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明争暗斗的状况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中期，苏浙皖的面粉厂已经发展到了20家。这时，由南京大同面粉厂的卞筱卿和扬州面粉厂的杨管北主持会务。为了打进上海滩，在上海面粉交易所取得一席地位，他们想出一个高招——请出杜月笙担任他们的公会主席，无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压力。他们曾几度向上海面粉交易所提出“准许内地面粉厂加入市场标准买卖，并以本厂栈单作为交割，与上海、无锡各面粉厂一视同仁”的要求，但是王禹卿等不予理睬。杜月笙坐在苏浙皖一边，先是按兵不动，一旦时机成熟就后发制人。
那时的王禹卿只顾“埋头拉车”，心想，自己有庞大的福新面粉系统作后盾，手里有了面粉还怕谁？自己在面粉界是有话语权的，还怕你杜月笙吗？事实上，当时一般正经的实业家和生意人的确是不愿轻易跟杜月笙打交道的，起码在表面上如此，认为他是黑道上的人。可是他没有想到，黑道自有黑道的厉害。
面粉老大“玩”不过杜月笙
1932年出版的《上海面粉交易所十周年纪念刊》上刊载了王禹卿一篇序言，其中说道：“庚辛之际，本埠交易所风发云涌，依次设立者，无虑百数十家。曾几何时，多归淘汰，至今存者，寥寥可数。可见凡事虚则虚，实则实，其成败废兴之故，不难揣而知也。本所自创始以迄于今，忽忽逾十稔，将于壬申夏举行十周纪念，并刊印纪念册，属禹卿为之序。禹卿经理粉厂营业与本所关系密切，乌可无词。按面粉为民食大宗，上海一隅，粉厂林立，品质精良，视舶来品无逊色，以故行销遍国内。欧战之际，且输出海外济饷糈。顾买卖限于现货，无由知粉业之消息盈虚，营业范围犹病其太隘。自有交易所之组织，价格视月期而升降，市情以旺淡为转移，交易愈发达，民食周转愈便利，社会经济愈活泼。若以投机事业目之，则失设立本所之旨趣矣。本所过去十年，以办理得人，有相当成绩……”对面粉交易所的作用作了正面肯定，想不到几年后一场“暴风雨”，打得他措手不及。
1935年四五月份，上海的交易市场出现了异常情况。开始是纱布的价格猛涨，接着就是面粉，一些经常出入杜公馆的投机商人朱如山等人，在交易所大量买进各月期的面粉，进行投机囤积，他们大笔大笔地吃进，动辄上万包，甚至10万包、30万包，这样面粉价格就渐渐走高了，造成面粉价格一路上扬。
王禹卿等面粉行业的老行家起初是看笑话，5月份做什么多头？很快新麦就要登场了，面粉就会大量上市，吃进那么多面粉，到时候看你卖给谁去！于是大都抛售面粉，做了空头。可是这一回，面粉的价格并没有因此被打压下来，相反继续一路走高。
一个月过去了，多头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强劲，价格从2.3元被抬到2.77元一包了。这使那些在面粉业混了一辈子的老行家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为这是面粉交易所成立15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怪行情，过去年年六月期货都会跌，少则几分，多则一两角，面粉交易所成立以前的面粉贸易所时也是一样。因为每年到6月小麦登场，各家面粉厂的仓库堆都堆不下……今年怎么见鬼了？仅一个宏昌字号已经做了100万多包多头，面粉价格逐渐升到了3元一包，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险情。
