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后来回忆说：“在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规矩，每个星期要看两部新的国产电影，看了两年就开始逐渐有一种不满。这种逐渐的不满来自什么呢？就是当时中国的银幕上是看不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跟身影的，整个荧幕世界跟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特别是对我们中小城市、县城农村长大的孩子，特别是对来自内陆有深厚文化的背景，但同时又在当代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矛盾、充满了困难的一些土地上的故事。在当时的电影里面是很难看到，时间长了，我就有了非常大的不满，因为我觉得实际上我选择电影，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生活，长期的一种生活历练让我自己有一种表达的愿望，希望把我个人的生存经验能够通过电影呈现出来。”【注：贾樟柯在第三届黄帝国际文化论坛的演讲（2009年3月）。】显然，电影界的这种状况，令贾樟柯不满，也给他动能，促使他“决定自己干”，他要把自己认为被银幕遮蔽掉的生活呈现出来，“这是我最初做电影的一个动力，我觉得这就是在争取话语权”，【注：引自[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罗祖珍、刘俊希、赵曼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1-172页。】贾樟柯说。
不过，贾樟柯对母校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他觉得北影这所学校各方面还是比较宽松的，它鼓励学生朝不同的方向发展。于是他自己慢慢地想做导演，并尝试写剧本，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他当过很多次“枪手”，坐在自习教室里为别人赶写电视剧本。那时候他非常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可以挣一些钱补贴自己的短片制作。“我的剧作能力是写电视剧写出来的，所以我现在拍电影不用剧本”，他这样说过。
04 喜欢三个词———青年、实验、电影
贾樟柯这一届北影文学系的同学，总共12个人，七女五男，号称“七侠五义”。住在北影618房的贾樟柯和同班同学顾峥、王宏伟，便是这“五义”中的三个。
起初，他们聚在一起也颇有几分侠义，因为他们三个都不富余，一到月底不是你缺钱便是我缺饭票。大家只好相互照应，三个人把钱凑在一起，用“共产主义”的模式解决温饱问题倒也让他们混了四年。日子久了，贾樟柯便流露出想拍电影的意思。顾峥和王宏伟都没有往心记，因为他们三个的家庭既无电影界的谱系，又无大款亲戚，连吃饭都有难度，想拍电影简直是个笑话！
但有一天，一切都变了。这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在1995年，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
当事人之一的顾峥回忆说：
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学生照例去洗印厂观摩两部最新的国产电影。放的什么片子已经没有印象了。可是影片带给大家的失望和愤怒还是记得的。步行回学校要经过北影后面特别黑的一条小路，贾樟柯再次对王宏伟和我说，咱们拍电影吧，而且一定要拍自己想拍的那种电影。他说，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这么差，压根就是个幻觉！
事实也是如此。进校以后，全体同学观摩的第一部电影就是《霸王别姬》。这部刚获戛纳影展金棕榈大奖的片子是第五代电影继《秋菊打官司》以后，在国际电影节上又一次获得成功，但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当时他们不但得到了国际电影节的最高荣誉，得到了国内很好的票房，同时还得到了影评界的一片赞誉之声，这非常难得。可是在此之后，我们见到的第五代电影却越来越所谓“商业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影片中的原创性越来越差，他们电影中的中国越来越陌生了。而他们的一套拍片模式、成功模式也开始在误导中国电影。就连擅长拍城市题材影片的黄建新居然也在拍摄一部第五代电影得奖模式的《五魁》，接着是何平的《炮打双灯》、李少红的《红粉》。望着他们电影中的张式摄影、陈式异国情调，以及同样的对现实的无动于衷，同样的对问题的熟视无睹，我们开始失望了，开始不满了！
那天晚上，我们搞了几瓶啤酒，在宿舍楼的防火楼梯上侃了一夜。仿佛一下有了责任感，老贾不停地吸烟，说话比平常多了许多山西口音。他说：不能让这帮人搞了，咱得弄点实在的东西，得发言，得拍东西了。当时我还是比较悲观，说了一些实际的困难。没想到王宏伟那天特激动，一伸手摔了一个空酒瓶，说：不管，就是要拍！碎酒瓶的声音在夜空中显得格外刺耳，算是我们的宣言。
制作电影是一件需要集体力量去完成的事情，我们只有三个人，很自然地想到要有一个组织，能够长期作为一个号召，吸引更多的朋友参加，尽量长久地做与电影有关的一些事情，哪怕是作为一个在一起谈论电影的组织也好。那天，贾樟柯、王宏伟和我想了很多名字，想给我们的小组起一个响亮点的名字。因为我们想拍贴近现实、平民化的电影，王宏伟提出两个创意，一个叫“大生产”、一个叫“东风”。我和老贾不同意，觉得太波普。最后，想出了“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这个名字。有了名号，下来就是寻找拍电影的机会了。
直到现在电影学院都有一种让我觉得很不舒服的气氛，大家认为导演只能是导演系的同学才能够担任的职务，其它系的同学只能是他们的助手。这在一入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后来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我们要拍片，对贾樟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樟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我们都很高兴，知道他没有变，还在为大多数人表示——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我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最多的时候大家能够在一天中看七八部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我记得有一天夜晚，宿舍已经熄灯，贾樟柯突然冲进屋里，告诉我他找到电影节奏的最好的解释了，好像是引用让·雷诺阿的话，大概意思是：“电影就像是在一条河流里缓缓飘行的小船，在它顺流而下时，偶尔会碰到一支垂下的树枝，它会受到一下阻碍，接着继续向下游飘去，这就是电影的节奏。”王宏伟的兴趣在制片上，当时有一本介绍法斯宾德的《爱比死亡更冷酷》制片情况的书，小王迷上了独立制片。他把这个概念带到了小组中来，以后我们一直跟别人讲，我们要搞的是独立制片。其实当时谁也对这个概念不太清楚，只是觉得“独立”两个字能代表我们。对我来说这段时间非常难忘，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专注的学习了。【注：顾峥：《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载林旭东、张亚璇、顾峥编：《贾樟柯电影〈小武〉》，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6-27页。】
