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要说老爷子对大儿子王建民一点都不关心，那也不是，可是那关爱的方式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很尴尬。有一年，王建民正在服役（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每个成年男子都必须服役两年），老爷子带着两个小儿子周游世界，正好来到美国。他们见面了，看到大儿子正在辛辛苦苦地服役，而两个小儿子在吃喝玩乐，老爷子动了恻隐之心，决定给大儿子一个补偿。怎么补偿呢？他很大方，买了一部凯迪拉克轿车送给王建民，儿子自然感激不尽。可是王建民正在军中服役啊，一部高级轿车突然开进军营里，一下子引起战友们大哗，连他们的顶头上司都没有这么高级的轿车，一个小兵辣子开这么高级的车子进军营，成何体统？太扎眼了！于是王建民只好把车停到市中心的一个停车场去，但是问题又来了，每月的停车费就要45美元，而他这个小兵的薪水每月只有90美元，加上那车子的车窗有问题，一修就要花掉10美元……好了，老爸等于送给他一个花钱的机器了，名称好听，但是光花钱，没有用啊！他终于消受不起了，还是还给老爸老妈了事。
一晃九年过去了，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王云程的生意实在是膨胀得一个人忙不过来了，而其他两个儿子（姚氏夫人所生）或许不愿意，或许也不善于帮他忙的时候，才想到了这个远在天边的大儿子。于是，这位生性倔强的老爷子第一次放下无比高傲的身段，亲自飞到美国看望大儿子一家，请儿子“出山”帮老爷子一把。这时，王建民、露西夫妇的女儿已经两岁半了。王云程情不自禁地抱起了小孙女，难得地流露出舐犊之情。他太喜欢女孩了，他自己没有女孩，他唯一的女孩在襁褓中就夭折了。自然，他也是第一次看见儿媳露西。直到这时，眼看这个小家庭如此幸福温馨的生活，老爷子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儿媳是位难得的贤妻良母。
表叔王建民绝对是一个孝顺儿子，父命如山倒。在后来的将近50年的实业生涯中，他始终是父亲最杰出的“二传手”，很多事情都是老爷子在前面出点子、开路，他前去具体部署、落实。也有的时候，老爷子根本收拾不了了，那就由王建民前去收拾，台湾“申一”最后的收局就是这样。从1964年开始，表叔王建民担任台湾申一纺织厂的总经理，逐渐把这个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一干就是30年，直到1996年台湾民进党上台，整个台湾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时才结束。
80年代中期，老死不相往来的老亲家吴昆生先生逝世了。这对三舅公来说，又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此时他已经比过去大为冷静了——人都过去了，恩怨还留着干什么呢？这回老爷子亲自去参加了老亲家的追悼会，令所有到场的人又大大感慨了一番。
台湾的冰激凌之父
50年代中期，一个偶然的机会，三舅公得知在台湾的美国第七舰队的美国大兵，都吃从美国进口的牛奶和冰激凌，台湾还没有自己的现代制奶企业，这个行当是空白。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和商机。为此，他专程飞往美国做可行性调研，最后做出一个大胆的“跨界”投资的决定，与美国一家最大的冰激凌公司Foremost Dairy公司合伙，股资一家一半，在台湾成立福乐奶品有限公司。于是从1958年开始，美国大兵不需要吃进口货，可以享用台湾自产的奶制品了，于公于私，皆大欢喜。他这“不务正业”、出奇制胜的一招，使纺织界朋友们目瞪口呆，眼睁睁看他从一个纱厂老板变成了台湾的冰激凌之父，书写了台湾这一行业的创世纪。
自然，这宗生意是专门针对美国大兵的，属于“特供”，设备和技术完全从美国进口，产品的质量要求很高，价格也高，一般市场上买不到的。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种状况维持了14年，这是“福乐”的第一阶段。14年后的1972年，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后，按照中美之间的协议，美国与台湾的亲密关系结束了，美国第七舰队必须撤走，这种“特供”也就不存在了。但是福乐公司还是要办下去的，福乐公司是不需要撤走的，这对福乐公司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个产品销路的大解放，从此可以走向民间市场，走向老百姓了。所以，在台湾1972年以后出生的孩子，几乎无人不知“福乐”牌冰激凌，无人不喝“福乐”牌牛奶，他们简直是跟随“福乐”一起成长的。
