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知青”是一个已经有着自己传统的文学母题，我们自然回避不了在一个谱系上去看李伯勇的这部小说。《抵达昨日之河》以文学的方式参与到“知青史”想象和历史建构，但这并不意味着像一些研究者所理解的，在作家对历史进行想象性重构之前一定存在着对历史的“消解”和“颠覆”。跟李伯勇几部长篇如《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等一样，他对历史并没有进行“消解”和“颠覆”。“消解”、“颠覆”的观点在所谓的“新历史小说”写作中很盛行。其实，这个问题从1980年代乔良的《灵旗》就被提出来，而到了其后的“新历史小说”，“解构”的历史观似乎形成了一个很“公共”的看法。人们习惯认为，既然称为“解构”，称为“新历史小说”，当然就有一个“消解”和“颠覆”的对象，就有一个“旧历史小说”。而新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因为频繁地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文学书写，常常在一些研究者的视野里成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假想之“旧”。确实，《白鹿原》《旧址》《银城故事》《花腔》《笨花》《第九个寡妇》《生死疲劳》《圣天门口》等，虽然它们都没有强调“重述”，但如果把它们放在整个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史上来看，它们又是各有母本的。这些小说“重述”的是已经被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像《红旗谱》《暴风骤雨》《创业史》《艳阳天》等小说反复“述”过的中国近现代史。那么这些“述”和“重述”中间哪个又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呢？只要稍作辨析，就能发现这里隐藏的历史逻辑，“述”和“重述”都强调的历史当代叙述的合法性。这就提醒我们，当标举“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为“新历史小说”的“重述”开道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十七年”文学的历史建构也是它所处时代的“当代史”？因此，如果不看到这中间因时而易，变动不居的历史观就很难解释“述”和“重述”之间的错位问题。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研究这些小说恐怕也不能简单地从“消解”和“颠覆”历史之“旧”二元对立的角度去识别它的新经验。
《抵达昨日之河》和上述这种情况并不相同，“知青”话题在当代文学书写中很少有前面提到的这些作品的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但即使在《抵达昨日之河》之前有过大量跟“知青”相关的写作，李伯勇也不是依靠着文学史中的对抗来作为自己的写作动力。你不能说1970、1980年代的“知青文学”就“政治不正确”，那么，那种把当下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比较的路数，在“知青文学”谱系中就不一定管用。没有政治的拨乱反正，当然也可以有一种文学史上的“影响焦虑”。一定意义上，李伯勇对“知青”的思考和表达是源发性的，他改变了依靠意识形态对抗来激活文学想象力的思路。不仅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抵达昨日之河》反思20世纪中国政治现实的某些部分，固然体现出当代知识分子的勇敢和良知，但时至今日对于这些问题的是非臧否，政治意识形态本身其实早已经明确作出回答。问题的关键是文学还不只是需要对这些问题作出简单的或是或非的判断，而是需要对这些问题的是与非予以自主性立场“文学性”的表达，建构出审美性、艺术性的文学世界。《抵达昨日之河》并不是再一次回应政治意识形态的明确结论，而是从其“明确结论”破敝而行，挖掘下去，对现当代中国乡村的整体性流变做了内在而精确的展示。这是李伯勇的文学“窑岭”的意义。
《抵达昨日之河》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重要文学命题是：“当代政治”如何进入并改写中国乡村？
“这部把下放知青与农民当作生活主体、表现中国特定年代（1968-1972）南方农村生活及农民精神状态的长篇小说，以知青刘彤融入下放地窑岭的曲折——融入的困难与失败为主轴，恰好展示农民共同体与农民自主意识即村庄（原乡）意识稀薄、瓦解、丧失——耗散的生活形态，揭示了农民主体诉求不断萎缩、趋于物质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原子化生存、农民丧失农民性（农民自我背叛）的当代处境。知青（个体）融入当代农民（群体）的困难也就是身份认同——双向的认同和融入的困难。”“到了‘文革’，从物质到精神，真正意义上的村庄——农民共同体不复存在，基础崩裂了，人心浇漓了，底层塌陷了。”“农民共同体——村庄意识从内涵稀薄化，滑向单一化、基本生存化。农民共同体意识总是冠以意识形态帽子作曲折表达，恰好掩盖和消解了农民共同体意识。如此恶性循环因人民公社终结而终结，但人心的荒芜、精神（包括村庄精神）的重建绝不是农作物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那么容易，历史性的残缺还得由历史的建设进行补偿。”（《后记：大地上曾经漫涌的“河流”——农民共同体-村庄（原乡）的耗散》）应该说，如果用古典时代“成王败寇”的历史观，或者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来解答这个命题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现在要追问的是这个业已普世化的命题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存在不存在差异性和区别性。在世界格局中，“当代政治”有没有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政治”格局中，参与到整个当代政治的“地方”有没有和“地方性”联系在一起的地方特色呢？而每一个当代政治的“地方”的个人，有没有他们各自进入当代政治的个别性呢？《抵达昨日之河》其实就想写出“当代政治”进入中国传统乡村之后引发的物质和心灵的“暴动”，写出人和人性的卑琐和高贵、妥协和矜持。李伯勇所提供的文学的“杨盛铭”、“窑岭政治”是当代文学样本，同时也是一个当代政治样本。从这种意义上，“当代政治”对中国乡村版图的改写是不是又是一场失败呢？在这方面，我以为《抵达昨日之河》还可以将“当代政治”和“乡村传统”的复杂纠缠写得更深刻。
虽然事实上《抵达昨日之河》是一部相当出色的长篇小说，我还是倾向于不仅仅将李伯勇的这部作品作为一部小说来看。从这部写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乡村生活的作品，我仍明显地感觉21世纪行走乡村的思想呼吸。记得很多年前，朱学勤写过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思想史的失踪者》。上个世纪70年代末之前的“改革前”时代的民间思想家群落，因为当事人的一些在今天已经是拥有话语权的“知名人士”，那些“失踪者”成为了“归来人”，他们探寻的思想成了当今庙堂的一道道时髦亮丽的菜肴，他们早把些微具体的乡村置换成宽泛的山乡或大地，与渥浊的城市相对立，礼赞大地，从而坐实他们的现代乌托邦，于是思想者的自我形象又拔高了。文学上也有这样的时尚景象。从文学的角度，李伯勇似乎也不在我们文学的时尚话语中写作，他的《抵达昨日之河》，和此前出版的《恍惚远行》《旷野黄花》有着内在的精神一致性。虽然在我们这个轻阅读和浅阅读的文学时代，李伯勇的写作也许是“反潮流”。确实，李伯勇也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写作潮流中。他是一个以思想见长、把思想赋予血肉情性的作家，固执得有时似乎在钻牛角尖。因而李伯勇总能让我们重温有思想深度小说的力量。我要追问的是，当下的体系化、学院化的知识生产，会不会使李伯勇这样始终行走乡间的民间思想者遗存成为我们资讯发达时代新的“失踪者”？
但我认为，在知识人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县城及其以下广大区域的“废乡”，已经不单纯地是乡村景观或者物质匮乏，而是有思想的知识人被不断从乡村抽离、掏空，李伯勇却是脚踏实地，正视乡村存之久矣的精神病灶，在时代的风声水响中聆听乡村有形无形的呼吸，让乡村的思想天籁般回响，这种有思想、接得上地气、扎得住根的作家更是值得我们尊敬。
2011年5月31日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