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后“卷土重来”
半个世纪过去，弹指一挥间。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缺衣少食、物质供应严重匮乏的年代，像不再走红的老电影一样，转眼被打入片库，成为档案和历史了。进入80年代、90年代，地球突然变小了，时间流速加快了，时空转换也变得瞬息无常，信息铺天盖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号喊了没几年，现实中就“一天一个样，三天大变样”了。在港台的王家人做梦也没想到，他们南下近半个世纪之后，大陆的情形完全变了，上海更像变魔术一样，越是脏乱差的贫民窟，越是变得巨厦林立，新潮汹涌……10亿中国人在邓小平同志的率领下，正意气风发地走入新时代。
80年代是又一轮“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海外的荣家人、王家人以及所有华裔子弟，都清楚地听到了来自北京的召唤——1986年，邓小平同志请海外荣家子弟200人回故乡做客，荣毅仁陪同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与他们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邓小平用他那特有的四川口音说：“从历史上讲，荣家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作出了贡献。”这个声音像春雷一般震撼了全球的华人，标志着被“四人帮”颠倒的一切，现又重新恢复了。办实业利国利民，正大光明，功垂史册，荣家的形象被邓小平一锤子定音。也就是说，“剥削者”、“吸血鬼”的帽子可以扔到历史垃圾堆里去了，这是实业界的一次大解放。接下来，是怎么继承传统、继续投资和努力奋斗的问题。无论如何，邓小平同志亲自为荣家鼓劲，这是一支最权威、最响亮的号角——国家欢迎荣家人以及像荣家一样的实业家回国创业！
大好时机摆在面前，罗湖对岸商机无限。荣家人过去就是实业先锋，新时期又充当了新一代的创业先锋。三舅公王云程先生的妻舅、荣宗敬先生的小儿子荣鸿庆先生，是荣家大房唯一在香港和台湾扎根创业的。荣鸿庆跟姐夫王云程最投缘，香港南洋纱厂就是他们长期合作的杰作。这次，首先作出反应的是荣鸿庆先生，荣家人总是善于得风气之先。面对故乡的召唤，他主张勇杀回马枪，实业家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何况上海原本就是荣家和王家的大本营。跟过去应对无数次商场风云一样，荣鸿庆与王云程审时度势，鉴于香港的纺织业已经逐渐衰落的现实，决定把南洋纱厂北上迁移，利用国内的优惠政策和上海相对廉价的房价、劳动力做出口加工生意，在新时期定会火一把。
1990年，荣鸿庆先生在离开大陆43年后又回到上海。来沪之前先去北京会见了他的堂兄，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的荣毅仁及夫人，进一步领会了中央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到上海与纺织局领导见面时，就像是遇到了老朋友，大家谈得非常投缘。当时上海的纺织行业也面临紧急“突围”的惨状，老的机器设备无法生产适应新时期新时尚的产品需要，原有的厂房也已经超龄服役，需要注入新的资金和新的活力。上海纺织局的梅局长爽朗、大度地说：“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嘛（国营第二十二棉纺厂即原先荣家的申新九厂），我们合伙一起干，万一赔了钱，算我的；盈利了，算你的！好不好？”一番话说得荣家人心潮激荡，不下决心也要下决心了——如今的共产党怎么“变”得嘎“大方”！
很快，中外合资的上海申南纺织有限公司成立了。1992年，南洋纱厂将机器设备拆往上海，总投资达2428万美元，其中荣家、王家的香港南洋纱厂投资占65%，上棉二十二厂占35%。经过两年多的筹建，于1993年10月建成投产，主要产品仍旧是他们的强项——金山牌优质牛仔布。经营目标依旧是高质量、高回报，原料百分之百的进口原棉，产品也百分之百的销往欧美和日本市场。一般零打碎敲的事情他们是不屑于做的。