为了扩大青年电影实验小组，贾樟柯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印了T恤衫。他们不等不靠，自己筹措资金，动手开始做片子。
《有一天，在北京》，虽然一部只有十分钟的纪录片，却是贾樟柯自己拍的第一个短片，是在天安门广场拍的一个印象性作品。对此，贾樟柯介绍说：“《有一天，在北京》是我第一次当导演，也是我自己做摄影师拍的。这是个录像作品，也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镜头）看这个世界，拍摄时那种兴奋的感觉真的很难用言语表达。我们只拍了一天半，但却是我第一次通过取景器开始描述、观看这个世界，我非常兴奋。我觉得这个作品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因为它很幼稚、很稚嫩，它是部很短的电影，也是个实践之作。当你真正站在街上拍摄的时候，我开始问自己，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人、怎么样去看这些人。这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一些游客的记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从农村、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广场上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比如说有管理者、在北京这个城市里休闲的人、放风筝的，或带着孩子来度假的。但我还是很自然地拍摄一些外地来北京的人。我觉得从感情上来说，我和这些人有一种天然的融合吧。”【注：转引自[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罗祖珍、刘俊希、赵曼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2页。】
贾樟柯的合作伙伴顾峥，则向我们介绍了《有一天，在北京》拍摄背景和具体运作过程：“1994年，……在一片电影商业化的呼喊声中，我们却要拍纪录片了。老贾对纪录片非常热衷，我和王宏伟在心里却有些打鼓。一方面第一次拍片有些紧张，另一方面事到临头又有些怀疑事情的价值。钱是老贾从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找来的，他们来到北京出差，突然想拍一些北京街头的广告的资料，便来电影学院找人。这伙山东大汉在我们楼下找了半天也没人搭理他们，被贾樟柯碰上了。老贾没有像别人那样见人就觉得是骗子，大家聊了半天，互通姓名，谈好价格，对方便付了一千元定金。
“跑上楼去，老贾两眼放光。王宏伟心算一遍，已经知道这些钱可以租两天摄像机。一天给客户拍资料，一天拍我们自己的东西。事情来得太突然，谁也不知道拍什么，最后决定到广场拍点东西，拍到什么算什么，拍了再说。三个人分好工，贾樟柯当导演，王宏伟当制片，我当副导演。这基本确定了我们以后在小组中的分工。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我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我们忙，便一起去拍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选择天安门广场拍摄我们电影生涯的第一个镜头，没有任何具体的原因，这是心灵的选择。为客户干完活后，1994年5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拍摄时间历时一天。天安门广场上，我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受到许多器材上的限制，从学校租的M3是一种在80年代已被国外电视台淘汰的摄像机，摄录过程中没有一条声道留下完好的声音。制作后期时老贾干脆把同期声全拿掉，把整个影片铺了一层《瑜伽功》的音乐。最后，我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北京》。
“影片完成之后，我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王宏伟和我像起初一样又一次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学院学生对电影认识只是故事片（movie），而不是电影（film）。贾樟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像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注：顾峥：《我们一起来拍部电影吧———回望青年实验电影小组》，载林旭东、张亚璇、顾峥编：《贾樟柯电影〈小武〉》，中国盲文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7-29页。】
05 雏燕初啼声轻扬
贾樟柯大学期间，拍摄了三部学生作品，除了上面所说的《有一天，在北京》之外，后来又拍两个故事短片，一个叫《小山回家》，另一个叫《嘟嘟》。《小山回家》在香港独立电影节得到大奖，贾樟柯就在那时认识了后来成为他的制片人的李杰明、周强，还有所谓的贾氏“御用”摄影师余力为，他们后来成为贾樟柯创作小组的核心，他们决定一起拍电影。通过这几部电影，我们可以领略到贾樟柯“乳燕初啼”的风采。
贾樟柯是从1995年开始拍摄《小山回家》的。这部55分钟的作品，粗糙、模糊、控制力不足。现在看来，《小山回家》不是一个成功的或成熟的作品，但它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它可以被视为认识贾樟柯电影的一个“切入点”，它有一种敏感直接的气质，意味着真实。
片子沉痛、温柔，他的思考方式与感情方式，第一次有了完整与深入的表达。用贾氏自己的话就是：“它确立了我的很多方向，比如我以后电影所关心的人群、我喜欢的电影拍摄风格，都在《小山回家》这部短片里有迹可循。当然它也是个很不完整、很幼稚的作品。但它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是我整个电影生涯的出发点。”【注：引自[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罗祖珍、刘俊希、赵曼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3页。】所以说，这部电影，对贾樟柯的专业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这里我们不妨追踪一下贾樟柯拍摄《小山回家》的经过：
拍完《有一天，在北京》这个短片之后，贾樟柯脑子就想拍部故事片，来描写那些从外地来北京工作的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