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在政府的面粉专业小组领导下，八大面粉厂派出代表成立了上海面粉工业联营委员会，荣毅仁当选为主任委员，孙仲立（阜丰面粉厂）和黄雪芷（鸿丰面粉厂）为副主任委员，接下来又成立了上海面粉工业联营处、上海小麦联购处，办理联购小麦、统销面粉。共筹集资金100万元，其中福新占27.84%。上海小麦联购处在政府支持下，向银行贷款120万元，押汇200万元，对包括福新在内的各面粉厂扩大生产、扩大销售、降低成本、减少困难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得不卖掉福新面粉七厂
但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关于福新面粉公司解放初的情况，《上海粮食志》的说法是：
“1949年5月以后，上海面粉工业本来存在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暴露得更加充分，再加上原料缺乏，资金短绌，困难重重，福新面粉厂尤为突出。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了维持生产，从外地调来大批小麦委托各厂加工，并予贷款帮助解决资金不足的困难，各厂职工还自动减薪、欠薪，帮助厂方克服困难，但因开工不足，开支大，成本高，依然亏损。福新各厂1949年6月—12月亏损48万元（新版人民币）；1950年亏损95.71万元，欠银行、钱庄28万元，还挪用上海市粮食公司代磨粉11万多包。1950年2月，福新各厂开股东会，一致议决由于总经理王禹卿去香港养病，聘请荣毅仁为福新面粉总公司副总经理，代理总经理。至5月，福新各厂总负债达125.59万元。1951年，福新面粉总公司申请价售福新七厂，政府准其所请，以270万元价购福新七厂，帮助福新公司度过难关，6月1日正式交接。”
福新面粉七厂，那可是王禹卿一手创办的心肝宝贝，设备一流，技术一流，是福新系统的两大主力之一。另一主力厂是福新八厂，越是后来建的工厂采用的设备和技术就越是先进。王禹卿曾专门印了一本小册子，他亲自撰文，文图并茂，详细介绍了该厂的生产能力和设备情况。在过去，福新遇到再大的困难时都没有卖家当，而眼下，为了福新整体的长远利益，不得不卖厂了。这对福新系统的老人来说，是切肤之痛。想必远在香港的王禹卿知道后，也定然日夜不宁。
走上公私合营之路
为使企业能在政府的支持和指导下更好地生存，1954年5月31日，福新面粉总公司向上海工业生产委员会提出公私合营的要求。11月，制订了“调整生产、改善经营计划”。由于部分面粉厂停办或转业，福新面粉厂的加工任务相应增加，各厂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长期亏损的局面开始扭转。这一年，福新各厂盈余8.81万元。但是，总体局面还是没有根本扭转。
1955年3月31日及4月8日，福新面粉总公司劳资协商会议两次召开会议，对“调整生产、改善经营计划”进行协商，达成重要协议。4月11日，福新各厂分别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合并为上海福新面粉厂股份有限公司。4月16日，福新面粉总公司撤销，福新一厂、三厂与二、八厂合并为福新面粉厂。4月27日与5月25日，福新面粉厂劳资协商会议连续召开三次会议，对“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克服困难计划”进行协商，达成解决人员冗多问题的协议，并在上海市粮食局的支持下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使福新面粉厂机构庞大的问题得到解决，人事臃肿问题大为缓和，也为公私合营创造了条件。
1955年9月27日，福新面粉厂再次提出申请公私合营的报告，上海市粮食局根据“需要、可能、自愿”的原则，同意自10月1日起，正式成立公私合营福新面粉厂。第二年（1956年11月1日），公私合营福新面粉厂与比邻的公私合营阜丰面粉厂合并经营，定名为公私合营阜丰福新面粉厂。【注：《上海粮食志》。】
但是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如清产核资，老福新的人几乎个个肚子里不舒服，他们认为公方人员把福新的资产低估了，蛮好的一爿厂子，“三钿不如两钿”就这么打发了。自然，清产核资的结果是直接影响到股东们的定息收入的，厂子被估价低，定息也就少了。好在当时社会的风尚是一心为公，时兴大公无私，不时兴与公家计较个人利益的，有的人还上台表决心，表示要放弃自己的定息，做个社会主义的新人。这股“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江山人民地位高”的新风，正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扫荡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因此他们虽然一肚子不开心，也不方便大张旗鼓地闹意见、闹情绪，那么就这么“毛估估”地签字认账算数了吧。这种工厂公私合营、私人股东每季度拿定息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66年“文革”爆发。1966年9月，阜丰福新面粉厂更名为上海面粉厂。其中第一制粉车间（即原福新第二面粉厂）于1970年停产，第二年其设备拆往辽宁等省另建面粉厂。
