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说：“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
王家老一辈人在商场上闯关夺将、拼命厮杀的时候，王家的后代中竟出了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即曾外祖父王尧臣的长子，也就是我的大舅公王启周。
王启周是王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思想活跃，朝气蓬勃，西装革履，一表人才，组织号召能力相当强，一双大眼总是闪着征服性的光芒。当时的世家子弟读大学或出国留学，读商科和理工科的很多，为的是学成之后好继承家业，光宗耀祖，而王启周选择的却是法律，自然与政治就容易“沾边儿”。
其实，最初这还是老爷子的主意。曾外祖父积半生经验认为：“王家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眼睁睁看着荣家人也好，浦家人也好，王家人也好，起早贪黑办实业、老老实实经商，可还是经不起政治局势的动荡，抗不住官场的势力，一有风吹草动商家就掉价，还没有说理的地方。外国人捣鼓一场“橡皮股票”风波，不知多少豪门大户顷刻倾家荡产……于是他鼓励长子学法律，力争将来在政治上有地位，王家也好有个出头露面、在场面上可以说说话的人，因此对其寄予厚望。可是老爷子万万没想到，王启周在学校里不光是读书，竟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打得火热，一出手就拉起了一个进步知识分子的革命团体——锡社，整天忙于办杂志，搞集会，抨击时弊，指点江山……这使他迅速地成为上海高校和无锡地方的一颗政治明星，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大显身手。
20年代初，大舅公王启周考进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最初叫法科，后来规模扩大了，改称法学院）。那时的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激烈的动荡和变革期，知识分子已经登上政治舞台，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形成，此时领导上海的学运和工人运动的共产党的力量显著占了上风。王启周聚集了一批思想进步、激扬文字的知识青年，这些人不仅来自东吴大学，还来自革命思潮更加激烈的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和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尤其是上海大学，号称是“东方红色大学”，虽然校长是国民党大佬于右任，但是校长之下全是共产党的市面——邓中夏是总务长、瞿秋白是社会系主任、陈望道是文学系主任，***曾多次来校演讲，前来任教的教师几乎囊括了所有早期中共精英，有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沈雁冰（茅盾）、蒋光赤……
那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民主与科学的呼声，爱国与救国的浪潮在知识分子和上海市民中继续发酵式地汹涌，新思想、新学说、新潮流、新方法层出不穷，与此同时，民主运动也日益高涨，大大小小的罢工，大学中学中的“驱长”（驱逐校长）学潮此伏彼起，各种民间组织、民间报刊、民间集会如雨后春笋。尤其是大学校园，学生们最能及时捕捉时代脉搏的律动，一旦有事，立马上街示威游行，即刻可以“引爆”全市，成为社会风向标。每一所大学都不是孤立的，每一所中学也不是孤立的，“五四”运动兴起的群众性反抗强暴、争取命运自主、拉起横幅上街的热潮，已经深入人心。更何况，早期的中共党员都是知识分子，最善于与高校的学生打成一片。用百岁老人郑逸梅先生的话来说，那个时代的青年是充满弹性的，热血整天在不停地涌动着、奔流着，相互不断地鼓舞着、激励着，整天都在期盼着有什么新思想、新发明、新鲜事突然涌现！
王启周就在这个时候步入了大学校园。东吴大学（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1900年创办）本校在苏州，但是法学院1915年成立，设在上海昆山路。这所学校是民国期间最著名的法学院，培养了一批中国元老级法律专家，堪称中国大法官的摇篮。沪江大学校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刘湛恩先生，东京对日大审判中国首席法官顾问倪征燠先生，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法律顾问的何世桢先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该校是中国唯一一所系统地教授英美法律的学院，也是一所以研究英美法律为主，兼及中国法的比较法学院，民法、英美法、中国法一并开课，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比较法学。
