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老虎”堪称蒋经国人生履历中所受最大挫折之一。从1946年起，上海通货膨胀加剧，粮食短缺严重。“金圆券”政策推行更使社会经济趋于崩溃。据吴国桢回忆：当时人们“一致认为金圆券很快就会像旧法币一样一文不值，人人都涌向街头见货就买，他们也找不到任何供应。疯狂抢购出现了，人们称那三日为抢购日。于是大祸临头，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上海，商店变得空空荡荡。”吴国桢临危受命，苦撑时局。此时，蒋经国踌躇满志，以副经济督导员身份来到上海，企图以铁腕手段整肃市场，不意却遭到强烈反弹，局势日渐失控。千钧一发之际，吴国桢亲自到南京与蒋介石当面理论，直陈金圆券种种弊端，并为荣宗敬之子荣鸿元身陷囹圄据理力争：“荣鸿元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由于无法从内地弄到棉花，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需要。”与此同时，因宋美龄从中作梗，蒋经国对孔令侃及其扬子公司又束手无策，最终落荒而走。但他却将“打老虎”失败归咎于吴国桢消极抵抗。殊不知，若非这位普林斯顿高材生运筹帷幄，捭阖纵横，上海或许早就陷入瘫痪。虽然与吴国桢素有嫌隙，同僚潘公展亦不得不承认：“平心而论，吴国桢不是一个庸才，他确有一套看家本领。他的漂亮的仪态，流利的演说，讲得一口很好的外国语，十足一股洋派神气，以及按时到‘写字间’，见了什么人都飨以笑容，甚至还对当时气焰很盛、大闹学潮的学生，也表示着一种即使‘挨打’也满不在乎的气度，的确使当时但观皮相的一般洋商和上海市民，仿佛都在想大上海何幸，而得到如此一位现代化的民主市长。”
诚然，影片相关情节仅短短数分钟，很难凸现吴国桢个性、风骨。尽管如此，仍和蒋经国扮演者陈坤仔细揣摩，反复推敲，力图于有限时空间展现吴、蒋两人微妙关系。《建国大业》云集海内外近百位明星，盛况空前。虽然“吴国桢”仅昙花一现，却也足以留存一段珍贵记忆。
2013年新夏，携妻儿同游美东。途经纽约，接受当地中文电视台采访，谈及《金陵十三钗》之“孟先生”和《建国大业》之“吴国桢”，记者称与吴国桢长女俞吴修蓉相熟，并即刻拨通电话。修蓉女士闻之，大喜过望，相约择日叙谈。
越三日，细雨，我们一行人驱车来到新泽西Essex镇。修蓉女士所居房屋虽略显老旧，但周围花木蓊郁，奇石叠嶂，倒也不失玲珑雅致。推门而入，只见老太太身着湖绿色短袖上衣，并配绿松石项链一串，笑语盈盈，气定神闲，端坐于轮椅之上。虽满头银丝，但面色红润，独有民国女子那份典雅、矜持的风度。一见面，我们“父女”便紧握双手，老太太更是上下不停打量，“像的，像的，只是略胖了些。”环顾四周，墙上挂着若干毕加索版画，足见主人艺术趣味。但窗台边一幅《富贵白头》图顿时吸引我的目光。画面上，牡丹花均以没骨法画成，或红，或白，或黄的花朵，错落有致，花瓣赋彩，不求明丽，淡雅脱俗；而树叶茂密，参差纷披，叶筋挺健，叶尖活脱，栩栩欲动；两只白头翁则同样以工笔写就，纤毫毕现，分别栖息于上下两根枝干之上，相互凝望，含情脉脉，好似恋人呢喃。整幅画骨清神秀，意境幽远，一派恽南田风貌。细问之下，原来此画出自吴国桢爱妻黄卓群之手，为母亲贻赠女儿新婚贺礼。据修蓉女士告知，卓群女士曾拜于海上名画家红薇老人门下，宋美龄迷恋绘事便是受卓群女士影响，而教授蒋夫人绘画者又恰好是红薇老人外甥郑曼青。画幅左上方尚有吴国桢所题小诗一首：“青禽双白头，姚黄花富贵。一片慈母心，文藻手能赴。汝归今有期，父举以汝付。偕老得欢娱，鸿案欣同据。”当年吴修蓉与俞益元博士的婚礼由吴国桢的老友、《芝加哥先驱论坛报》老板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一手操办，因吴氏正在“台湾省省长”任上，无暇顾及，由夫人代为出席。临去美国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专门设宴款待吴国桢夫妇，并托人转赠一万美元以作礼金。那时候，吴国桢与蒋宋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
按修蓉女士的说法，蒋介石起先的确对吴国桢投以青眼，连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纠葛，也由吴氏从中缓颊，但吴国桢慷慨刚毅、直谅不阿，即便面对老蒋，也不愿唯唯诺诺，相反，总是仗义执言，不计后果。担任“台湾省省长”后，既与陈诚冲突四起，又与蒋经国龃龉不断，尤其对蒋经国指使特务滥杀无辜大加挞伐。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回忆录透露：“吴国桢与陈诚因职权难分，三天两头便吵到蒋先生那里，要先生排解，先生也常为他俩的问题为难。吴国桢也和经国先生暗斗……”弄得蒋介石一筹莫展。只是吴国桢与美国上层互动频密，老蒋投鼠忌器，不敢轻慢，甚至一度还以“行政院院长”为诱饵拉拢吴氏。