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贾樟柯:From文艺范儿To新生代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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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银海学舟(2)

贾樟柯确定放弃学美术,准备考电影学院的时候,国内关于电影方面的书籍和教材品种奇缺。为了对付电影知识的考试,贾樟柯骑着自行车走遍了所有太原的书店、图书室,最后买了一本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美学原理》,里面大概有十几页是关于电影的知识,然后又买到了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是贾樟柯买的第一本电影书,似乎是某种机缘巧合,使他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电影有了最初的联系。】,就是靠这两本书的点滴知识进行了第一次考试。他在回顾这一经历时说:“90年代初我想考电影学院,在太原买有关的书,一本《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剧本选(下)》,上集找不到了,一本大学美学教材《美学原理》,里面有一章大概7页至8页的内容介绍什么叫蒙太奇,什么叫长镜头。那时侯整个电影的资讯是垄断的,所以当时非常强调平等精神,但现在想看什么都可以。那时不要说看马丁·斯科塞斯的访谈的书,连他的电影都没看过,而导演的训练很重要的部分就是电影史的介绍。拍电影实际上是导演对社会的观察能力,对历史的感受,对媒介的理解。光靠天性的导演是支持不了多久的,还需要对电影这个媒介和历史有一种很深入地了解。训练不仅仅是技能,还包括你的专业素养,这包括电影理论的学习,电影语言的学习,电影的历史的学习,对电影这个媒介的认识。很多导演是青春期的导演,精力体力也很好,叛逆加上对生命的感受,但几年下来就消失了。我所认识的所有的著名的导演,在聊天时没有一个不是对电影史侃侃而谈,没有一个没有一套自己的电影理论。意大利裔导演马丁·斯科塞斯对意大利历史的尊敬和了解是非常惊人的,而阿巴斯本身实际上是一个电影理论家。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学电影可以不上电影学院,但一定要有一个途径去了解电影的历史。”【注:聊聊:《二十四城飞锦绣———数字电影的先锋体验》,《大众摄影》,2009年3月B版。】

03 漂在北京

从1991年考到1993年,贾樟柯一连考了三年,最后才考上北京电影学院。这三年的求考阶段,艰辛而难忘,贾樟柯觉得很值得,“其实我觉得考学的经历挺好的,考个两三年。我很感谢自己考学的那几年,那种自然的学习状态,大量地写诗、写剧本、看片子写评论,就像古人要游历,走走停停,而不是高中一毕业就学艺术了。思与行,考学有行走的感觉在里面”。

因为当年导演系没有招生且往年报考导演系的人太多,于是贾樟柯调整战略计划,报考竞争少一些的电影文学系。1993年时招导演了,但他考过文学系了,觉得考这个比较保险,知道怎么考。第二年又考,但文化课还是没过,他那文化课是因为跑江湖落得实在太厉害了,但当时的系主任胡滨,还有教务处处长赵奋喜(已故)比较欣赏贾樟柯,他们都说:“你就先来念吧。”据贾樟柯介绍:

“然后我就去旁听,等着慢慢再转。后来四年一直算‘旁听’,一年付两千块钱吧,毕业时还是发毕业证给我了。”

这样贾樟柯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考上了北影。开学报到时,父母送儿子到了北京,一家三口去了世界公园玩。那天,贾联凯和妻子看见了很多在山西老家看不到的景色,特别开心。贾樟柯牢记着父母快乐的一幕幕。

不过,贾樟柯由于不算是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并且他比他的同学们要大很多,所以刚进入文学系的时候,他感觉是名列另册,他当时“觉得他们都是孩子,不像我,在社会上待过……我已经挣过钱了——我身上还带着一笔自己挣来的钱”。【注:贾樟柯:《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版,第51页。】而贾樟柯则给他同学留下这样的印象:

“贾樟柯也是一个怪人,不声不响,独来独往。喜欢在天冷的时候穿着他标志性的暗红色羽绒马甲,一个人走来走去,碰到了就来一个温厚的笑容。”