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录取条件非常严格，学生入校前必须在被认可的正规高中毕业后，先修完两年正规大学本科课程，同时要有相当的英语水平（能听懂老师用英语授课），还要有中国北方官话（普通话）的表述能力。修完两年大学本科课程后才能进入法学院的规定，是仿照美国法律类大学的做法。但是后来东吴法科更进了一步，从1924年起把两年本科改为三年本科。也就是说，要读这个东吴法科，实际上要读六年大学，这比门槛森严的医科还要严格。推算下来，王启周1926年大学毕业，入学的年份应当是1921年，那正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年头。
该校在创办之初，还没有一支专职的教师队伍，就聘请在上海租界或上海临时法院里任职的中外法官和著名律师前来任教。这些法官和律师资历很深，又有办案经验，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白天忙于工作抽不出身来上课，学校很灵活，就把上课时间定在下午四点半至晚上八点半，便于老师们下班后前来任教。可是校方哪里料到，这种安排最适合那些进步学生的胃口了，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用“正课”时间去组织活动和集会了。
校园内，对王启周影响最大的应当是他的老师、著名法学专家何世桢教授，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王启周还请何世桢教授去无锡发表过演讲。何世桢先生虽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一生与共产党保持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是个政治热情极高的老“运动员”，“五四”运动时就是全国学联的副会长、上海学联评议会的会长，是学生运动的老法师了。“五四”运动爆发时孙中山先生正在上海，何世桢他们组织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声援北京的爱国学生，面临八方风雨，形势瞬息万变，他几乎每天都去香山路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指导。在后来的五卅运动中，他又被宋庆龄指定为全国后援会的法律部副部长。无论从学识的广博还是学生运动的经验，老资格的何世桢指导王启周等青年学生，实在是绰绰有余！
锡社——点燃无锡的星星之火
这样一来，王启周的眼界大大地敞开了，胸襟也不同凡响了，他所关注的是国家的命运、家乡的命运，朋友们来自更加广阔的天地，除了南洋大学和上海大学，逐渐发展到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唐山大学，还有一些工矿企业……到处都有他的朋友，朋友们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总是一股火辣辣的战斗的光芒。他与缪斌等创办的锡社，最初只有14名无锡籍在沪读书的莘莘学子，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拯救家乡的目标——“提高邑民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追随世界进化潮流，打倒一切恶势力，攻破一切鬼蜮伎俩，创造光明灿烂的新无锡”而聚集到了一起。1924年1月29日，是他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14位甘为家乡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的青年，意气风发地组成了一个革命团体——锡社，成立的地点在无锡城中心公花园（现在的城中公园）中的“池上草堂”。
这些人都是热爱家乡的典范，是一群身在校园、胸怀天下、时刻以家乡盛衰为牵挂、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主要来自南洋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圣约翰大学。他们是：缪斌、王启周、许广圻、许庆圻、孙祖基、孙祖宏、赵谷音、杨荫浏、顾谷同、顾谷宜、杨树仁、高祖武、陆定一、杨文炳。其中多数来自南洋大学，东吴法学院有三人，即王启周、孙祖基、孙祖宏。