1996年，台湾民进党上台，绿军、蓝军像是杀红了眼，整天在广场上呐喊、对峙。眼看台湾局势要大乱，三舅公没耐心看下去了，办了50年的“申一”和红红火火的“福乐”统统结束。
从1972年到1996年这24年，是“福乐”的第二阶段。
但是“福乐”并没有真的就此结束，而是变换了身段移师北上，在内地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打回老家去，回到大上海了——在上海浦东开发区的金桥镇，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传奇，即第三阶段的创业。但是产品名称换掉了，不再叫“福乐”，而叫“圣麦乐”。
父子两人精彩地穿梭世界
三舅公王云程那天生不知休止的创业精神，使他不会满足在香港和台湾的投资成果，他几乎每天都处于开拓、前进的亢奋中，他必须马不停蹄地谋划、拓展新的海外业务，他的日程表总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个企业、下一个企业……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他打“飞的”每年不知多少次地穿行世界。
1951年，一个在阿根廷的朋友写信给他，建议他去那里办纺织厂，说是在那里肯定能赚钱。阿根廷是南美的一个大国，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被誉为“南半球的巴黎”，想必市场应当是很活跃的。他前去拜访了阿根廷的内政部长，说明来意，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位内政部长对他这位远道而来的香港老板表示欢迎，并建议他到工业银行去贷款。三舅公向这家银行贷款40万美金后，纺织厂就办起来了，地点在圣尼克拉斯，离首都不远，交通也方便。三舅公派去了一个经理和16名管理人员，在当地雇佣了200多名工人。开业典礼时，王云程在首都举行了隆重的开业酒会，阿根廷政府也派官员出席，来宾中有知名华侨和银行家、实业家，气氛非常热烈，因为这是中国人在阿根廷开设的唯一一家工厂。
这家工厂最初的四五年，发展势头很好，生产节节上升，王家的钱袋因此又厚了很多。但是后来这个国家局势越发动荡，给生产和经营带来不可避免的损失。到了第十个年头，阿根廷国内政变不断，换总统简直像是换衬衫一样。每次政变，局势紧张不说，金融也乱了，连标准汇率也没有了。再加上工会的势力太大，工厂里大小事情都需经过工会，稍有风吹草动就要罢工，甚至水箱里淹死一只老鼠也要举行罢工。他每两周就要飞过去“灭火”，久而久之就有想法了，他无奈地说：“工会成了我的老板了。”忍无可忍，该放手时就放手，于是将这个经营了十年的纱厂卖给了当地一家大公司了事。
在阿根廷的十年经营，尽管矛盾很多，毕竟获利不少。三舅公曾很富有诗意地说：“我对阿根廷还是很留恋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的玫瑰宫，教堂墙壁上常年不息的阿根廷火焰，在我眼前常常浮现。”【注：《海派耀香江·纺织奇才王云程》，张英，香港。】
他在菲律宾也倾注了足够的热情，先后办了三家工厂。那里人工非常便宜，可以雇到好几千工人。马尼拉纺织业的兴起，有着他一份功劳。但是那里的社会环境太糟糕，办事没有章法，样样都要走后门，贿赂成风，标准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他是善打攻坚战的硬汉，但是经受不起拖泥带水小动作的折磨，于是又是儿子王建民出来接盘。他们夫妇在菲律宾住了7年，练就了一身对付无赖机关的好功夫。
60年代，三舅公又去加拿大开拓，开设了一家生产高级针织制品的针织厂，和生产Wrangler牛仔裤及London Fog外衣的福星制衣公司。在北美，类似这样的高级制衣公司只有三家，王云程就是其中之一。这家公司一年能做2000万美元的生意，事业相当红火。照样是父亲搭好框架，让儿子王建民去管理。
另外，他们的事业还拓展到越南和非洲的毛里求斯，个中传奇，不一而足。
王禹卿在香港的最后岁月
