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身人面像是在卡夫拉统治时期修建的吗
大约在公元前1500年，法老图特摩斯四世遵从梦中预言者的指示，下令清除狮身人面像附近的沙石。为纪念这一活动，他还下令在狮身人面像的脚爪之间放置一块石雕。这块石雕现在仍保留着，但是由于受到了严重的侵蚀，石雕上面记载的文字早已剥落。
这块石雕最早于1818年被发现，当时石雕上的第十三行文字尽管也遭到了侵蚀，但仍可以看出涉及到法老卡夫拉的名字。遗憾的是，由于上下文都已遭到破坏，所以无法弄清这一行仅存的文字的真正意义。很快，就连这一行文字也整个剥落。幸运的是，一位英国考古学家曾经对这行文字进行了复制，并于1825年公布于众，表明这行文字中的确涉及到了“卡夫”这两个字。后人推测“卡夫”指的就是法老卡夫拉，并根据这一推断对这行文字进行了破译。
但是，与现行观点形成对比的是，早期的考古学家大多认为上述文字中涉及到的卡夫拉并非指他是狮身人面像的建造者，而是指他统治时期下令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修复，正如图特摩斯后来所做的一样。
例如，1905年，考古界早期的权威人士、英国博物馆馆长E·A·W·布治爵士曾经在他的专著中写道，狮身人面像“在卡夫拉统治时期就已经存在，而且很有可能在那时就已经年久失修了”。
但是到了1905年，有关狮身人面像与卡夫拉之间的联系却被证明非常站不住脚，也许两者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J·H·布瑞斯蒂德注意到，在“卡夫”这两个字外部没有古埃及用来圈住统治者名字的长方形或椭圆的图形，因此“卡夫”可能并非指一个法老的名字。的确，古埃及所有统治者的姓名无一例外都有一个现在称为“徽印”的长方形外框。而“卡夫”这两个字在古埃及文字中仅仅是“升起”的意思，比如太阳升起来。
尽管如此，现代考古学家仍然将石雕上的“卡夫”两个字作为法老卡夫拉与狮身人面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证据。但是，渐渐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这一联系质疑。自1975年至1988年一直负责英国博物馆古埃及文物研究的专家T·G·H·詹姆斯，在1995年写道，可能是卡夫拉“下令在建造狮身人面像时将建筑物的面相雕刻得与他本人相似”。这一结论非常具有启发性。
埃及学研究专家们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可以证明法老卡夫拉与狮身人面像密切相关的理由：首先，因为当初河岸神殿——位于狮身人面像附近——出土时发现里面有卡夫拉的雕像（其中的一座雕像将卡夫拉本人描绘成一个狮身人面的神灵），于是就有人推断说一定是法老卡夫拉建造的这座河岸神殿和狮身人面像。但是，这一推论却忽视了一个明显的可能性，即卡夫拉的雕像也许是后来放进神殿里，而非本来就在里面的，事实上，这一做法在当时非常普遍。因此，仅凭几件雕像就将狮身人面像说成是卡夫拉建造的，这简直如同只因为亚伯拉罕·林肯的雕像矗立在华盛顿就声称是他建造的这座城市一样荒谬。
其次，很多人宣称，狮身人面像的面相与河岸神殿中发现的卡夫拉雕像相似，因此断定狮身人面像是卡夫拉统治时期建造的。事实上，这一推断完全是主观上的臆想。为了将这一问题彻底解释清楚，作家约翰·安东尼·威斯特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办法，他邀请了纽约刑警部的侦探弗兰克·多明戈提供技术支持。多明戈是面部整形领域的专家，他于1992年亲自到埃及，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研究。他的研究结果为最终证明卡夫拉的雕像与狮身人面像的面相并不相同提供了“确凿”的科学依据。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出，现有证据很难让人相信狮身人面像的确就如大多数历史资料上所说是在卡夫拉时代修建的。例如，《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结论就是，狮身人面像始于卡夫拉统治时期，而且“众所周知是模仿当时的法老修建的”。
事实上，我们不得不承认，几乎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修建狮身人面像的时间始于卡夫拉统治时期。即使是曾经在吉萨高原上进行了多年考古挖掘工作、在狮身人面像研究领域的一位权威人士塞利姆·哈森教授也承认说：“据史料记载，大多数远古人都认为狮身人面像的修建时间要早于金字塔。”他指出：“除了图特摩斯四世立的狮身人面像石碑以外，其实即使这一石碑也不能证明什么，至今尚未发现任何古代的雕刻记录能够说明狮身人面像是在法老卡夫拉统治时期修建的。”
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
