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耶律帝国
契丹为古代东胡一支，北魏以来活动在今辽宁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一带。契丹族在北方建立起来的政权——辽，与五代同时开始，又和北宋几乎同时结束。虽然其与中原地区常年征战，但由此引发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使其作为少数民族的政权深受中原文化影响。
契丹的开国皇帝耶律阿保机原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公元907年耶律阿保机当选为可汗，设立了宿卫军等，把握了稳固的权力。在击败了剌葛、迭剌等对抗力量以后，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废除部落联盟制度，称天皇帝，建立契丹国(于公元947年改国号为辽，公元983年复称契丹，公元1066年仍改为辽)。契丹建国后，阿保机逐步消灭了周边的弱小部落。公元926年，契丹吞并渤海国，基本完成长城以北的统一。
太祖耶律阿保机曾设斡鲁朵宫帐，斡鲁朵即皇帝宫帐，有直属的军队、民户和州县，皇后也可有自己的斡鲁朵。契丹国又设南北面官制，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南北面官制设立于太宗时期，北面官主治契丹事务，其中亦有南北区别。南面官主治汉族，设三省六部，制度基本按照隋唐旧制。北面官多由地位显赫的家族世选，南面官依据科考或其他途径选用汉人和契丹人参用。契丹兵制有禁军、部族军以及五京乡丁和属国军等，凡辽民15岁以上，50岁以下均选入兵籍；法律设蕃汉二律。契丹国的赋役与行政措施也基本分为契丹、汉两类。
公元926～947年，是太宗耶律德光统治的时代，辽国从石敬瑭的手中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从此开始了对中原地区的扩张。太宗数次对晋进兵，希望征服中原，但因中原人民的反抗，最终未能实现。太宗之后，世宗耶律阮和穆宗耶律璟统治时期因为内部出现了激烈的纷争，国力日渐衰弱。
景宗耶律贤执政时期，国内政治基本稳定，社会、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辽的统治才渐渐稳定。景宗死后，其子12岁的辽圣宗即位，由母后萧太后摄政。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女政治家，她于公元986年大败宋军。此后辽国连年发兵攻宋，公元1004年，辽国攻至澶州城下，与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迫使宋朝年年向辽国进贡“岁币”，辽宋两国从此相对安定下来。辽圣宗的政策进一步推动了辽的经济发展起来，此时辽国达到了历史上的鼎盛时期。
经过圣宗、兴宗盛世之后，辽国开始走向衰亡。1101年，辽天祚帝即位，此时随着女真族的兴起，辽国的统治逐渐受到威胁。1115年，金兵攻占辽国重镇黄龙府，随后又与宋朝订立“海上之盟”，共同抗辽。金兵在几年的时间里，占领了包括东京辽阳府在内的大部分辽国土地。1125年，金国俘虏了逃亡中的天祚帝，辽国自此灭亡。
辽国虽然是少数民族政权，但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太祖建国后即令人造契丹文大字，后又有小字出现，但主要在文人中使用。佛教极流行，雕凿石经，校印佛藏，建筑寺院，都使佛教文化深入到社会深处。儒学也有所继承和发展。辽印制的书籍，在装帧、印刷、用纸等方面均超过了唐五代的水平。辽的雕塑、建筑、绘画均有特色，诗歌风格承自唐，亦有很多创新。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视角来看，辽国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王朝，对奠定中国北部、西北部广袤疆土，弘扬中国的声威，传播中国文化起到了推进作用。
2.杯酒释兵权
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儿子柴宗训只有7岁，身为殿前都点检的赵匡胤既掌握着禁军又统率着出征军，兵至陈桥被诸将“黄袍加身”，“拜呼万岁”，成为大宋朝第一位皇帝。
赵匡胤担心别人用同样的手段迫使他“禅位”，就和丞相赵普商量“欲息天下之兵，建国家久长之计”。赵普向他建议对执掌军权的将领“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公元961年，赵匡胤召集禁军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饮酒，叫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从此解除了他们的兵权。公元969年，又召集节度使王彦超侍宴饮，解除了他们的藩镇兵权。赵匡胤任命石守信等为节度使，却不让他们赴任，而是待在京城，过着只拿俸禄不管实事的悠闲生活。宋朝采取这样的官僚制度，便形成了一个庞大重叠的官僚机构和种类繁多的官俸禄。“杯酒释兵权”使武职官员形同虚设，名义上是节度防御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依照品级领俸禄。实际管理军政事务的官员，由朝廷临时差遣。因为是临时差遣，像走马灯一样转来转去。对武将如此，文职官员也分为勋职和管事的实职，实际管事办事的被称为职事差遣的人，也都是流动性很强的。
赵匡胤接着又在兵制上进行了改革，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和藩兵四种。乡兵、藩兵不常有，也不训练，都是有名无实的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一部分驻守京城，另一部分镇守边防要地，但要经常移防换地，名义上是“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为了达到“兵没有固定的将、将没有固定兵”从而达到防止他们联合叛变朝廷的目的；厢兵是各州的守军，只供官府役使，从不练习武艺；乡兵是从农民中抽来的壮丁，名义上是地方守军，却没有一点战斗力；藩兵是招募来守卫边防的，但大多是空名额。
宋太祖的做法后来一直为北宋诸帝沿用，主要是为了防止兵变。但这样一来，北宋时期的武备变为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能调动军队的不能直接带兵，能直接带兵的又不能调动军队。虽然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却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以至于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连连败北。
3.御驾亲征
北宋建立后曾向北发展，恰与辽国利益相冲突，此时的辽国也正想南下扩展，势力正盛，两国间屡屡发生战争。公元979年，宋太宗为统一中国北方，率军攻打北汉，辽派使者前来质问，大军至高梁河一带与辽军相遇，高梁河之战是辽宋第一次交战。辽军仓促迎战，先失利，但后援军队及时赶到，由两翼反击宋军，宋军溃败。此后辽多次主动向宋挑战，夺取所需战略物资。