就这样,贾樟柯步履蹒跚,开始了他“漂在北京”的日子。班上有好些同学是电影厂的子弟,有着先天的优越感。贾樟柯还记得一位女同学用不屑的语气说,现在连阿猫阿狗都可以当导演【注:吴虹飞:《贾樟柯:我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见吴虹飞:《这个世界好些了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2月版,第168页。】。贾樟柯听了之后就特别气,他想,阿猫阿狗为什么不能当导演呢?拍好拍坏是一回事,但你不能说人家连电影都不能拍呀。

因此,对这些噪音,贾樟柯处之坦然,他只想早日跨入电影的神圣殿堂。“在北京电影学院接受职业教育的第一堂课,老师给学生们放映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贾樟柯就被宏大史诗般的凝练气势所震撼。这为他今后拍摄电影大量使用凝固的长镜头找到了依据。而在北影学习期间,贾樟柯还狂热地崇拜上了德国新电影运动的代表,独立电影大师法斯宾德【注:法斯宾德(1946~1982),36岁便猝然谢世,然而在短暂的生命中,在十几年的从影生涯中,他却以超人的精力制作了二十多部舞台剧、电视片、电视剧及广播剧,几乎是“德国新电影四杰”中其余三人(施隆多夫、赫尔措格和文德斯)所拍影片的总和。而他一年拍摄七部影片的工作强度和速度,也非一般电影工作者能企及。除了导演身份,他也是制片人和演员,还从事过美工、作曲和剪辑工作。】,这无疑也成为他后来热衷于独立电影的信念基石。而进一步关注德·西卡、布勒松和费里尼【注:费德里科·费里尼(1920~1993),意大利著名导演。从影后拍摄多部伟大的电影,如《大路》、《卡比莉亚之夜》、《甜蜜生活》、《八部半》、《罗马风情画》、《阿玛珂德》等。他的电影多次获得各种电影节大奖,并获得5次奥斯卡金奖。费里尼与英格玛·伯格曼、安德·塔尔柯夫斯基并称为世界现代艺术电影的“圣三位一体”,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最高峰。费里尼更以他强烈的个人标记———“费里尼风格”,引导了战后意大利的精神进程。】的电影则更坚定了贾樟柯走艺术电影道路的决心”。【注:丁晓峰:《电影这个江湖:中国新电影人物史记》,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版,第252页。】

不过,学校里有的科目还是让贾樟柯颇为失望,他记得,“他上‘电影分析’课,看《黄河谣》他就分析这男主人公叫‘当归’,女主人公叫‘红花’,当归和红花是两副药,这电影妙就妙在这个名字上,当归是治女人的药,红花是治男人的药(笑)。把我听的!我说这他妈叫电影巫学(笑),要这么搞电影就太累了吧。当然进电影学院对我来说,是能看很多电影吧,这个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是图书馆有很多台版的电影书,现在‘三联’可能在卖了,可当时那是如获至宝呀!你想,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很多国内看不到的资料,因为外语不好也不可能看外文的,我每天下午就去看这些台版书,看遍了,我觉得它是我的老师(笑)。我们国内电影出版的书纯理论的特别多,比如说电影语言呀,什么是电影,什么纪录本质,电影史,但是说第一手导演的那种资料,导演他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拍,这种书出得特别少。看这些导演自己谈自己的书籍,其实让我找到一个怎样进入电影世界的这样一个入口。当时我看侯孝贤《悲情城市》那本书,觉得啊,特别开窍!觉得电影这种形式并不是特别神秘的一个东西。比如侯孝贤就谈他怎么样找他的方法的,他的编剧给他推荐说应该看看沈从文自传,他就去看,看后他就被沈从文那种平静的、包容的东西给震惊了,他说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沈从文能够很平静包容地看待世间的万物,侯孝贤他开始找到他的电影的态度和视点,而我,从这儿才发现从感受感情出发来寻找电影的方法,而不是从一个概念、一个太理论的东西出发”。【注:引自吴文光:《访问〈小武〉导演贾樟柯》,载吴文光主编:《现场》第1卷,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87页。】所以贾樟柯立志要拍一部电影!他要的是创新!