瓢泼大雨，甚至即使是零星小雨也会渐渐地对石制建筑产生蚀化作用。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之后，雨水势必在石头上留下深深的裂纹，从而使得原本光滑的表面变得坑坑洼洼，满目疮痍。
当沙漠地带的旋风和沙暴入侵并将整个建筑包围时，岩石和雕塑也会受到严重的侵蚀，这种侵蚀会在古建筑上留下深深的裂口，并在石头表面造成水平创伤。风沙还会把较轻的岩石刮走，使更坚固的岩石暴露在外。
原则上，要区分上述这两种侵蚀的不同作用看起来并不难。如果岩石上的裂纹是由上而下垂直形成的，那么主要是由雨淋导致的；如果裂纹是从一头到另一头水平形成的，那么受蚀原因主要是风吹沙击。但是，对于考古学家而言，他们深知侵蚀是一种非常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的自然现象，在这一问题上，每一条规律都有例外，而且大自然在很多时候都是变化多端、难以揣摸的。
1978年，约翰·安东尼·威斯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狮身人面像表面受蚀的痕迹是由上而下垂直形成的，他推测这表明雨水对狮身人面像造成了主要的侵蚀。
但是，根据所有的史料记载，狮身人面像坐落于一个巨大的沙漠地带。事实上，狮身人面像的底座部分一直被沙土覆盖，以确保其地基的稳固性。另一方面，其岩石上遭受的雨淋侵蚀却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这一现象对于狮身人面像修建的时间会产生何种影响呢？人们很难在较短的时间里对这一问题做出解答。因为据威斯特称，古埃及自上一个冰川时代结束以来，即大约公元前1万年起就没有再经历过大规模的降雨了。
也许威斯特的结论有误？
1991年5月，一批美国科学家得到许可后，对狮身人面像进行了地质方面的研究。他们尤其希望通过这次研究弄清狮身人面像发生受侵蚀现象的科学依据。这批专家中最具权威性的人士是来自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斯科奇教授，他是一位专门从事岩石受蚀现象研究的地质学家。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那样，狮身人面像不像金字塔那样使用的是经过开采的整块石头，而是由未经开采的原生岩石建造的，这种石灰岩在吉萨高原上随处可见，其坚硬程度也各不相同。也许最初吉萨高原上的外层岩石都是较为坚硬的石灰岩，所以这部分岩石就被用来修建狮身人面像的头部 。后来进行地下挖掘时，又开采出了质地较为柔软的石灰岩，从而形成了一个范围广阔的采石场，其中心是一块巨大的未经开采的岩石，后来被用来修建狮身人面像的主体。据称，从狮身人面像周围地区开采的岩石后来被用来建造一座或多座金字塔。其中的一部分岩石自然也被用来建造狮身人面像的相关神殿。事实上，这一地区整个就是个巨大的采石场。
由于狮身人面像的主体位于地下一个巨大的石洞内，所以很容易与周围的沙石连成一体。于是，在建成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狮身人面像的主体部分一直处于沙石之中而无法被世人看到，只有头部伸在沙石之外。
斯科奇教授指出，既然狮身人面像及其主体部分身处的石洞内壁都是从一种类型的岩石上开采出来的，而且开采时间也相同，那么，从地质学角度而言，它们的修建时间应该是一样的。其间经历自然界的风雨而受到侵蚀的程度也应该是等同的，无论造成这种侵蚀的原因是风沙还是洪水、雨淋。
另外，位于狮身人面像南部 、同样属于吉萨建筑群一部分的很多古陵墓也使用的是相同的石灰岩建造的，而且根据传统观点，建造时间也大体相同。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这些陵墓都显示出明显遭过风沙侵蚀的痕迹。如果整个吉萨古建筑群都是在相同的时间内建造的，那么这些建筑受到的侵蚀程度和方式也应该是一致的。奇怪的是，斯科奇教授却发现了一些出人意料的现象。狮身人面像及其主体部分身处的石洞内壁受到的侵蚀状况与那些陵墓不同。据斯科奇教授称，两者受到的侵蚀区别相当大，几乎无法将它们视作在同一时期修建的建筑。与吉萨古建筑群的其他石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狮身人面像的主体部分及其身处的石洞内壁受到的侵蚀程度要严重得多，说明狮身人面像的修建时间很可能早于其他陵墓”。
斯科奇教授解释说，他观察到的狮身人面像及其主体身处的石洞内壁受到的侵蚀是一个典型的、可以用在教科书上的石灰岩建筑受到数千年雨淋侵蚀现象的例子。很显然，一定是雨水的浸泡才导致了这样的侵蚀痕迹。雨水的冲刷使得岩石表面最薄弱的地方渐渐形成了裂纹。斯科奇教授说，对他这样一名地质学者来说，这是最明显不过的由雨水导致的侵蚀现象了。
斯科奇教授还谈到了位于沙卡拉的泥砖皇家墓地。尽管几百年来这些墓地都被认为建于狮身人面像之前，但它们受侵蚀的程度却没有狮身人面像那么严重，可是泥砖这种建筑材料实际上要比石灰岩更容易受侵蚀。
