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评论家）
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我读过李伯勇的长篇小说《恍惚远行》和《旷野黄花》。应该说，关于动荡的乡村，关于漂浮的乡村知识人，李伯勇这三部小说个性化的反思和批判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我不能说李伯勇的小说完全契合我个人的阅读趣味，但作为一个专业读者，我当然能意识到李伯勇以文学想象和建构近现代中国乡村的史诗意义。这些小说灌注着李伯勇内心撕裂般的爱与恨、拒绝与认同、疏离与抵近。李伯勇不是在做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文学，而是将文学作为自己精神呈现的一种也许是唯一的方式。《抵达昨日之河》涉及的知青和乡村的精神纠缠的复杂性在当代文学中不是陌生的话题。早的如张抗抗、叶辛、梁晓声、张承志、史铁生、韩少功、孔捷生、阿城、王安忆、苏童、余华……近一点的如毕飞宇、王小波等都写出过一些有影响的小说。而且从目前情况看，这仍然是一个生长中的文学主题。这就意味着这一文学母题能够不断被延展着被变动不居的当代激活，同时也不断成为我们当下精神资源的一部分。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李伯勇的独异性是不应该被轻忽的。说李伯勇“独异”，并不一定是指他小说技术上的先锋。从小说技术上考量，李伯勇甚至可能是“守旧”的。我说“独异”首先是他所处的写作位置。位置往往决定一个作家写作的立场。李伯勇是作为一个在乡的“旧知青”的见证者身份在写这部小说。我没有做过仔细的统计，像李伯勇这样的在乡“旧知青”写作者现在还有多少。只从我知道的文学史来看，我们谈论的所谓“知青文学”，往往都是换做城里人的身份，然后再去眺望“昨日之河”的作家们。而李伯勇在的位置，不是坐拥城市楼亭的“眺望”，而是盘桓在那个曾经或上或下的“旧山”、“旧乡”，并且一次次沉潜地“抵达”。不仅如此，在个人经验如何成为可持续的文学资源，文学对公共经验压抑的想象性反抗和改造，文学作为思想史的可能和意义，怎样的写作是有根的写作等方面李伯勇的写作都有着其丰富的“独异性”。
按照李伯勇自己说，“知青融入的困难”是这部长篇的主题之一。教师家庭出身、且受革命意识形态教育长大的知青刘彤，如同一片树叶融入南方乡村窑塘——窑岭而不可得，象征着知青身上那种政治意识形态融入乡村之难：意识形态摧毁了旧秩序，仍受到乡村的抗拒。知青只有在文化层面、心灵层面融入才能是真正的融入，而文化和心灵与当地的村庄意识相关联。时代的诡异在于，刚下放窑塘时正值窑岭人力图抛弃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他却开始植入村庄意识和集体记忆，一是基于新鲜，二是基于生活的必需。窑岭以往的历史及集体记忆，窑岭“当下”的生活，以一种断断续续的、藏头露尾的、即时感受的方式（如传说、礼仪、习俗、人的性格、心理、无意识、命运）进入刘彤头脑中。他成为窑岭底层农民——融入村庄，有个有意和无意建立乡村集体记忆的过程。吊诡的是，受革命意识形态滋养的刘彤逐渐进入窑岭生活——村庄的深处，却是窑岭村庄名存实亡，农民主体精神——农民共同体消亡，农民根性消亡即农民原子化生存逐渐成为现实的时候，他的融入不但困难，而且无果，是悲剧性的，他始终是一个客居者、零余者。小说最后的一场“揭发会”，在窑岭结了婚，做了基层干部的刘彤却不是“窑岭人”。有人说他是反革命，是知青败类，是野心家，但没有一个人说他是窑岭人。
在村庄意识加速耗散的窑岭，知青刘彤的热血生命同样在加速耗散，在他是双重耗散。可以说，《抵达昨日之河》以一部小说反思一场运动的失败。这种失败记忆在参与其间人的精神传递中，不但体现上山下乡的历史彼时，当然也影响到数十年后的现实此刻，而且迄今未有穷期。阅读《抵达昨日之河》的过程中，我又把早些年出版的托马斯·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找出了重读。书前有苏道锐教授的一篇序言。苏道锐说：“从改革时期的观点来看，上山下乡运动是一个失败的试验。它所否定的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一些准则，今天的中国都给予肯定。那些经历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现在普遍认为，除了他们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的真正的生活状况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是一种浪费。”（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6年）李伯勇写的是知青融入的失败，无意中却呈现了乡村的村庄意识耗散过程，在知青这个群体消逝的同时，提供了当今时代乡村意识历史性消亡的一个视角。
李伯勇的“失败之书”不是简单的控诉。李锐在回答梁丽芳关于《旧址》的提问时说：“对于‘文化大革命’当中这完全相同的经历，每个人回想起来的时候，有的充满了青春的浪漫，有的一字一句都是控诉和批判，有的伤感满怀不堪回首，有的依然认为那是理想的英勇实践。……同样一段历史，当它被人们记忆的时候，竟然是如此的千差万别黑白难辨。所以我不相信真的会有一个所谓统一的‘真实’的历史。所以我更不相信文学可以还给人们一个‘真实’的历史。”（李锐：《关于〈旧址〉的问答——笔答梁丽芳教授》《拒绝合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李锐的观察放在城里人说知青往事大抵不错，但如果我们考虑李伯勇这些在乡的“旧知青”，可能我们所谓的“知青文学”要复杂得多。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李伯勇就能够抵达“‘真实’的历史”。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的抵达永远只能是一种想象中的抵达，《抵达昨日之河》当然也不会意外。但《抵达昨日之河》在整个的“知青”的文学书写史的价值在于它不是以戏谑、嘲弄的方式，而以精准、果断的批判和反思给这场运动做出“失败”的宣判。而且不只是对一场政治运动的宣判，《抵达昨日之河》可以视作李伯勇从成长史的角度对属于个人的失败做了一个也许是阶段性的宣判，并且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作了精神上的溯源。这里，书中知青刘彤恰恰成了乡村意识消亡的见证人，当然也是李伯勇所感觉和所认识到了的。于是这部作品就跟别的知青小说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