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好不容易熬过了艰难的1934年，又面临1935年的新挑战——来自面粉交易市场的狂风恶浪。不知不觉，面粉业老大王禹卿竟与黑帮老大杜月笙成了对手。真的是“不打不成交”，几个回合下来，个中种种曲折，令王禹卿再次眼界大开。
面粉交易所的前世今生
王禹卿是当年企业家中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又善于学习新事物的人之一。他虽然整天忙在福新面粉公司的业务中，但对面粉交易所的行情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他明白，上海滩这个花花世界，光拼命生产还是不行的，股票交易所和各种名目的物品交易所就像个“魔幻世界”，信息五花八门，行情瞬息万变，真假虚实纷呈，是各路能人争强斗狠的厮杀场所。你要是不当心，说不定什么时候把你辛辛苦苦做出来的利润，一夜就给吸干。但是如果经营得当，可以利用交易市场，一手控制小麦和面粉的价格起落，维护麦价和粉价的比例，能促进市场的正常运行。自然，如果懂得利用时机并有足够资金的话，也可以兴风作浪，一本万利。
与其受控于人，被人家榨干，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抢先占领桥头堡！王禹卿绝对是聪明人，投机生意也一学就会，上海面粉交易所的创办就有他一大功劳。
上海滩一向能引领潮流，早在20世纪初，面粉交易所的雏形就已经形成。各家面粉厂除了派推销人员到各地去推销面粉外，还有一种是坐在茶楼里，跟掮客和中间商打交道的竞价交易形式，俗称“茶会”。这种交易一般都是大宗交易，属于旧式交易方式，很看重个人信用。由于价格和数量都需要当场拍定，所以老板本人或是老板的代理人常常亲自出马。机制面粉业最早的“茶会”在五马路棋盘街（现广东路河南中路一带）的怡珍茶楼。每天下午两点到五点，各面粉厂的当家人及各路掮客、买方陆陆续续都来了，大家一边喝茶一边谈生意，或是海阔天空地聊天，表面不动声色地较劲。一旦“茶会”交易成交后，大都三天之内就以现银打栈单向卖出厂方提货，也有五天、七天期的，甚至也有只付定洋买期货的，但都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章法。
后来随着面粉厂的增加，交易纠纷也增多，1908年面粉业成立了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在公会里附设“中国机制面粉贸易所”（简称贸易所），制定了相对规范的制度和章法，即“成票规条”八条，规定面粉和麸皮的期货交易，必须使用贸易所印制的成票，由厂商与买家直接订明交货后付款的期限，而且双方必须在成票上签字盖章方才有效。立单为凭，有法可依，改变了过去简单的“一言为定”的做法。
这个贸易所后来地方不够用了，就在福州路四川中路西边，租了房子作交易场所。1913年租来的地方又不敷使用了，业内人士就在新开河丹凤街（现人民路丹凤路口）购地造楼，建起了上海机器面粉公司公会大楼，建筑费依各面粉厂产品的多寡比例分担，众推申大面粉厂的经理顾馨一负责筹划。那时顾馨一是面粉公会的会长，荣宗敬是副会长。1930年3月这个公会改组为上海面粉厂业同业公会，会长、副会长仍旧是顾馨一和荣宗敬，但实际上是由曾外祖父王尧臣和孙仲立负责，并将会长改为理事长，由王尧臣担任。【注：《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中华书局，1987年。】
1913年之后，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面粉需求量激增，丰厚的利润使福新面粉厂的面粉根本不用进贸易所也来不及做，只要生产出来就可以闭着眼睛卖，所以那时荣家兄弟与王家兄弟正拼命办厂，滚雪球似的“翻制”面粉厂。交易所方面的事情，并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但是1918年一战结束以后，等欧洲市场渐渐复苏之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
当时上海已经成了一个“样板市场”，上海的小麦、面粉价格左右着全国的市场价格，而国际市场小麦和面粉的价格又影响着上海的价格，所以国际市场的信息也成了决策的凭据之一。要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市场上稳操胜券，的确是很锻人筋骨的。问题是，那年头获取信息的渠道很不畅通，个人掌握的信息量非常有限，而市场仍在不断扩大，所以上海面粉贸易所客观上又需要升级了。