众所周知，非洲大陆北部在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经历了大量降雨。很久以前，大约公元前5万年，这里属于非常湿润的热带雨林气候，充足的降雨使这里到处绿草青青，牛羊满坡。在河流和湖泊边，远古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狩猎和捕鱼场所。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里的气候突然变得异常干燥，而且这种干燥的气候一直持续了上万年，逐渐把非洲北部变成了一片荒漠，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一样。但是，大约到了公元前8000年左右，这里又经历了一段雨季，大部分沙漠地带又变成了肥沃的草原。这段时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5500年，其间还出现过几次间断性的干旱时期。雨季的到来使得这里的某个游牧部落渐渐兴盛起来，但这一部落直到今天仍保留着非常神秘的色彩。由于气候越来越干旱，生活用水变得匮乏，这个部落可能在公元前5000年就绝迹了，而公元前5000年正好是埃及第一代法老统治的时期。
因此，从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5500年这段时间，古埃及经历的大量降雨是造成狮身人面像遭受侵蚀的最主要原因。
斯科奇教授是一位治学严谨的地质学家，他对自己从事的研究领域有非常深刻的见解。因此，除了因为主观偏见以外，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他这一带有戏剧性的最终结论：至少在公元前7000年至公元前5000年，狮身人面像很可能就已经存在，这段时间正是新石器时代降雨量最多的时期。斯科奇教授写道：作为一名地质学者，目前的所有证据使我相信，吉萨高原上狮身人面像的建造时间比公认的公元前2500年早得多。事实上，我现在——根据手头上的资料——得出的结论显示，这一庞大的古建筑至少在公元前7000至公元前5000年就已经建成了。
当斯科奇教授将上述结论公布之后，立刻在考古界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斯科奇教授率领的考古小组甚至被埃及政府赶出了吉萨考古现场，惟一值得庆幸的是，他们已经收集到了所需的全部资料。事实上，自1995年以来，埃及政府再也没有批准过任何对狮身人面像进行实地考察的活动申请。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及学的研究专家们对斯科奇教授的发现显然持反对态度，而地质学家们却无一例外地都站在斯科奇教授一边。
1992年10月，在美国圣地亚哥市举行的美国地质协会年度学术会议上，当斯科奇教授的发现被作为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后，十几位与会的地质学家都认识到，这是对狮身人面像受到侵蚀的研究中最深入的一次。他们在观看了斯科奇教授提供的现场资料后，都欣然接受了有关狮身人面像主要由于遭受雨淋才导致受蚀的结论。
但是，在被问及斯科奇教授提供的证据是否足以使考古界重新明确狮身人面像的修建时间时，对这些证据不屑一顾的哈瓦斯博士却断然说：“这些证据根本就不具备科学依据。”
面对如此尖刻的批评意见，斯科奇教授仍然坦然自若，他平静地说：“在此之前，我早已被不只一次地告知，在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古埃及人既未掌握建造狮身人面像的技术，也未拥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来动员足够的人力……”
事实上，哈瓦斯博士等人的反对意见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现有的第一代法老建朝之前的史料都不能证实任何一位或多位统治者有能力调动建造狮身人面像所需的人力以及有能力组织如此浩大的一项工程。但是，有关历史时期的研究目前毕竟仍处于初始阶段。而且，正如斯科奇教授恰如其分地指出的，无论如何，这项有关狮身人面像建造时间的考古工作并不属于他的研究领域。他说：“作为一名地质学者，我认为这项工作不是我所致力研究的主要课题。实际上，努力找到谁、何时建造的狮身人面像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埃及学研究人员的职责。”斯科奇教授最后还直截了当地补充说：“如果我的有关人类文明起源的发现与埃及学研究专家已经予以明确的理论发生了冲突的话，那么也许现在正是他们对自己的理论进行重新评审的时候了。”斯科奇教授的这一番话无异于向埃及学研究界提出了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