次挑半桶，分两次挑回来。”贾樟柯忙了半天才把水缸挑满。吃午饭时，母亲为儿子煮了两个鸡蛋，而父亲第一次流下了眼泪，因为顽皮的儿子开始懂事了。
小樟柯除了受父母的熏陶之外，对他的身心成长，特别有影响还要提及一个人，那就是贾樟柯所说的“奶妈”：“比起我在学校里受到过的教育，我更庆幸的是，在自己早年的成长过程中，能有机会从一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身上接触到一种深藏在中国民间的文化渊源。通过他们待人接物的方式，我明白了一种处世的态度。这方面我的‘奶妈’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贾樟柯叫她‘奶妈’，其实他并没有吃过她的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叫，大概只是小孩子的一种习惯吧……
在贾樟柯的记忆中，“奶妈”一家本来住在邻县的孝义，她丈夫是个会看阴阳的风水先生。
自打丈夫去世以后，“奶妈”就带着三个孩子跑到汾阳来了，在长途汽车站旁边摆了个摊，卖点茶水和煮鸡蛋什么的，靠这个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奶妈”特爱干净，不管什么时候她身上、家里都收拾得很干净。她还特要强，遇事轻易不会对人张口。
贾樟柯记得，“奶妈”一直对他说，为人要讲义气，待人要厚道，对父母要孝顺，遇事要勇敢。对她来说，这些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非常实在的日常行为准则，是一种根植于她人性中的善良。她识字不多，没念过什么书，但是从她的身上贾樟柯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教养，这种教养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得自于一种世代相承的民间传统（后来贾樟柯体认到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而文化和书本知识其实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有的人确实读了不少的书，看上去好像挺有学问，但是这种所谓的学问除了增加了他傲视旁人的资本外，并不能实际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态度。在那些人眼里，知识就跟金钱一样，只是一种很实用的流通工具）。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来理解，贾樟柯觉得自己在“奶妈”身上看到了比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文化尊严。【注：参见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47页。】
作为一个顽童，贾樟柯尽管步履踉跄，学业不精的贾樟柯还是在父亲的严厉的坚持和约束下，一直没有停止求学的进步与心智的成长。
03 “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
1980年，还只有十岁的贾樟柯正在读小学，他所在的学校里在教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歌词唱道：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诸如此类的歌词，贾樟柯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