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敏（中国内地）
如今，我们信步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可以看到许多惊人一致的年轻面孔：他们脸上写满焦虑。而在2012年夏天，焦虑的表情又会在另一个群体里蔓延，他们生于1990年代。
他们也即将大学毕业，要打开天下了。
这意味着90后即将脱掉身上的一切庇护，正式与80后一起在丛林社会中拼杀，接受这个社会世俗的价值评判：能挣多少钱？住多大的房子？有多少名声？有多少特权？
而80后“蚁族”的帽子尚未摘去，“屌丝”的头衔已经降临，尽管后者多少有些自嘲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摆在眼前：80后依然未摆脱底层的命运， 90后必须从“屌丝”做起。
80后出生在社会转型期，彼时计划经济尚未退出历史舞台，仍然给人某种稳定和保障，同时，市场经济已经快步走向历史的前台。摆脱了物质匮乏的人们被各种思潮撞击着心灵，个人创造力及奋斗热情被极大地激发，所以80后在走出社会前受到的是各种理想主义的熏陶。而迈入社会后当今物质社会巨大的落差，往往让他们难以适应，无从选择。
相比而言，90后成长的时代，理想主义已经失去了市场，信念也早已被人们抛到了脑后，唯有物质是人们所追崇的，高度的商业主义和消费浪潮随之而来。90后对于如今的欲望、诱惑、压力早有心理准备，他们适应能力会相对较好。
但社会剧变带来的暴富机会他们已经错过，权力和财富的分肥到了他们这里走向封闭，不再有全民广泛参与瓜分的肥沃草场，留给他们的是难以生存的沙漠。他们呼吸着PM2.5超标的空气、喝着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吃着地沟油做出来的饭菜，穿着甲醛超标的衣服，却难以得到一个遮风避雨的屋子。最可悲的是他们还没有被长期生活的地方承认的身份，自己今天忍受的一切苦痛将可能被下一代继承。他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诉说着一种情绪：缺乏安全感。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国最火爆的节目是相亲的原因，而相亲节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安全感”，不但女人爱说，男人也爱说。大家仿佛找的不是对象，而是一种能带来“安全感”的生活保障。
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说法，安全需求是人类的重要需求，仅次于生理需求。而 “人对友情爱情以及性亲密的需求”则被马斯洛归结为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是第三层次的需求，是一种社交需求。而现在，年轻人在逼仄的社会环境中自身无法满足第二层次的需求时，甚至会通过牺牲第三层次来满足第二层次，哪怕是做小三、二奶、干女儿也在所不惜。
伦敦某咨询公司的一份研究报告把英国年轻一代称为“iPod一代”，该报告作者之一尼克·博赞基特教授说：“我们总是习惯假设一代更比一代强。但是，如今的年轻人要承担更多的义务，他们增加收入和创造财富的难度也更大了。这的确是这个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的“8090”也未必不能称为“iPod一代”吧。
第一章 穷孩子没有春天
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雨季
春天啊你在哪里
——筷子兄弟《老男孩》
本章主要观点导读
很多情况下，大学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竞争力，最终决定他们竞争力的还是他们的家庭背景。
大学，至少是普通大学的这一上升通道功能有一部分已经失效。
中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往往在不经意间将寒门学子排斥在外。
优质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上层阶层家庭，这是典型的赢家通吃。
过去的上升通道基本已经失效，而新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未建立，于是阶层固化成为必然，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逐渐陷入停顿。
2012年初有一部非常火爆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讲述的是80后北漂一族的青春挣扎与奋斗。这部片子之所以火爆，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它接近现实，让很多在城市里奋斗的“8090”多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引起了不少共鸣。
关于这部电视剧，有人梳理了一下情节，大致如下：剧中三个主要人物程锋、吴狄和石小猛是大学同学，也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不过三个人的家庭背景却有着很大的差别。程锋是富豪之家的公子哥，生下来就是富二代，长大后直接走上前台，依然位居社会的上层，可以花天酒地，可以阅女无数。吴狄出身平民家庭，但有一个很会赚钱的哥哥，读书时就能够不时救济一下朋友，进入社会后成为白领，衣食无忧，可以为爱痴狂，可以坚持所谓的原则。石小猛来自云南小镇，家里人都是朴实的农民，在偌大的北京城没有可以依仗的靠山，读书时就要依靠朋友救济才能毕业，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公司做小白领，买房定金都要向程锋借，满怀期待的八万元首付款又被无良老板扣下，从此一步一步走向深渊。他唯一真正拥有的就是一份纯洁的爱情，但在面包与爱情的两难选择面前，他没有正确把持自己。最后三个人的结局是：程锋依然好过，还是亿万富翁，吴狄靠着哥哥的遗产也跻身社会上层，只有石小猛在监狱里忏悔。
我也看了这部片子，看完之后，觉得它其实可以有另一个名字——“穷孩子没有春天”。本来三人是大学同学，进入社会应该在同一起跑线上，拥有平等的机会和向上发展的空间，但事实是大学教育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竞争力，在这部片子里，最终决定他们竞争力的还是他们的家庭背景。
就业如是，三个人当中，程锋顺理成章进入家族企业，吴狄进入了国际大公司做白领，而石小猛只能进入小公司，眼睁睁看着别人在兴高采烈地分享着大蛋糕，而自己能为面包而活已经实属不易。爱情亦如是，一份纯洁的爱情对于石小猛这样的“屌丝”而言几乎是奢望，而以程锋为代表的高帅富们，过着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同时以纯洁轻而易举地在与石小猛们的爱情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升迁更是如此，如果石小猛没有跟程锋父亲那一纸出卖爱情的协议，他根本没有进入大公司谋取好职位的机会。吴狄若不是因为与伍媚的特殊关系受到提拔，恐怕也很难快速进步。而程锋则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顺顺当当地继承家业。