再后来，由于“文革”爆发，造反派抢班夺权，一切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状态，原先50年代公私合营的经营形式也被视为右倾，于是各个工厂企业的股东们领了不到十年的股息，企业就一下子被宣布为国营的了，没领完的定息也不再有人理睬。当时天下大乱，“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疯狂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直到这时，“福新”这个中国面粉业的大哥大，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才在一片混乱之中不得不寿终正寝。这是它的创办人们绝对不可能想到的。
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打破全部国营的经营体系，很多企业又恢复到过去的股份制，那是新时期中国经济的又一轮探索，属于另一个话题了。
50年代，差不多与福新面粉公司同时纳入公私合营的，还有王家在无锡的一家织布厂和一个绸布店，布厂名叫赓裕布厂。赓裕布厂是曾外祖父王尧臣与胞弟王禹卿在福新面粉公司投资盈利之后，与朋友合伙创办的。赓裕布厂创办于1932年，位于无锡市区迎龙桥堍，最初资金15万元，厂长是王禹卿的老朋友、青祁村的名宿虞循真的女婿王德润，总工程师吕师尧。这家布厂主要生产“耕渔牌”咔叽布，销往各地。由于这个产品布边整齐，布面丰满挺括，手感柔软等特点，很受市民青睐，市场上一直畅销不衰。1937年，在这工厂的基础上又成立了无锡赓裕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是王尧臣，董事有王禹卿、王亢元、王乐水、王云程，全是王家的一统天下。到了1943年，总资本达到50万元，分为5000股，每股100元。解放以后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1966年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一织布厂，产品70.5%运销国外。2007年在无锡市城区改造中，旧厂房被拆掉了，如今在原址上建起了民生公寓和一家大酒店。【注：《无锡市志》。】
王家在无锡原先还有一家云裳绸布店，也在公私合营的大潮中逐渐走向了国营化。
大灾难中的小故事
在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王家老老小小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虽然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发财，但是生活还是稳定的，起码吃穿不愁，住房不愁，孩子上学，大人上班，人人都有工作，老人也老有所养。另外，除了每月工资，王家各房每个季度都还有不少定息好拿，所以各房的孩子都能上高中、读大学，在各种场合的穿戴都很挺括，在别人眼里，他们仍旧是“上只角”的人。
即便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副食品供应空前紧张，王家靠着“海外兵团”的孝心资助，每月都有“馅饼”从天而降。在香港有王云程夫妇，在美国有我的两个叔叔曹镇祥和曹国祥，他们得知大陆生活空前困难，一番孝心如久旱之后的甘霖，给了父母兄弟姐妹无限的温暖，他们不是往家中寄外汇就是寄包裹。从邮局里取回包裹的日子，简直就像过节一样开心，打开一看，里面都是当时最稀罕、最需要的好东西，猪油、白糖、白脱油、罐头肉、罐头油、精白面粉……还有一些抗浮肿病的药。这都是一般市民不可能想象的。尤其是外汇，当时国家缺少外汇，正鼓励市民从海外获得外汇，兑换给国家，国家按兑换的多少发给相应的“外汇券”，持此券可以进入外滩的友谊商店或永安公司对面的华侨商店购买当时的紧俏商品。这既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好像海外关系又悄悄地吃香了。