终于，南洋纱厂的纺织机又在上海原先申新九厂的基地上轰鸣起来了。新生的申南纱厂成为最早进入大陆纺织业的中外合资的代表企业，是上海棉纺行业中合资企业的大哥大，拥有全套进口的先进生产设备，同时拥有先进的质量检测和控制系统，年产各类牛仔布达1000余万码，是ISO9002国际质量体系认证企业。他们确立的企业精神是“攀登金山，雄踞顶峰”，在企业中突出树立“质量是生命”的理念，做到“以人为本”与严密管理相结合。不出人们所料，申南从开张的第一年就盈利，至2005年，申南纱厂的产能设备已全部开足，而且还供不应求，在苏州开设了分公司，分公司的厂房占地130亩。面对每天从世界各地不断飞来的订单，荣鸿庆感慨地说：“一九九二年，和故乡睽违半个世纪以后，我又回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国棉二十二厂合资成立了上海申南纺织公司，担任董事长。命运好像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上海的国棉二十二厂，就是当年父亲被收归国有的申新九厂。时光流转，原本父亲的事业现在却成了我的事业的合资伙伴。”【注：《独木不成舟——上海银行董事长荣鸿庆和父亲荣宗敬的故事》，陈雅慧，台湾，2007年。】
但是，关掉香港的南洋纱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香港纺织业的巅峰期已过，整个行业不景气，稍有动静就容易发生劳资对立的矛盾。现在要关厂、迁厂、辞退工人，自然又是一番风波。后来由荣鸿庆、王云程亲自出面和工人们沟通，发给比政府规定更优惠的薪金补偿，方得顺利解决。
故土难舍，乡情如山。毕竟，上海是他们的根，纺织业几乎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另一半”。多年后，荣鸿庆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不无动情地说：“每次到了上海，我都会到申南纱厂的厂房走一圈，去看看厂房，也看看员工。虽然，年纪大了，之前背部还开刀，甚至有一次去上海的时候，腰痛得都直不起来，我的太太关心我的身体坚持要我休息，最后还是陪着我，去厂房走了一圈。纺织机器震耳欲聋的声音，对我来说是再熟悉不过，在厂房里，我每次总要上上下下走遍每一个角落，呼吸当中也感到棉絮在飘浮……”【注：《独木不成舟——上海银行董事长荣鸿庆和父亲荣宗敬的故事》，陈雅慧，台湾，2007年。】王云程何尝不是这样？他们是天生的企业家、实干家，一天听不到机器的轰鸣声就不舒服，一天看不到股票行情就像没吃饭一样难耐。他到一百岁的时候，还坚持每天上午到办公室上班，兼看股票，每天还要看六张报纸，即便坐在轮椅上也是如此。
申南纱厂在大陆一路领先，给了王云程充足的底气和信心。2005年以前，申南一直是全国纺织界的创汇大户，旗帜性的企业。
2005年之后，由于工厂已经不方便继续设在居民区内，机器轰鸣，噪声太大，不得不迁往太仓。目前，在上海灵石路上的老厂房已经完成了华丽转身，成了眼下非常时髦的行业——婚礼一条龙服务的基地。整天有满脸堆满幸福的新人成双成对地进进出出，祝贺的人群热气腾腾，喜气洋洋，鲜花遍地……
申南纱厂对王云程来说或许只是小试锋芒，更大的投资还在后头。
“全仕奶”、“圣麦乐”登陆上海滩
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遇到了许多理论上、认识上的“瓶颈”，“两个凡是”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严重阻碍了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步伐。在此前进还是倒退的关键时刻，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又给中国带来了福音——1992年，他的南巡讲话像一阵强劲的东风，一扫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种种阴霾，从理论上响亮地、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理论，把改革开放推向了一个新高潮。
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纠缠在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上”，“判断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发展才是硬道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伐要快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闯”，“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现在这些大家早已耳熟能详的道理，对于当时还处于思想禁锢中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不啻又是一阵茅塞顿开、震聋发聩的春雷！
