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一天，青涩的贾樟柯喜欢上了照镜子，那时候突然满脸青春疙瘩豆。黄昏放学后对镜自怜，对自己越来越陌生，望着镜中人，就会想：难道这就是歌里唱到的新一辈？
到了翌年，贾樟柯的嗓音越变越粗，但喜欢上了听歌。他回忆说：“改革开放一开始，人们开始学英语，家里于是有了录音机，三洋牌之类的，港台流行音乐就随着进来了，邓丽君、刘文正啊。逐渐的，娱乐形式越来越多，有了流行音乐，有了电视剧，香港的武打片，日本的电视连续剧，之前，你很难想象这样的电影、电视剧能到国内来。”
贾樟柯的邻居大哥从广东回来，拎了一个“三洋”牌录音机，他听到了邓丽君在唱《美酒加咖啡》，听到了台湾歌手张帝在唱：有位朋友问张帝，什么叫MASSAGE？【注：参见贾樟柯：《再见，青春，再见———〈北京的春天〉拍摄手记》，见《时尚先生esquire》的BLOG，2009年3月11日。】就这样，在朦朦胧胧之中，贾樟柯情窦初开，开始在午后怀春，开始尾随心仪的女生上下学。他后来坦承，“这一年，我恋爱了，早晨五点就等候在她家门口”。【注：贾樟柯：《再见，青春，再见———〈北京的春天〉拍摄手记》，见《时尚先生esquire》的BLOG，2009年3月11日。】
贾樟柯后来的电影《站台》正反映了那个时代。在那时候，一些人正在从体制里挣脱出来，很多年轻人也在进行着以青春寻找自我的实践。而还是孩子的贾樟柯似乎并没受到什么冲击，反而感觉上很逍遥自在。看电影，听流行音乐，是那时候他们的主要娱乐。
对这样的生活体验，贾樟柯曾经追述道：“我从少年开始就特别追求时髦，我就特别爱穿，爱穿并不是像今天的孩子们这么有钱买品牌，不是那个概念。而是有追求的！”【注：张晓舟：《贾樟柯：我从来不惧怕这个社会》，《时尚先生esquire》2009年第3期。】
他清楚地记得，还是在“文革”刚结束，那时街上全是20来岁的年轻人，包括插队回来的，包括辍学的，包括像他们这些刚上学的，全部混在一起玩耍，就像兄弟会似的。贾樟柯上初中的那时开始有录像厅，他看的第一个录像是《广东好汉》，还有就是《独臂刀》、《少林三十六房》，都是港产武打片。他对里面的民初剧衣服特别着迷，中式的衣服，系一个很宽的布袋垂下来，自己到家里找了那个布，自己缝了条那种腰带。贾樟柯称这种“时尚”是“自己学的，不是跟街上的孩子学的，是跟电影里学的，然后系在腰里，走路都挺着身子，那条腰带一扎，感觉自己有功夫”。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位“70后”，贾樟柯身逢其时，恰好亲眼见证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
改革开放的时候，贾樟柯不足十岁，正在开始观察、认识周围的社会。在70年代后期，“文革”的影响依然还在，不过即使是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还是会追求流行。贾樟柯回忆：“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中山装里面做的那个假领子。有个白边，用毛线钩成的，很多男士、女士都有，一种是到肩膀的，还有一种只是后面有一点，用钩子把它钩上来。那就是流行。再比如女孩子有一阵子流行穿布鞋，男孩子穿军装、军裤，当时小孩子戴军帽也有讲究，会用曲别针把它的角别起来，里面塞纸，让它挺起来，这都是那时的流行。”
从军装、布鞋、假领的70年代，一下子跨进了充满无穷变数的80年代。那时候，人们还会自己做家具，“做大衣柜，一定要用一块绿色的丝绒镶在里头。再用钩针钩一个孔雀啊、大象啊、熊猫啊，那是当时流行的居家装饰”，贾樟柯回忆。
贾樟柯与同龄的孩子一样，渴望了解世界：“别的地方哪儿都没去过，一直就想出去看看，真的特想出去。”他说：“我上中学、十七八岁时只去过太原，哪儿都没去过，去太原还是因为我姑妈在哪儿。”【注：吴文光：《访问〈小武〉导演贾樟柯》，《现场》第1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86页。】他就是想出去看看，因为外面的世界对他来说，一片空白。当然除去电视里所看到的。
04 迷上了录像厅
贾樟柯告诉我们，年少时“生活环境里文化的东西很少，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唯一有点沾边的就是看电影，但我从没想过自己要当一个导演。同时，由于生存压力很大，有一个东西逐渐在我心里冒出来，一种命运的感觉。那时候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到了五年级毕业的时候，同学间突然就很多分化，比如说，我是接着读初中了；有些同学是家里有关系或者体格发育比较早的，就去当兵当武警；有的同学不读了，因为他们父母觉得小学五年已经够了，那些不读书的同学就去工作，各行各业都有。还有些不读书又找不到工作的，就变成流氓。虽然还是那么小的孩子，但我一下子感到命运的转变。当时隐约感觉，人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是我开始对人有兴趣，因为看到了不同的人生”。【注：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237-238页。】