贾樟柯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北京电影学院培养出来的第五代导演最活跃的时候。他入学之前张艺谋刚拍完了《秋菊打官司》,接着《活着》也快完成了。1993年那年正好是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那时整个学校弥漫着一种清新的气息,让学生们很有自信。

贾樟柯认为,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到了电影学院他才看到真正的电影。但学校本身提供给他们的东西,还是不多,因为他觉得大多数教授还是很保守。他说:“因为电影在中国一直是受到审查控制的。举个简单例子,1993年的时候我想看很流行的美国电影,比如科波拉的《教父》(TheGodfather,1972)或《现代启示录》(1979),如果你不是导演,不是电影系学生,根本没办法看到这样的电影。所以我到了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就是那些以前只能在书里看到的电影,真的能在银幕上看到。在电影学院每星期有两个晚上可以看电影,星期二是中国电影,星期三是外国电影。所以在这四年里,我觉得我自己真正进入了电影的世界。”【注:[美]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罗祖珍、刘俊希、赵曼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0月版,第171页。白睿文此书的意义,首先在于提供了导演创作的第一手的较全面和丰富的资料。以贾樟柯为例,一般人大都以为贾樟柯的处女作为《小山回家》,不知道他的处女作其实是1994年的《有一天,在北京》,而且也不知道《小山回家》和《小武》之间,他还拍了《嘟嘟》。是白睿文将这两部作品钩沉了出来,而且透过贾樟柯的回应,呈现了这两部作品在他的电影历程中的重要意义。《有一天,在北京》“这个短片是天安门广场上一场游客的纪录,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我很自然地拍到了一些从农村、从外地来到这个城市的一些人”。眼尖的人一定会留意到它和贾后来的作品《小山回家》、《小武》直至《24城记》之间创作手法上的一致性。而短片《嘟嘟》拍摄时,没有剧本,只有一个女演员,头天晚上构思,第二天就开拍。正是在这部影片里,他初试即兴创作手法,培养了很多处理现场的能力,这是他成为成熟导演前的一次“最重要的现场练习”。这些内容,为后来者研究贾樟柯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线索。】

在北影,最吸引贾樟柯的只能是图书馆。他是图书馆的常客,只要一到课余时间,就到图书馆去浏览钻研。

北影图书馆,是贾樟柯心目中的“精神圣殿”。图书馆装饰典雅,多种典籍、图书、报刊,品种繁多,排列整齐,取阅方便。特别是收藏了许多香港、台湾出版的电影书籍,这使贾樟柯爱不释手,潜心钻研。只见他有时左右巡索,有时埋头伏案,有时目不旁瞬,有时奋笔疾书。在这里,使他真正浸润于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和心灵净化的感觉。

在北影的四年,贾樟柯就是这样一头扎在书堆之中,如痴如醉地阅读,他如海绵吸水逐本逐本地阅读。当时,中国内地的电影理论很多都是些西方经典的翻译,如巴赞(AndréBazin)、爱森斯坦(Sergei M.Eisenstein)的理论,后来有较新的当代理论,如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符号学。但是第一手介绍导演,还有导演访谈的书籍很少。那时候贾樟柯在图书馆看到了《斯科塞斯论斯科塞斯》(Scorsese onScorsese)、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雕刻时光》(Sculpturing inTime:Reflections onthe Cinema),以及侯孝贤等人的访谈。这些书籍(当时)在中国内地都没有出版过,只有在这个图书馆能读到。而他的兴趣在导演,所以他以为“真正替我打开了一扇窗的,就是这些书籍和这些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