春雷、春风、春雨催生了春天的故事。第二轮改革开放的大潮就像春天的潮汛，呼啸着奔腾而来。
坐在香港南洋大厦宽敞的办公室里的三舅公王云程，一直密切注视着大陆的“气温”变化。对于他的事业来说，也有一个“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我就担心丧失机会”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之后，他终于按捺不住创业的激情，叫上我表叔，也就是他的长子王建民，一起到上海打探虚实，因为王家的优势不仅仅是纺织业，金牌项目还有“福乐”冰激凌呢！要不是那年台湾民进党势力崛起，台湾地区形势骤变，王家不得不把“福乐”卖给雀巢，那台湾的冰激凌市场没准还是王家的天下呢！
上海光明牛奶公司原总经理王佳芬女士在回忆录中写道：“1993年初，上海统战部给我引荐了一个人，此人姓王，名云程。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时，是父子两人同行而来，由上海统战部部长作陪的。令人惊异的是统战部长与王家关系非常密切，后来我才了解到，王云程老先生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姐夫，王先生是我国政府的重要统战对象和朋友。他们此次来找到我，是想跟我们合作冰激凌项目。”“当年王先生举家到香港，在世界各地开厂做纺织生意，后来在台湾开办了福乐冰激凌工厂，在冰激凌领域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然后他准备到上海发展，我们公司的背景对他很有吸引力。我原准备用八厂的冰激凌车间与他合作，带他们去看过后，他们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但当我向他介绍上海金桥开发区时，他却提出要去考察一下。我们驱车前往正在七通一平、大搞建设的金桥开发区，到达后，王先生走下车只看了五分钟，就告诉我们：‘我的厂就定在这里，定金付在哪里？’我和同行的人都惊呆了，这就是所谓厉害的台湾商人？大家心里都有个大疑问，因为当时金桥还只是一片正在开发的处女地而已，难道王先生就凭这五分钟的视察，已经确认这里是他的生财之宝地了？我们的不理解直到几年后才变成了敬佩：若干年后，王先生以高出50%的价格将我们的合资企业卖给了雀巢公司时，我们才明白这个五分钟决定的价值。”【注：《新鲜——我与光明十五年》，王佳芬，中信出版社，2007年。】
当时三舅公已经84岁高龄了，头脑之清楚，反应之敏捷，判断之准确，不得不令所有的人心悦诚服。当时上海的领导和朋友们都尊称他“王老先生”，他却不高兴，说：“我只有八十多岁，你们不能把我叫老了，叫我王先生就可以了。”他特别看好上海的冰激凌市场。有一次他来到南京路，看到成群的大人和孩子，几乎每人手持一根冰激凌，一边逛街一边吃。他高兴极了，回来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和孙子，“南京路上的人都在吃冰激凌啊！每人一根冰激凌啊！”看他兴奋的样子，似乎已经看到了他的“福乐”占领大上海的美景。那时，上海的饮料品种还很少，各种名目的饮料还没有“泛滥成灾”，连瓶装矿泉水都还没有形成气候，市民逛街的确只有冰激凌和棒冰来消暑。而且，上海原本欧化的程度很高，冰激凌的前景广阔，问题是需要人来做，谁来得早，谁就能抓住时机。
老人家认准了的事情就一不做，二不休。他一贯的做法是，要上就要上世界一流的厂子和产品，要生产最好的牛奶和冰激凌，要在这个行业当仁不让地独占鳌头。与中方合作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他亲自挂帅当董事长，祖孙三代人放下手头所有的事情，一门心思齐上阵了。60岁的儿子王建民先生负责具体筹建厂房，30岁的孙子王燮祖留学美国回来，原先分管台湾“福乐”，也经营过台湾“申一”纺织，现在也加入了这个“登陆上海滩”的团队，在其中担任市场营销总监和副总经理。他们还高薪请来了原先在台湾“福乐”担任总经理的杨亮先生。王家这个阵势，不能不令上海合作方震惊，必须拿出最好的牛奶和诚意来合作。
这个合作企业的名称延续在台湾时的余韵，叫“上海福乐食品有限公司”。他一挥手就是2500万美元的项目，从国外进口最高端的机器和设备，甚至连整个厂房的所有部件都是在美国定制，由著名的堪萨斯公司设计、制作，然后海运到上海，包括钢梁、钢窗、地板、板材，更不消说机器设备，全是世界一流的。尤其是净化水系统，堪称一绝，是花了100万美元从美国进口的“太空水”净化系统，整个“福乐”厂区里都用此“太空水”，以至于人们说，“福乐”厂连马桶里的水都能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