贾樟柯最早的电影记忆是《平原游击队》，里面李向阳手执双枪、骑着马冲过村庄的情景。但印象最深，且对他的生活有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商业电影。
据他回忆：
整整六年都看这种电影，后来我跟余力为聊天，我说我比你看过的港产片多多了，他根本不知道还有那些港产片。关于“少林寺”不下一百部，关于“吕四娘”不下一百部，关于“马永贞”不下一百部。六年的录像馆生涯很难说哪部电影特别喜欢，因为完全是处于一种生理性的观赏，正好配合青春期的躁动，也伴随了港产电影发展的过程。【注：贾樟柯、王樽：《电影改变人生》，见格非、贾樟柯等著：《一个人的电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84页。】
那时正值青春期，自由不羁的贾樟柯，特别爱看电影，几乎每天都逃学，泡在混杂着烟草味道和脚臭气息的录像厅里，跟着周润发咬着牙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江湖，像电影里一样拉帮结派、寻仇、报恩。
那时汾阳县城非常小，上学或者放学的时候，贾樟柯他们都要骑自行车经过长途汽车站。只要看到长途汽车站有南方打扮的人，一般是江浙一带的，如温州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山西还没有流行男人爆炸的那种卷发，南方人是那样打扮，拎一个黑皮箱，从车站里面出来，一看就知道有新片子来了。他们有地下的交易渠道，他想应该是走私进来的，黑箱子里面装着各式录像带。到了晚上去录像馆的时候，果然就看到了新片子，这样的状态基本上从初一延续到高三，整整持续了6年。这时，贾樟柯最喜欢看武打片、黑帮片，并记住了一个名字——吴宇森，“只要有他的名字，电影就好看！那是我少年时代的巨大烙印”。【注：引自陈惊雷：《专访贾樟柯———我要自然生产》，2009年3月3日《上海壹周》。】
看完这些录像片，不期然地受到影响，对此，贾樟柯记忆犹新：“我们都是不良港产录像片的‘受害者’。当时，我一看就非常激动，比如说看了吴宇森以前的《英雄本色》，也有胡金铨的、张彻的电影，到后来徐克的电影也都看过，特别完整。只要看到非常激动的电影，一出录像馆在马路上就找同龄人，肩膀一撞，非要打架。那个时候也是武术热，很多男孩子跟我一样都拜师学艺，我学了一年武术，那时候最大的理想就是学一身武艺，总幻想能够飞檐走壁。但是武术是需要从扎马步、踢腿开始练起的，练了快一年就烦了，说怎么还没有武艺啊？！就不练了，想起来挺荒诞。”【注：贾樟柯、王樽：《电影改变人生》，见格非、贾樟柯等著：《一个人的电影》，中信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84页。】
贾樟柯的家乡汾阳是一个崇尚武术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练杨氏太极拳和形意拳，武术与行侠仗义也自然成了男孩子们的浪漫梦想。在《少林寺》风靡一时的年代，贾樟柯也会练两下子。他说：“当时那个电影我也是看了七八回。我们班上还有同学都理了光头，几个小孩坐车到了太原，打算去河南少林寺。”
情况就是这样，他们有时看完录像就找茬打架，不管打赢打不赢都打。没有任何的理由、原因，看了以后就是热血沸腾，那里面暴力的因子比较活跃。后来他在《站台》里拍过一个情节，两个小伙子从录像馆出来了，两人碰面一对眼，这人说，你为什么看我？那个人就说，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这人说，因为我看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于是，两个人就打起来了。这是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战斗故事……贾樟柯下面的对话，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形。
“打过很多架，各种战役。”
“打架时你的角色是什么？”
“打群架时，给大孩子捡石头。”
江湖上讲义气，当然要结拜，贾樟柯从小学、初中到高中，一共结拜过三次，磕头烧香，很传统的样子。贾樟柯在里面排行老二。“这个角色很有意思，说了不算，但老大说了什么还得去干”。后来被老师发现了，起因是老八家里晾咸菜，弟兄们一人拿了一块，老师见了很奇怪：为什么这几个捣蛋的家伙同时在啃明显同一种特征的咸菜，而别的同学没有？问学生，学生说“他们是弟兄”。于是一天上课，老师没有讲课，而是突然叫道：老大、老二起来！弟兄集团就此破获。
贾樟柯有个同学家是在邮局前面摆书摊的，在假期当中，贾樟柯经常帮同学去看摊，摊上有什么看什么，《武林》、《收获》、《山西青年》，还有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的书，都是在邮局前面的书摊上看的。其中有一本讲德国表现主义的小册子，贾樟柯看了数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