他们主张革命行动要先从家乡做起。他们崇尚的精神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他们认为无锡邑民“缺乏国家及世界的观念！缺乏自由的思想！缺乏各种学识的研究！缺乏科学的知识！缺乏民治精神！缺乏公共道德！缺乏组织能力！”他们认为无锡社会的病源是“贫苦的人无受教育的机会！知识阶级见不到适应潮流的书报！普通民众听不见合乎潮流的公共演讲！教育机构不容纳活泼新鲜的思想！当权的人不肯放弃他狡狯的自杀政策！有势的人不肯换去他灰色的近视眼镜！”于是，他们呼吁：“无锡还是人的世界吗？无锡社会过的还是人的生活吗？恶风怒涛排空的打来，纸老虎的模范县已经拆穿了。我们青年一致努力，共拿出——真的情，热的血，大无畏的精神，来修理弥补此已穿的纸老虎——故乡无锡！”他们一致决定要“永远勇猛的做去。锡社不怕危险，不怕劳苦，不怕威权，不怕任何困难。锡社不被威胁，不为利诱，不尚权利，不讲情面，不染私心，不因称誉而自满，不因攻击而自馁。凡是良心上觉得是的，都应当大刀阔斧的狠狠干去。”【注：《锡社一览》。】他们文章中大量使用惊叹号，唯恐世人听不清楚、看不清楚他们那奔腾着热血的心。
他们最初的分工是，缪斌任主干兼会计（缪是荣宗敬的外甥女婿，当时是南洋大学学生，但是在“五卅”运动之前就已经去广东进入黄埔军官学校，加入了国民党，在北伐中担任第一军的国民党副党代表，北伐胜利后才回到无锡），王启周任书记；孙祖基、杨荫浏、赵古音任编辑。两个月后他们在南洋大学开会，决定出版一份杂志，定名《无锡评论》，月出一份（后来改为半月刊，共出24期），分工也相应作了调整：缪斌还是主干，书记是高祖武，王启周担任编辑长，他手下有两个编辑员，一是陆定一，一个叫许庆圻，还有一位驻无锡经理是许庆圻的兄弟许广圻。这许家二兄弟是秦邦宪的表弟，他们一个在上海大学，一个在南洋大学读书，对秦邦宪影响很大，所以秦邦宪后于他们加入锡社。《无锡评论》于1924年4月1日出版创刊号，向无锡的恶势力狠狠地轰了一炮。
那时，中共无锡支部还没有建立，无锡籍的中共党员只有四人。一年后的1925年1月，中共无锡支部宣告成立，地点也在无锡市中心的公花园内，是距“池上草堂”仅一箭之遥的“多寿楼”。【注：一九二五年无锡籍中共党员综述、谈箐、朱昱鹏。】如今公花园被称作城中公园，修旧如旧，仍是无锡市民喝茶纳凉的休闲场所，而“多寿楼”被修饰一新，大门上挂着“第一支部”的牌子，被列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还是新党员入党宣誓的地方。东边的“池上草堂”居然也还在，只是成了一家“多福茶馆”，不待进门即有茶香四溢。老板喜欢评弹，时常邀名角来演唱，所以正堂的匾额写的是“天韵书社”。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共无锡支部的书记是薛萼果（后来改名孙冶方，著名经济学家），而他的胞兄薛明剑（原名薛萼培）则参加了王启周他们的锡社。
1924年暑假期间，锡社的成员骤增到51人，主要是在上海大学读书的无锡籍同学安剑平、糜文浩、严朴等人组成的“孤星社”
（也叫“中国孤星社”）整体并入了锡社，双方协议，以锡社在沪的同学参加孤星社为条件，孤星社无锡籍社员全体加入锡社。到这年暑假，锡社召开第一次暑期大会的时候，王启周当选为主干（即社长，后来叫委员长），会计是杨文炳，驻沪书记孙祖基，驻锡书记沈定瑛，总编辑许广圻，编辑安剑平、华立、顾谷同；总发行孙祖宏，发行王昌祺、蒋寅生。
那时，他们对无锡社会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是出版发行《无锡评论》和举办平民学校（先后举办了12期）。《无锡评论》在上海编辑、印刷，从编辑部的地址上海昆山路11号来分析，这个地址正是王启周在东吴大学法学院读书的地址，可以推断，这个编辑部就设在他的宿舍里。从他在锡社中又担任经济委员会主任、负责筹款一职来看，出版刊物的费用别人可以不管，他就不能不管了。显然，他本人还在读书，不会赚钱，明摆着的事情，只好去掏他父亲王尧臣老爷子的腰包了。
如今翻开他们当年的《宣言书》（《无锡评论》1925年第一期），尽管时隔近九十年风风雨雨，那字里行间，仍可感受到他们那火烧火燎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拯救家乡的大无畏气概。那《宣言书》写得洋洋洒洒、真情澎湃，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一）我们站在这灿烂的地球上，受着天然赋给我们的真理的培养；我们感激着这天然，更感激这真理赐给我们的精神上的爽快。我们很觉得应该依着天然赐给我们的真理，一部分相当的工作，供给人间的缺少。这样，便可不负这天然所分配给我们宣传真理的责任。
我们怀抱着上述的愿望，便觉得有行使这义务的必要，但是我们既生长在这山明水秀的无锡——我们的故乡——我们行使这种应尽的义务，便当从无锡启程。使这山明水秀的无锡，更加着真理的光明，昭耀在大地。
无锡在物质上的进步，比较的算是发达；但是因为缺少智育、德育的培养，空气中混屯着陈旧的腐气，街市上满露着腐败的气象，社会上含藏着奸邪淫恶的黑幕，我们没有一刻不感到一种深刻的刺激。所以组织这锡社，依着真理的精神，先办这小小的月刊，以提高国民的常识，促进无锡社会生活为宗旨。对于市政、教育、工业、商业、科学和社会问题等，都有提议、讨论会批评的责任。
我们本了“坚毅、合作”的精神，在社内“共同协谋”，不受任何一方面的支配；在社外与本邑父老兄弟姐妹们同负“增高无锡地位”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