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和意义
斯科奇教授得出的有关狮身人面像建造时间的结论将产生深远的意义。如果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真的早于吉萨古建筑群中的其他建筑，那么这表明在古埃及第一代法老建立王朝之前，这一地区就已是一个宗教圣地。另外，狮身人面像附近的神殿也建于相同的时间。由此可以继续推断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古人有能力建造狮身人面像这样宏伟的建筑，而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当时在建筑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甚至能够搬运重达200吨的石块——这一重量超过了用于建造巨石阵（英国南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一处史前巨石建筑）的石块的5倍。事实上，用于建造狮身人面像的石块大部分都极有分量。
如果我们将上述结论视为一个可能性极高的假设，并为此重新查阅专门研究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的史料的考古学家的挖掘记录，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埃及学研究专家对斯科奇教授的发现给予明确的否定，但在 第一代王朝之前，古埃及并未拥有建造狮身人面像的技术和人力这一说法不一定绝对正确。而且，我们无需像汉考克或其他人一样，拿亚特兰蒂斯国作为古人已在建筑领域达到相当水平的例子。
尽管我们对古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的那段时期了解不多，但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我们能够看到一些能够代表一种比史料记载中更古老而且也更兴盛的远古文化的零星线索。重要的是，这些线索都无一例外地将我们带到了吉萨古建筑群，也就是狮身人面像矗立的地方。
事实上，古埃及第一代王朝建立之前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聚集地正好位于与吉萨高原隔尼罗河而望的玛迪镇。在这里，考古学家们曾经发现过范围广至180000平方米的一大片远古人类聚居的遗迹。这些历史文物是在1950～1955年间挖掘出土的，但就像很多考古活动一样，有关这次考古挖掘活动的详细内容从未正式公布过。玛迪镇出土的历史遗迹看起来应该始于公元前5600年左右，但也可能更早。只有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挖掘才能得出更确切的结论。到目前为止，玛迪镇还是惟一一个已知的古埃及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人类的聚居之地，除此以外，也许还存在着其他类似区域都被深埋在沙石之下或被后来朝代的历史遗迹掩盖住了。当时的玛迪镇主要是一个贸易中心，位于通往西奈铜矿的交通干道上，而且处于尼罗河三角洲的最顶端，是一个主要的航运枢纽。有关的考古挖掘工作显示出玛迪镇的三个显著特征：它是在古埃及发现的最早的贸易中心，有证据表明这里的居民当中有异族人，说明当时各族之间的联系相当密切，而且这里还是已知的古埃及最早的金属制造业的中心。贸易和冶金业是一个聚集地能够在管理方面逐渐积累经验并最终得以有效组织各种活动的必要条件。这两个领域均涉及商品的集中和储存，交通运输的控制，交易记录以及订货和欠债情况的记录等等。冶金业更是对采矿、精炼以及制造能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只有掌握了相关技术，远古人才能生产出后人在考古挖掘过程中发现的钢锭、金属工具和武器。而且，这些金属制品中的大部分毫无疑问都是用于出口的。
我们还在玛迪镇的历史遗迹中发现了有关当时社会已建有一定程度的组织系统的证据：玛迪镇上建有两个用于储存物资的公共仓库，其中一个由数个大规模的地窖构成，地窖中盛满了各类货物；另一个仓库里摆放了大量的储存罐，不过这些储存罐全部埋于地下，仅罐口露在外面。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玛迪镇当时已经具备了一定形式的管理制度——不论这种管理制度是采取个人统治还是采取多人组成委员会集体管理的形式。
另外还有证据表明，当时的远古人已开始掌握一些金属制造技术，其中用于储存物资的一个地窖就拥有一面石墙，这是古埃及发现的最早的将石头用于建筑业的例子之一。玛迪镇上的人还将包括玄武岩、石膏岩、石灰岩甚至硬度更高、所需雕琢技术更复杂的花岗岩、闪长岩用于建筑业。
同时，玛迪镇当时的居民很可能已掌握了开凿和雕刻诸如狮身人面像这样的庞大建筑的技术并拥有一定的施工管理制度。那么，到底是他们还是他们那些尚未通过考古挖掘活动找到相关遗迹的祖先建造的狮身人面像呢？玛迪镇当时的居民是否就是早先活动在沙漠地带，后来由于气候越来越干燥而最终迁移到了尼罗河附近地区的部落后裔呢？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对此，埃及学研究专家们却很快指出，在吉萨古建筑群中，从未发现任何与从玛迪镇出土的远古陶器及其他文物类似的出土物，从而否认了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联系的说法。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埃及学研究专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正确。
事实上，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些能够证明玛迪镇与吉萨古建筑群有联系的证据，只不过可能已被埃及学研究专家们忘记了。20世纪初，考古学家曾经发现过重要线索，但却没有在考古界得到应有的重视。
世界各地的文物展览馆都面临资料过多、物品繁杂的窘境。如果有机会到这些博物馆的地下室里走一走，将会发现大同小异的情景：走廊里灯光昏暗，两边墙壁上架着足有几千米长的隔板，上面摆满了多年来考古挖掘活动中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各式罐子、硬纸箱、包裹以及落满灰尘的各式工具。这些文物有可能都贴有标签或已做了记号，但那不过是履行一下归档手续而已，之后就再也无人问津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位考古学家在开罗的文物展览馆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些早已被人遗忘的罐子。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罐子使我们对于吉萨高原古建筑群的建造时间的看法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仅有极少数的埃及学研究专家对这些罐子的存在或产生的影响有所了解。
1907年，一些考古学家在“大金字塔脚下”挖掘出了5只保存得十分完整的陶制坛罐。根据出土地点，这些坛罐的制造时间被定为古埃及第四代法老统治时期，并以此进行了归档。但是，等到20世纪80年代，一位名为伯迪尔·莫特森的考古学家在对这些坛罐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惊奇地发现，它们并非始于第四代法老统治时期，而是出于居住在玛迪镇的远古人之手！有关玛迪镇的情况，我们已经进行过说明，玛迪文化至少在大金字塔建造之前1000年时就已经达到了兴盛时期。事实上，在1907年时也不太可能将这些坛罐的制造时间进行准确判定，因为玛迪镇的遗迹直到1950年才被考古学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