在“文革”之前，虽然王家的庙弄14号和18号老宅在50年代上半期就被国家拿去了，但是曾外祖父王尧臣和继室陆文秀还有实力租住安亭路31号的花园洋房，他们的儿女王明智、王明仁、王明仪等都能上大学，有的赴美国留学，有的在台湾。大儿媳韩钟秀与女儿王世桢也生活安定，衣食无忧。韩钟秀到无锡住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上海，那时王家已经搬出了庙弄，就与王乐水一家住在一起。表姑王世桢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先在华东电业管理局和上海电业管理局做基本建设的计划工作，后来机关中搞“四个面向”，她跟随“下放”大军到中学当了一名语文教师。她与商业局干部周翔雯结婚成家，小日子虽然说不上有多富裕，但也老少一家，其乐融融。
曾外祖父王尧臣的二儿子王乐水是寅丰毛纺厂的资方经理，他们一家在1947年就从静安寺庙弄18号搬进了自己建的新闸路小花园洋房（新闸路1674弄9号）。王乐水、张敏时夫妇有七个孩子：王映柳、王见南、王珊南、王哲明、王迪明、王晓明、王浩明，他们都受到了很好的高等教育，不是进圣约翰大学就是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大、立信会计，全是好学校。
王尧臣的女儿女婿也就是我的祖父曹启东和祖母王秀芬，新中国成立后一直住在他们原先住的愚园路805弄22号老房子。祖父是福新面粉公司的副经理，二叔曹镇祥、三叔曹国祥在1948年就出国留学。老大即我的父亲曹涵祥和最小的叔叔曹德祥在国内也都受过高等教育。父亲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是世界电镀厂的副经理。小叔叔是高校里的教授，都过着很安逸的生活。
王禹卿的独养儿子王亢元一家是个大家庭，有十几口人，他们住在东平路10号那栋漂亮的大花园洋房中，两个男孩子留学美国和英国，多数孩子在国内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毕业后有的是教师，有的当工程师，也有著名的运动员。每个季度，祖父都会按照王禹卿的吩咐，从他的定息中为王亢元一家拨出生活费。
但是谁也没能想到，1966年，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颠覆了所有正常的秩序和生活。十年“文革”对任何一个故家旧族来说，都是一场没顶之灾，王家自然也逃不脱被“革命”的厄运——他们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抄家、批斗、打骂、受辱、大字报、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最惨的是扫地出门。陆文秀老太太和儿子王云海被造反派赶出安亭路31号的花园洋房，被迫住到二舅公王乐水一家的房子里。但是二舅公的家也不是安全之地，不久也被抄家、批斗、扫地出门。陆文秀老太太因看不惯红卫兵的倒行逆施，骂了一句“小鬼”，被他们逼迫在花园里爬……最后他们祖孙三代被赶往常德路519弄一处狭小的老式里弄房子里，十几口人挤在两间小房间，地方实在太小，就只好搭阁楼住。因是老式里弄房子，没有卫生设备，也没有煤气灶，八家人家合用一个水龙头……王家人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房子，每天天不亮要出来拎马桶、刷马桶，煤球炉子白天还可以放在弄堂里，晚上就须拎到房间里来。居住条件差倒也罢了，问题是政治上还要受歧视，造反派把他们住的客堂间隔出一半分给一户工人家庭住，要他们每天监视王家人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王家人索性苦中作乐，一旦收到王云程从香港寄来的钱，就去买肉回来烧红烧肉吃，那浓郁的香味飘满半条弄堂。那户工人家庭的人只好干瞪眼，他们怎么也不明白，这家子反革命每月只按人头发放很低的生活费，哪里来的钱吃红烧肉？
王家其他各房的情况也都大同小异，经济上被冻结工资，只发生活费，政治上受到隔离审查等严重迫害，直到1976年粉碎了“四人帮”，方才有了出头之日。1981年落实政策时，陆文秀老太太和王乐水先生已经去世了，我的二舅婆、王乐水的夫人张敏时带着孩子们，总算回到了他们新闸路自己的家。
如果说这期间有什么幸运的话，唯一的幸运是我的曾外祖父王尧臣先生在此前一年的1965年4月已经病逝了，享年90高龄；而他的胞弟王禹卿先生在他病逝后一个月，即1965年5月竟也辞世了，享年87岁。他们看到了自己亲手创办的福新面粉公司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享誉海内外，但没有看到它的最后终结，也没有看到他们的亲人们在那段黑暗岁月里的种种遭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有福气的老太爷——生前精彩地活着，为国家、为后代留下了“福新面粉”这样一个金字招牌，然后，安心地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