1918年3月，日本人率先在沪开设了一家面粉交易所（正式的名称是“上海取引所”），资本1000万日元，经营面粉、麸皮的期货交易，还兼做花纱和股票买卖。这件事，给荣宗敬和王禹卿以很大刺激。当时欧美各国交易投机之风大盛，各种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这种情况“传染”到上海，竟让日本人抢了先。同时，日本人采取了与欧美人不同的“作战方式”，他们不同于西方人先前办的众业公所（由外国人办的股票交易所，旧址在南京东路四川路拐角的中央商场南部的一栋大楼里），以西方人为主，只吸引少数中国掮客为之做事，而是拉拢上海工商界的名人来作门面，扩大影响，拓展生意，又招揽了一些熟悉业内情况的能人为之具体经营，企图垄断国内的面粉市场。
这下荣宗敬与王禹卿按捺不住了，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上海面粉业必须联合起来迎头赶上，成立自己规范的面粉交易所，粉碎日本人的阴谋！他们首先在面粉公会内部定下条规，大家都不去参加那日本人的交易所的交易，一旦有哪家面粉企业参与跟日本人合作，其他各家面粉企业就与他断绝来往！决心遏制住日本人的风头，同时加紧创办中国人自己的面粉交易所。
于是大家就以原先的贸易所为基础，于1919年8月筹备“中国机制面粉上海交易所”（简称上海面粉交易所）。发起人为宁钰亭（阜丰面粉厂的老人）、荣宗敬、王尧臣（幕后是王禹卿）、顾馨一（面粉公会会长）、诸广成、朱晋渔、赵茂华、沈春江、祝伊才（大买办祝大椿的儿子）、狄巽公、王宝仑、程际云、徐文彬等人。1920年3月试运行，地址在面粉贸易所旧址，后来业务扩大了，迁到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纱布交易所（现上海自然博物馆）楼上。1921年6月获得北洋政府农商部颁发的执照，于8月4日正式开业。资本实收50万元，分为一万股，每股50元。发起人认购12.5万元，其余由各面粉厂、经纪人和社会有关人士投资。【注：《上海面粉交易所十周年纪念刊》，上海面粉交易所编，1932年1月。】
最初参加这个交易所的面粉厂只有12家（股东）。股东大会选出理事九人，有王一亭、荣宗敬、顾馨一、宁钰亭、祝伊才、徐文彬等。狄巽公、程际云为监察。公推王一亭为理事长，徐文彬为副理事长。1931年增加股本25万元，额定经纪人55人，经纪人身份保证金须缴交易所股份100股，并加入经纪人公会。交易的佣金每一千包面粉为五两银，经纪人得三分之二，交易所得三分之一。参加场内交易的有本埠和外地的共二十来家面粉厂，还有几十家批发商、数百家零售商，声势也颇为壮观。
新生的面粉交易所规定每天上午8点到12点为交易时间。一经开张，买方卖方，十分火热。这个交易所不仅做现货，还做期货买卖，期限初为3个月，后来扩展到6个月。再后来又发展到可以做买空卖空的空盘生意，投机者翻手覆手之间即有可能发财致富，一旦一脚踏空，也可能导致一夜破产，客观上促进了市场和投机活动的活跃。
在整个创办过程中，王禹卿始终在幕后积极运作，不愿做“出头的椽子”。他不当理事，也不要胞兄王尧臣出头露面，采取了“以退为守”的战略。
翻手覆手 稳操胜券
面粉交易所的前期业务，表面上是由徐文彬等人主持，但是后台却是财大气粗的荣宗敬和王禹卿，被称为交易所里的实力派。他们常常在一起谋划，分析行情，利用面粉交易所进行调控和谋利。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开设了不少假名户，还在交易所内部安插眼线，命其将每天交易所买卖双方的户名和成交数额全部记录下来、汇报上来，他们就根据这些情况了解和分析市场动向，掌握多空双方的来龙去脉、实力大小、存货多少，从而确定自己的筹码。
这期间，经过一系列的联络和幕后活动，王禹卿为荣家挣了一个大便宜——把荣家茂新面粉厂生产的“绿兵船”牌面粉定为面粉交易的标准件。这一招非常关键，因为凡入场交易的其他“杂牌”面粉，都必须在这个标准件的基础上打折计价（只有阜丰面粉厂的“红蓝车”牌面粉可以与之并列）。至于打多少折，由交易所理事会同经纪人公会的代表组成的评议会评定，每隔一段时间评定一次，唯独外地的面粉厂所产的面粉不许参加进来！这就使荣家在面粉交易所坐稳了钓鱼台，可以在价格上调控整个局面了。这是王禹卿在面粉交易所打的第一个大胜仗。