其实，石小猛之前还算运气不错，至少上了二三流大学，毕业以后在北京当上了白领，还能付得起四合院里一间房子的房租，还有沈冰那样贤惠貌美的女朋友，并且还差点凑够了首付。然而，更多如石小猛这般出身农村又毕业于二流大学的“8090”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收入之低只能使他们委身城市边缘地带群居生活，他们被称作“蚁族”，他们当中父亲职业阶层为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分别只有3.5%和8.5%，超过90%的毕业生毕业于非重点大学。
可见，大学，至少是在普通大学这一上升通道有一部分功能已经失效。但重点大学又一步步被上层家庭子女所挤占。南京大学历史系讲师梁晨基于对1952-2002年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近50年间的学生档案进行研究后，曾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等级的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一篇题为《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的学术论文，其中显示：20世纪90年代后，北京大学学生中，干部家庭子女占比呈现上升趋势，到1997年，该比例达到39.76%，首次超过专业技术人员，更远超工人和农民阶层子女。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一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说法，北京大学农村学生的比例从20世纪50年代的70%降至如今的1%。这意味着中国最顶尖的教育资源在有意无意中将不少寒门学子排斥在外。
可是在1996年以前，中国的大学仍然备受呵护，不仅学费低、前途有保障，而且与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一样，为静态的中国社会提供了由下向上流动的可能，是穷孩子们改变命运的主要通道。一大批寒门子弟通过高考，走出寒门，也让他们的家人及下一代的命运随之改变，最终彻底摆脱贫寒的阴影。2008年12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的讲话《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也感慨：“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如今普通大学难以提供由下向上流动的机遇，而一线大学离寒门子弟又越来越远。大学收费高、毕业工作难找，寒门子弟希望通过教育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可能性似乎变得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动力也就越来越不足。
而现在的大学，越是一线大学，生源家庭条件越好，而越是不好的学校招生越是困难，甚至招不满学生。2012年高考结束，众多省份都出现了高校“吃不饱”现象：河南三本高校半数招不满，生源危机向一本、二本蔓延；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降到180分，5万个招生计划落空；河北七成理工院校专科生招录不满……
优质教育资源集中于中上层阶层家庭，这是典型的赢家通吃。美国康奈尔大学罗伯特·法兰克与杜克大学菲利普·库克两位教授通过对美国上流社会少数精英手占据社会资源的现状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后，不无忧虑地在他们的《赢家通吃的社会》指出：“由于信息处理与传播网络日新月异，那些占据高位的才智之士握有的筹码日益增长，留给他人的利益空间相对的也就愈来愈小。娱乐界与运动圈内常见的奖酬制度，也就是几千人竞夺寥寥几个大奖的现象，已经渗透到这个经济社会里其他众多层面上。”
显然，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这种社会资源集中在少数金字塔精英手中的贫富差距现象。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的金字塔精英往往是以权力、财富和名望进行划分，而在中国，权力阶层对于资源的攫取能力和速度要远远高于西方国家，正如之前提到的北大学生家庭背景显示，中国干部子女比例持续攀升，在1997年就已经接近40%。所以，中国金字塔的精英划分显得更为单一，是围绕权力进行划分的。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就越能享受越多越好的资源；离权力中心越远的人，越难以在蛋糕瓜分中占据一席之地。
资深媒体人何力曾经以身边的朋友为例谈到过这个问题。他说有位老朋友，原来是新闻圈子的，后下海发达。他有两个女儿，对于未来的承继与选婿的问题，他还是希望门当户对。他说，是为未来小两口着想，如不门当户对，男方可能会压抑，长远看影响家庭幸福。我觉得有道理，但也忽生感慨：新的阶级不仅正在形成，而且相对固化——向着下一代延续。
过去的上升通道基本已经失效，新的社会流动机制还未建立，而上层阶层又处于一种相对封闭的内部交换和流动之中，于是强者恒强，弱者恒弱，阶层固化成为必然，底层个体命运的转型逐渐陷入停顿。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马太效应，上层精英占有的社会资源越来越多，而下层获取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弱，受到的挤压越来越大，就可能流入更下层，从而形成“下流社会”。
“下流社会”的概念是日本社会观察家三浦展在他的着作《下流社会》中首次提出的。他认为，如今日本的年轻人一方面面临着就职难的困境，一方面却又得忍受频繁加班的困扰，在职业、婚姻、生活的种种竞争和压力下，痛苦不堪。于是一些人干脆放弃当事业和家庭中流砥柱的机会，而心甘情愿地将自己归于“下流”。《读卖新闻》的记者曾对此述评称，在少数IT精英和商界名流醉心于高档时髦的都市生活的同时，类似于喜欢在便利店里阅读廉价周刊的“散漫一族”这样的低收入人群正在不断壮大。在笔者看来，日本的年轻人尽管面对压力把自己归于“下流社会”，但毕竟他们是主动的、心甘情愿的，他们虽然“下流”但并不底层。他们依然能够温饱甚至小康，只是喜欢“散漫”的生活方式，信奉“平淡是真”的生活哲学，不愿为了向上发展而去奋力打拼，对人生缺乏热情，不喜欢与别人接触。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则是根本丧失了成为“中流砥柱”的机会，他们的挣扎往往徒劳无功，被迫走向“下流”，并且可能到达底层。
然而“阶层是会遗传的”，三浦展严正地告诫大家，面对父母的“下流化”，孩子才是受害最深的族群。这无形当中，又给现在正在“下流”的“8090”增加了压力，他们更害怕这种代际遗传陷入无限的循环，自己的今天将是孩子的明天，底层的命运最终成为自己一生及后代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