1948年底，王禹卿夫妇也到了香港。此时王禹卿的夫人是侯铭仙女士，是抗战胜利后在上海迎娶的。那时，王禹卿已在十里洋场面粉行当里拼搏了半个世纪，事业上可以说已功成名就，但在家庭和亲情上却失去了很多，他的原配夫人陈氏和二房太太顾氏都相继去世。就在他情绪最低落的时候，侯铭仙女士走进了他的生活。侯铭仙女士曾经是他生意场上的得力助手，两人的结合称得上是志同道合。1946年4月24日，他们在静安寺的百乐门喜结良缘，所有的至亲好友都到场祝贺，场面盛大，热闹非凡，也是上海滩当时的一大新闻。
婚后，王禹卿和侯铭仙在上海置办了许多不动产，其中有房产也有地产，原来打算过几年安定的生活，因为他们觉得不动产可以留给子孙后代，而企业如果没有人继承的话就完了。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战后还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就传来了意想不到的消息，他们只得离开自己辛辛苦苦三十多年相依为命的工厂，离开了故乡故土，来到香港。
初到香港，万事都难，一切似乎倒退了几十年，都得另起炉灶，从头做起。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语言，一切都是陌生的，但却给了他足够的时间去回顾往事。每当他想起过去种种难以忘怀的旧事，尤其是那些疑似无路，又突然柳暗花明的种种情节，他感觉冥冥之中似有一位神在帮他，使他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他却不认识这位神。究竟是谁在帮他呢？后来，在他孙子的带领下，他和夫人侯铭仙一起走进了一座天主教堂，从此他们身边多了一样珍贵的东西——《圣经》。
《圣经》上说：人若赚得全世界，但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马太福音16章26节）？当他读到这段经文时，大惊失色，或许是一次人生的彻悟吧，或许是他走向永生道路的开始。他想，自己在上海时每日每夜地忙于事业，忙于经营，从没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人到底活着为了什么，人应当怎样活着等问题。在香港，教堂的钟声，使他的心灵步入了一片宁静的田园。当他从接受上帝洗礼的那一刻起，他明白了什么是自己真正需要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喜悦。上帝的安排，让王禹卿在香港有了一个明白的、也是幸福的晚年。
凡事都是有根源的，善心也离不开善根。
王禹卿在上海滩打拼了一辈子，好事也做了一辈子。发迹之后，他除了在家乡建蠡园，办布厂，还办过一个培本学校（这个学校的地基界碑前几年还在，有照片为证），免费送青祁村的穷苦孩子进校读书。他还办过一个医药房，名王仁德堂（有地契为证），专为看不起病的穷人施药，这在青祁村是家喻户晓的。遇到灾荒或是兵灾，他总是带头捐款捐物。1936年，汉口及苏北发大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灾情之重，前所未有，他向红十字会捐款2500元，促其速放急赈。1937年，他出资帮助著名儿科专家富文寿创建了上海“难童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市儿童医院的前身。同年，上海“八一三”沪战打响时，王禹卿立即在南阳路设法筹设第八伤病医院，自己先捐款500元，同时从申新各纱厂募集药布、药棉、被褥等物件，积极投入救助伤兵和难民。第二年，战事已经西移，苏州和无锡相继沦陷，这年正是王禹卿六十岁生日，家人和亲朋好友准备好为他祝寿，多位上海名人和书画家都要来为他拜寿。他鉴于国难当头、流民载道，坚决不肯做寿，一一谢绝，“解衣推食之不遑，奚暇称觞？”入秋后，他在生日到来的前几天，提前一个人到蒲石路的中西疗养院里躲起来，过了生日之后再回家，并将亲友赠送的礼金以及家中节省下来的酒宴之资，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用于救济战争中的难民……
1965年4月，王禹卿得知哥哥王尧臣在上海辞世的噩耗，心脏病突发。一个月后即1965年5月，在香港玛丽亚医院医治无效，也撒手归天，享年87岁。他的哥哥王尧臣，享年90岁。老哥俩一前一后，驾鹤西归，相隔仅一个月，冥冥中兄弟俩的情谊深厚实在不可分离。他们从青祁村走出来，奔走一生，创业一生，辛苦一生，辉煌一生。然后，又走到了一起。王禹卿的灵柩被安葬在香港一片面向大海的基督教墓园，在那里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