可是，吴国桢仍不为所动，决意挂冠而去，这下彻底惹恼蒋氏父子。没过多久，从台北往日月潭途中，吴氏司机偶然发现汽车螺丝安全帽悉数脱落，险些酿成车毁人亡的惨剧。吴国桢意识到危险正步步逼近，于是借故离台赴美，无奈次子修潢却被当作人质滞留台湾。修蓉女士回忆，弟弟天性活泼开朗，因此却变得内向沉郁。后经美方官员多次调停，台湾当局才勉强放人，但同时又透过媒体放话，诬陷吴国桢携巨款潜逃，一时谣诼纷纷。于是，吴氏亦借机公开指摘蒋氏独裁政权，并与之决裂，掀起所谓“吴国桢事件”风暴。台湾当局恼羞成怒，予以回击。吴国桢南开同窗张道藩率先发难。向来温润敦厚如胡适者亦流露不满：“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commonsense），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也缺乏道德感（moral sense）。”吴国桢对此低调回应：“很抱歉，我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意见。”所幸两人友谊并未因此受损……
聊着聊着，不觉已到中午时分，修蓉女士坚持留饭，我们也并不推辞。餐桌旁，边品尝虾饺、烧卖、炒面，边继续热议民国间那些旧闻轶事。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模样，修蓉女士不禁莞尔：“父亲性格爽朗，乐观开朗，极富幽默感。一桌人吃饭，他往往成为谈话焦点，且丝毫不耽误吃东西。就这点而言，你和我父亲不仅形似，个性亦很相近。若将来有人要拍父亲传记片，你必是不二人选！”众人皆拊掌大笑。
餐毕，修蓉女士又着管家取出吴国桢与周恩来合影，细叙缘由。周、吴相差5岁，同时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彼此敬慕，相互砥砺。那时，他俩还与一位李姓同学常常结伴而行，故有“三剑客”雅号。吴国桢回忆录曾如此描述周恩来：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周恩来也对吴氏才华推崇备至。他将吴国桢日记刊发于自己所编《敬业》，并配发编者按，字里行间，情意绵绵：“峙之（吴国桢）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
然而，这对袍泽兄弟日后竟因不同政治理念分道扬镳，但私谊却未遭阻隔。吴国桢任汉口市长时，周恩来曾带朱德至吴家把酒言欢。国共重庆谈判期间，双方虽免不了唇枪舌剑，但吴国桢身为国民党宣传部长，仍欣然参加时任中共代表周恩来所设晚宴。即便后来国共谈判破裂，两人仍未完全断绝联系，直至1949年之后，才音讯杳然。1982年，修蓉女士丈夫俞益元博士参访大陆，带回当年周恩来吴国桢义结金兰旧照。睹物思人，耄耋之年的吴国桢心潮起伏，于照片背面题诗：“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结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仅仅过去两年，这位“长着猫头鹰般眼睛的小个子中国学者”，也追随学长踪迹，羽化登仙。之前，他已接受邓颖超邀请，准备返国出席当年国庆大典，终因心脏病突发辞世，未及荣归故里，一睹祖国山川变化。
徐志摩尝言：“我将于茫茫人海寻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诗人所言，固然是指爱情，但人生旅途彼此之间相识、相知，又何尝不是如此？如同物理学“布朗运动”那般，一次又一次的意外、偶然，编织成一张跨越时空的情感之网，给生命旅程带来无限惊喜与欢愉。
我与吴国桢之遭逢，便是那样一次意外旅程！其实，曹家与吴国桢的“遭逢”还不止于此。现在上海档案馆关于王云程创办的寅丰毛纺织厂的卷宗里，有一张吴国桢当年签署并颁发的奖状，是奖励寅丰毛纺织厂捐资协助建设市政工程、热心社会福利事业的，而王云程正是祖父曹启东的妻弟。那奖状上写着：
上海市政府奖状 第00119号
寅丰毛纺厂捐资协助建设市政工程 热心公益 核与上海市政府捐资建设市政工程奖励办法第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相符合 行颁给奖状
此状
市长吴国桢
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
居然也是在1948年。这之前，吴国桢还为荣鸿元被捕的事情亲自跑到南京，在老蒋面前为之开脱，指出：“荣鸿元被捕不是因为隐瞒外汇，而是由于无法从内地弄到棉花，不得不用外汇从国外购买原材料，因此这不是犯罪而是需要。”如此斗胆与蒋经国唱对台戏，而且在当时最敏感的风口浪尖上，可知要冒多大的风险！而荣鸿元，正是我祖母三弟王云程的大舅子（即王云程原配夫人荣卓霭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