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周毕竟不同凡响，他一出场，局面即刻扭转了。无锡后援会接连组织了两次大规模的群众性集会和游行，呼吁市民罢工罢课，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对爱国学生的残害，全力声援上海。第一次是6月25日，锡社、救国五七团、省立第三师范、辅仁中学、市立第四小学、辅西平民学校等十七个团体为主，共有万余市民参加，有学生、教师、工人和商人，地点仍是市中心最热闹的公花园一带，群众臂缠黑纱，手执三角小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坚持到底！一定胜利”的口号，举行反帝大游行，沿途还派人演讲，散发传单，揭露“五卅”真相，唤起市民的爱国热情，争取更多的民众投入这场反帝斗争。对于这次集会活动，团中央曾给予高度评价：“援助沪案运动很好，现沪案尚未结束，应继续宣传并募款援助，以博得最后胜利。”
在这次群众大会上，王启周、秦邦宪等共有15个人上台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讲，大大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秦邦宪在演讲中提议撤换办理沪案交涉的蔡廷干和曾宗鉴，博得全场举手通过。会后，还有“请愿团”手执“请愿休业”的牌子，分别向几个城门和闹市区出发，去劝说那里的商户停业，与市民大会采取一致的行动。
第二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是在6月30日，是无锡后援会组织举行的“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都是无锡各爱国群众社团的代表，也有地方政府的代表，如市总董代表、县商会会长、县教育会会长、县救火联合会等。王启周作为后援会委员长主持了这次大会，并担任主祭。会场正中悬挂着“碧血丹心”四个大字，两边悬挂着很多各个社团送来的挽联，如：“以暴逞强 无强不弱；为国而死 虽死犹生”；“赤手斗强权 痛君等已成先烈；苍生同义愤 愿大家来为后援”……四壁皆是黑纸白字的警句和标语，触目惊心。会上，王启周担任主祭人，主持全体公祭，还向大会报告了“五卅”惨案中，爱国学生被残害和迫害的大致经过，继而由施锡祺报告了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的生平和被残害的经过，又有南洋大学学生、锡社成员华立报告了南洋大学学生郑禹卿的生平及被残害的情况。接着由各个进步团体如锡社、救国五七团、无锡协会、辅仁中学学生会、县商会、县救火会联合会等上台代表本社致文公祭。最后是个人演讲，演讲者个个满怀激情、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台下群众义愤填膺、口号迭起，爱国热情空前高涨。
除了组织各种群众集会、游行和办刊物、街头演讲、发动群众外，王启周与他的同事们还真打实干地做了很多实事，如向各界募捐款项，汇往上海总工会，支援罢工中的工人家庭；继续办好平民学校，实践平民教育理想，先后共办了12所平民学校，教师都由锡社成员义务担任；成立“调查仇货委员会”，抵制、查封仇货（从英国和日本进口的货物），与私售仇货的奸商展开斗争。其中，查封仇货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涉及商家的经济利益，还牵涉到洋广货商会和无锡商会的态度，并非简单地封掉、砸掉即可了结。
调查仇货委员会是无锡后援会的下属组织，他们致函县商会，要求商人们停止销售和进口来自英国和日本的物品。王启周还亲自带人去与商会会长王克循接洽，宣布必须停止销售并查封那些来自英国和日本的货物。深夜，他们来到南门外的运河边守候过往的商船，登船查货，防止奸商乘黑夜偷运仇货，直到清晨才返回。结果，真的被他们查出了问题，查出了数十箱正广和汽水和数百条大英牌香烟，他们贴上封条，不许售货，勒令货商以八折价付爱国捐，以示惩罚……自然，有些商人们是不情愿的，毕竟涉及他们的经济损失，无锡商会态度摇摆，实际上站在商人一边，而革命派们不依不饶。这时商会会长要跟王启周讲“法律”了，而这时王启周不屑于跟他谈法，顿时引起轩然大波……
