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7关于“民主与法制”（B26）、“领导意志”（B31）、“人民意愿”（B32）
民主法制是国强民富、稳定和谐的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治经济，其必然要求与之相匹配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与法制”建设可以让我们吸取文革期间和前后我们在“领导人意志”方面所犯的错误和所走的弯路，发扬民主、健全法制能够更好地反映人们的意愿。只有如此，才能在“领导意志”和“人民意愿”间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也只有如此，“领导意志”和“人民意愿”才是相通和和谐的。因此，从这个角度来分析，“民主与法制”、“领导意志”、“人民意愿”三者是密切相联系的。三者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要求和方向也是一致的。
民主政治既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也是市场经济的保障机制。简单地说，市场经济必然导致利益多元化和社会分化，这就需要以民主的方式来表达诉求和进行利益整合；同样，没有民主政治，业已形成的利益结构和财富就不能得到根本保障。民主法制与制度变迁方向是一致的。在缺乏民主法制的氛围下，改革开放前领导个人意志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个人的意志可以变成了党的意志、国家的意志。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们越发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后领导意志与制度变迁的方向是高度相符合的。同时，国家意识的觉醒与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是同步的，与之相适应的是公民意识的产生。包括农民在内的国民，强烈地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提高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人民意愿与制度变迁的方向是相一致的。然而，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其设计是基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国情和社情，反映的是当时的领导意愿和人民诉求。其产权权能模糊、所有权不明、使用权有限、处分权受限的现状，同我国的发展阶段——由温饱向小康迈进，人民其中需要私产保护的大背景是越发不相容的。农地制度现状同上述三个指标发生了严重的逆向符合现象。总之，B26、B31、B32三个指标都显示出了“强”的“正向”变迁动力。
表6-7“民主与法制”、“领导意志”、“人民意愿”演变与农地制度变迁分析
6.3.8“时代主题”（B41）、“国际潮流和趋势”（B42）
中国从1957-1976年将近20年的时间里，由于没能认清时代主题已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一直坚持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认为战争将引起革命，而革命将最后消除战争，因此欢迎战争的到来。由于对世界主题的认识不到位导致政策失误，不仅分散了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发展时机，使中国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当今世界主题的认识确立后，中国内政外交之间的关系很快被理顺，使国家整体形势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是符合整个人类的利益的。过去列宁指出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就是基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和人类发展的方向作出的结论。人类现在面临着很多重大问题，而和平与发展可以从最高层次上完整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人类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符合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愿望。在此基础上，中国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不论其性质如何，都可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另一方面，由于世界经济市场化、一体化格局和趋势的影响，中国在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必然越来越受到国际局势和潮流的影响。这其中，对私人财产明晰、保护的理念，对市场要素市场配置的理念，国民平等的理念等等，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国民。而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由于其内在的缺陷，已经越来越同国际趋势和潮流不相符合。B41、B42显示出了“强”的“正向”变迁动力。
6.3.9“突发事件”（B51）、“关键事件”（B52）
在制度的变迁临界点上，一般总是伴随着出现一个或一系列与其关联度很强的事件。特别是在社会上已经因该制度聚集了许多矛盾时，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相适应已经非常突出，制度的弊端已经彰显，对制度革新的要求已经高涨，这时，一个关键性事件往往产生极大的放大效应促使制度变迁发生。从制度变迁临界角度看，突发事件或临界事件可能造成制度变迁临界的突破或者加速临界突破的进程。而关键事件由于其在特殊的历史时点上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顺应了某种趋势和潮流，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突发或关键事件可能成为制度变迁趋势或制度变迁完成的推动者。突发事件和关键事件内在蕴含着事物变迁的方向、动力等规律性的东西。就农村土地制度而言，当前已经出现了许多关键性事件和突发事件，现仅就几个与农村土地制度有着直接关联性的事件作说明。当前，从制度的变迁临界角度正确分析和研究已经出现的诸如“小产权房”、“农地征用”、“农地流转”、“农地产权”、“制度结构”等热点问题，其发展趋势与制度现状表现出了突出的矛盾，农地制度变迁要求和力度强，方向明确。这预示着某种新的农地制度已经悄然显现。B51、B52两个指标都已经显示出了“强”的“正向”变迁动力。从上面对5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的研究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临界点的现状。第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并决定农村土地制度即将发生变化；第二，中国领导和政府在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科学路径；第三，我国农民们已经在事实上尝试着诸如土地流转、土地产权交易等制度性变迁试验；第四，现行制度在综合环境下的所有这些做法，有些是合乎现有法律、法规、政策的，有些则突破了现有的土地制度，超越了法律没有写明的土地权利及土地法律关系，预示着中国土地制度将会有一个崭新的变化。
我们知道，中国革命成功的起点是土地改革，让广大农民获得土地，从而天下归心；中国改革成功的起点则是分田到户，对人民公社运动拨乱反正，把土地的部分产权归还给农民。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显然是已经到了启动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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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三节第二十条（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5]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章第五节（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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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笔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07年及以前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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