由于荣宗敬、王禹卿掌控着上海的粉价，而上海的粉价又左右着全国的粉价，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在交易所内进退自如、为所欲为，不断变换着超级大空头或大多头的角色，实际上操控着全国小麦和面粉的价格涨落，颇能呼风唤雨，风光一时。
粉麦市场的价格历来有很大的弹性，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北方人爱吃面食，春夏秋季还好，一到天寒地冻时船就不能开了，因此每到北方港口封冻以前，北方对面粉的需求量就很旺盛，订单会不断飞来，往往一封电报就要订购一二十万包（北方市场一直是荣家面粉生意的大头），有时间性。另一方面，小麦是在夏季登场，也有时间性，这时必须及时收购，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样，粉麦交易就具备了期货性质，就有了投机者的“可操作性”。同时，面粉生意也有一定风险，年年行情不一样，因为小麦产量受气候影响很大，哪一年丰收，哪一年歉收，价格都不一样，而且面粉的运输也受交通和气候的影响（福新面粉公司向北方供货都靠船运，因运费便宜），还有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面粉厂家要想稳赚，就需要有稳定的小麦原料供给和面粉市场需求，这就同小麦、面粉本身的期货性质发生了矛盾。正因为有这样的矛盾，投机商和掮客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可以囤积居奇，在秋天哄抬面粉价格，使生产厂家得不到订单；到夏天又哄抬麦价，使厂家收购小麦受阻，他们好从中渔利。
荣宗敬和王禹卿的做法是，常常在每年的五、六月份，在新麦将要登场的时候，率先在面粉交易所里搞突然袭击，以大量的筹码集中“轰炸”，拼命打压炸盘，压低小麦和面粉的价格，这样也就压低了全国小麦的价格，迫使农民低价出售新上场的麦子。在这种时候，荣家在各地管收购小麦的麦庄就趁机大量收购，大大降低了面粉的成本。当他们掌握了大部分麦源之后，他们又迅速翻作大多头，快速吸纳面粉交易所的筹码，造成小麦供不应求的局面，迫使小麦的价格又急遽上涨。在一个很高的价位上他们再来个大甩卖，频频炸盘，让人家措手不及、目瞪口呆。他们就这样翻手覆手，不仅在面粉交易所赚足了钱，而且还保证了荣家麦源的充足。自然，倒霉的首先是农民，其次是中小企业。
福新面粉一厂的厂长浦松泉先生回忆说：“在采购国产小麦方面，茂、福新可以操纵市价。各地小麦办庄要看茂、福新的开价来定行市，小厂是不敢开价的。因为抢先开价购进小麦的话，等到茂、福新开价时，如果开的价比小厂低，行情便跟着茂、福新的开价下跌，这样小厂就要吃亏。如果茂、福新开的价比小厂抢先购进的价小，而麦庄、麦号就不肯出售，行情定不下来，茂、福新等厂可以彼此约定暂时不吸进，压迫麦庄、麦号屈服降价。因为内地麦庄、麦号大都资金不多，不能大批存货和长期兜行情，最多观望几天，就非放手不可。特别是在小麦登场时间，小麦源源而来，每天大量吸进之后，便须很快大量放出，否则资金搁死，无法周转。此外，在每年小麦登场时，茂、福新还故意多抛出面粉来压低粉价、麦价，以便购进廉价原料。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操纵办法，因为在上海市场抛出面粉压低粉价后，各地粉价也要跟着下跌。粉价一下跌，麦价也跟着下跌。因为在一般正常情况下，小麦登场时，粉麦之间是有一定的比价的……”【注：上海社科院对福新面粉一厂厂长浦松泉访问记录，1959年3月。】
上海的面粉交易活跃了，外地的面粉厂就想参加进来进行平等交易。上海的面粉商想保住自己的一统天下，拒绝他们参加，日久便生恩怨。反对最力者主要是几家大厂的经理，王禹卿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其实，苏浙皖的面粉厂早在1910年就成立了苏浙皖机制面粉厂公会，有南通的复新、海州的海丰、芜湖的益新、宿迁的永丰等几家厂。无锡荣家的茂新因为原本就是荣家的企业，与上海关系太密切，早就加入了上海机制面粉厂公会，属于上海系统。由于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市场大，几家大厂生产的面粉质量也好，行销全国各地，其价格无形中已成了标准，外地面粉厂不想参照也必须参照；不让你进入交易所平等交易，你只能干瞪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