公元982年，北宋乘辽主年幼，母后主政的时机，发兵北伐，史称“雍熙北伐”。以河北曹彬军为主力，以山西潘美军、河北田重进军为两翼。两翼军作战顺利，势如破竹，连夺重镇。辽圣宗率军支援保卫南京的辽军，曹彬军被打败。萧太后又率军击溃山西宋军，俘虏杨继业。雍熙北伐失败，从此宋再也无力北伐。
1004年，辽国萧太后、辽圣宗率兵20万南下，攻打宋朝，兵临澶州。宋朝野震惊，甚至欲迁都金陵，宰相寇准认为皇上如能御驾亲征，既给辽军以震慑，又可鼓舞宋军士气，力主宋真宗亲征。宋真宗登上澶州城门，召见宋军各路将士。将士们远远看见真宗的黄龙大旗下的伞盖，立即欢声雷动，高呼“万岁”的声音震山撼地。宋军士气大振，射杀察看地形的辽大将萧挞凛，辽军士气受挫，遂与宋主动议和。
宋保证每年向辽输送银10万两，绢20万匹，约为兄弟，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所订之盟称澶渊之盟。此次战役后，辽的国势渐衰，不再向宋大举进攻，宋也不再议北伐，两国关系转入稳定时期。双方在河北等地边界处设榷场，辽从宋输入茶、绢、瓷、药品等，宋则从辽输入羊、马、驼等牲畜。
4.先天下之忧而忧
北宋王朝到宋仁宗庆历年间，财政危机日益加深。军饷和官俸成为庞大的财政开支，单用于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宋太祖时正规军的禁军约有38万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仅禁军就激增至80万人，还有厢军近50万。北宋政府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在和辽国订立“澶渊之盟”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宋仁宗时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支出总数达3390万两，辽国又乘机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在原数的基础上增加了2/3。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竞相兼并土地，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放出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主要是依靠加重按地亩征收的农业税来解决这些问题。宋初这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策和措施，长期负面作用的积累，致使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有些人提出了改革弊政的主张，以图改变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以前增加5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薪水。
范仲淹和韩琦一道在延州戍边三四年。在那段时间里，他们改革兵制，严明军纪，修筑城堡，争取羌人，爱护士兵，安定边民，边关由危急变为安定。1043年，参知政事范仲淹向仁宗提出整顿吏制、加强军备、发展生产的十项建议，以新政颁行全国，史称“庆历新政”。
范仲淹对改革弊政、奖励生产、富国强兵早有考虑，他向仁宗皇帝提出治国的10项建议。这10项建议是：改变以前文官三年一升迁的办法，对于官员中确实有作为、立大功的人，才能提拔重用；改变贵族子弟承受恩荫做官的旧法，以减少冗官；考试学子时着重在策论经学，不在诗赋；严格选择提点刑狱以及各州县长官；各级官员要按等级分给职田，防止贪污；每到秋天，各地开渠修堤，以利农业生产；招募卫兵5万，保卫朝廷；减徭役；朝廷有政令，各地必须执行；注重统一命令。
为贯彻新政，范仲淹派了一批按察使到各地去视察，根据按察使送来的报告，他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从登记簿上除名。枢密副使韩琦看到范仲淹勾掉了很多官员的名字，非常吃惊，劝告道：“一笔勾掉一个名字很容易，可是，被勾掉的一家人都得哭了。”范仲淹回答道“一家哭怎比得上一路哭呀！”
范仲淹的改革虽然没有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但是新政触动了皇亲国戚权贵大臣的利益，范仲淹在京城无法立足，就自动请求到陕西戍边，实行了一年多的新政被宋仁宗全部废止。
庆历六年(1046年)，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重建岳阳楼，请他写一篇重修岳阳楼的记文。范仲淹一夜写成了那篇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抒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这一直被后人传诵。
5.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失败了，社会矛盾并未缓和，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要求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一场更大规模、更为深刻的改革运动已在酝酿之中。
北宋中期王安石主持了最为重大的社会改革活动。王安石有感于北宋社会矛盾的尖锐，力主改革政治，以扭转国势的衰落。先上《万言书》，希望改革，受到冷遇。宋神宗继位后，宋王朝面临社会矛盾尖锐，民众起义不断，冗兵、冗员、冗费问题严重，国库空虚，财政困难的局面，西夏、辽不断侵扰宋王朝，蚕食宋朝疆域，破坏了北宋北方的经济，也威胁到宋朝的政权存在。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改变北宋的积贫积弱局面，增强对外防御、对内镇压的能力，巩固和加强封建统治。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变法“强兵”的目标虽然没有达到，但“富国”的目标却部分达到了。改革以增加财政收入，节俭支出，稳定经济秩序，整理经济环境，加强军事力量为主要内容。
王安石变法中，先后颁行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募役、市易、方田均税、保甲、保马、将兵等法，可以说，王安石制定新法时希望国富民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良好的动机未必有好的收效。
青苗法是变法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它规定取息二分或三分。在青苗法实行的初期，曾强迫高利贷者借贷青苗钱，按期向政府交纳利息。高利贷者的活动在青苗法实施后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政府却增加了大量的利息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