用法律办法、交涉办法，还是革命手段？
“五卅”惨案大约十天之后，除了游行示威、罢工罢市罢课之外，各方面都在考虑该如何解决这场争端了。这时革命营垒内部出现了好几种声音，一种是走法律程序、用法律的办法；一种是由政府出面、用交涉的办法；还有一种是用革命的手段。
王启周是学法律的，连他都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法律途径根本行不通。他在6月13日的《血泪潮》上发表《沪案之法律观察》，认为由政府出面与英日政府办理外交交涉是重要的、必要的斗争方式。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整个运动中发动群众罢市罢课、作为谈判后盾的积极作为。
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要卜交涉的结果，须先从法律方面观察，工部局的开枪，惨杀我国人，究竟合法不合法。我们谈法律，须先把感情与同情心丢开，专从法理方面设想。
根据事实，证诸法律，可以得到下列几点：
一、华人并未持枪械及任何危险武器，对于捕房无危害生命财产之可能。
二、死伤的都不在捕房之内，而在捕房之外，且有离捕房很远的；可知开枪的时候大家并没有冲入捕房。这样，无论哪般，不持凶器的群众噪闹到如何程度，巡捕尽有退避之余地，不当遽行开枪，作过当的自卫行动。
三、演说与发传单，乃善意的爱国运动，虽不免有阻碍交通的嫌疑，然只可算他是阻碍交通罪，哪可格杀勿论？世界各国法律，都无此条文，且无此先例。
四、据会审公廨笔录，当西捕举枪欲击的（时候），曾发出警告，距警告后十秒钟，即行下令开枪。试问当数千群众鼓噪之时，十秒钟的时间是否可令退却，而回复至平常的状态？处于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不能。
五、据会审公廨笔录，被告证人牛医生，曾检验被害者的伤痕，枪弹泰半由背或腰肋穿入，可见被害的人，在开枪前已先行逃避，并没向前猛冲。巡捕不当更会开放排枪，残杀无辜。
有以上五点，我们便知道巡捕开枪，实觉毫无理由，不过逞一时之凶，以显其排华之兽性。
有许多人对于沪案的办理办法，还很多不明了的地方，但是大致说来，可分两项，（一）司法的；（二）交涉的。
（一）司法的
甲、控告工部局，因为捕房是工部局所直辖。论理工部局是主体，当然要由他负责。但是工部局并不是英国单独的势力，日美都有，所以诉讼须向领事法庭提出。
乙、控告捕房。狭义的说，便是控告行凶的英国巡捕。依律论，工部局不过一市政机关，不能有警察权……我们控告捕房，当然在英国领事署提出诉讼。
……但是我们可以预决……顽固自大的英国人，决不会把公理放在心中，用良心来判断事实的，一旦败诉，既无上诉机关，非但冤沉海底，空受损失，并且在世界各国，反而不明真相，中国这口冤气，还得申吗？
（二）交涉的
司法方面，既然预料不能得到胜利，那么也不必多此一举，爽爽快快从交涉方面着手办理。何以？……英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不问青红皂白，把中国工人学生私擅逮捕，并且禁止各报声张，因而激起南京路的惨案，推原祸根，都为英日两国是“排华”。从那时起到现在，英日两国始终没有取消那副“排华”的招牌，于是，工罢业，商罢市，学罢课，并不是小小司法可以轻描淡写的做得去。倘使英国人不是禽兽，必当承认一下“不是”，把我们要求的条件一一“答应”下来。万一占不着便宜，也可诉诸国际联盟会，交万国法庭公判。我想大家至少要讲一些公理，去公平处理这件破天荒的大血案吧！”
想不到他这篇文章引起了部分同志的反感。唐光明（救国五七团的负责人，在“五卅”后期加入了共产党）和陈叔璇不同意他的观点，起而反驳，他们发表了《评“沪案之法律观察”》和《斧头吃凿子凿子吃木头》等文章，斥责王启周“我恨王先生错乱了方向，引人们上死路”。他们主张用革命的办法迫使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投降，不惜使用暴力革命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