到了6月，势头仍在上升，一直涨到了4.4元才涨停板。这时面粉行家们才慌了手脚，感到大事不妙，因为他们所做的6月份的空头显然已经被套牢。交易所的一帮经纪人也坐不住了，因为这样下去，他们都亏大本了，一个个焦虑万分。王禹卿也在密切关注这一反常的现象，他知道有人在幕后捣鬼，但不知道幕后是谁，也没弄懂这是一着什么棋。他与面粉交易所的理事及阜丰面粉厂的经理孙仲立频频通电话，要求由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王一亭出面解决问题。他们开了几次会，除了骂宏昌字号可恶之外，谁也拿不出好办法。王一亭先生是社会贤达，是被请出来当菩萨供的，此时看看局面非常复杂，便有了让贤之心。大家就推拥王禹卿或孙仲立出面协调，但是他们俩都坚辞不干，其他人的声望和实力又搭不够。
随着形势的一天天紧张，交易所的经纪人都吃不消了，只好放软档，请出经营南汇川沙电气事业，并兼任交易所仓库主任的黄炳权出来解围。黄炳权有什么好办法呢？他只能委曲求全，通过走扬州面粉厂杨管北的门路（杨管北是杜月笙的学生，苏浙皖面粉业公会的头面人物，与杜月笙交情非同一般），求见老冤家杜月笙，请求以杜的名义，在交易所抛售若干包面粉，以制止面粉价格狂涨的势头。因为他们已经探知，这次面粉风潮的源头就是这位黑帮老大掀起的，当然这个圈圈里还有他其他哥儿们，如张啸林、张慰如、朱斗文、朱如山、尹韵笙、沈长赓等。【注：杨承祈，《上海面粉交易所概况》。】
杜月笙第一次出场，姿态做得很漂亮，说是：“只要你们捏得牢，我愿意帮忙。”
黄炳权回来把情况一说，经纪人们兴奋异常，连夜组织了130万包面粉，第二天一早抛出去，在对方猝不及防的情况下（显然杜月笙还是讲信用的，没有走漏风声），把面粉的价格强压下来了，一直压到牌价跌停板，总算达到了交易所方面预期的效果。这是靠了杜月笙的大面子，交易所的经纪人无不对杜月笙心存感激，王禹卿也不得不买账，从此知道杜某人的厉害了。
但是，跌停板是有一定期限的，规矩是以3天为限。不料在这3天当中，国际行情又起变化，美国小麦价格连涨3天，对国内的价格走势又造成强大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交易所如果正常开业的话，面粉价格受国际麦价的影响，肯定有增无减，形势又复杂了。无可奈何，黄炳权受众人的委托，只好厚着脸皮再去敲杜月笙的门。杜月笙仍旧姿态很高，第二次出场做得更漂亮——表示愿意帮忙。经他出面，由上海社会局发一布告，告知天下：“查面粉攸关民食，不许任何人投机操纵。今据密报，有业外人在上海面粉交易所内大量买进各月期面粉，从事投机操纵，囤积居奇，应着交易所立即彻查具报！”
谢天谢地！有了社会局这把“立即彻查”的尚方宝剑，交易所就可以不受3天的限制了，最后迫使对方不得不同意照跌停板的牌价酌加一点，予以全部了结。这么一来，很多做空头的经纪人得救了，未受太大的损失，对杜月笙感激得不得了。这在表面上看，是王禹卿与上海面粉帮打了场大胜仗，其实是杜月笙打赢了，他从交易所内部把人心兜走了。至于杜月笙与社会局是什么关系，怎么社会局也听他杜月笙的？这就是另一出戏了。
到了这年8月，上海面粉交易所召开股东大会的时候，就有杜月笙、杨管北说话的资格了。杨管北秘密串通，利用多数经纪人感激杜月笙的心理拉选票，于是，不仅杨管北被选上了常务理事，杜月笙这个与上海面粉业素无渊源的人被选上了交易所的理事长，取代了王一亭，从而使苏浙皖的面粉界势力进入上海面粉交易所。这次选举的影响是深远的，从此杜月笙成了面粉业的领军人物——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区（上海、南京及苏浙皖地区）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是杜月笙，常务理事是杜月笙、杨管北、过守一、钱钟汉、孙伯群。荣家这边的荣鸿元、荣尔仁、荣毅仁都只是理事。王家这边只有王尧臣担任了常务监事。1948年成立上海区面粉同业公会时，理事长还是杜月笙，他还是全国面粉工业同业公会的理事长，一直到上海解放为止。【注：上海工商联，《粮食加工工业同业公会》卷39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