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作序，须是名人名家；为名人作序，尤其须是大名人大名家。我既非名人，亦非名家，居然给名人吕伟达的名作题序，确系斗胆，好在我们是老朋友，他愿意让我写，我也乐得写，就权作读者写一篇体会文章罢。于是题目便没敢叫序，而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与吕伟达先生相识有多年了。刚开始，只晓得他是地方基层干部那种有水平、有个性、有胆有识的事业型负责人。他对文物事业的满腔热忱，对本职工作的极端负责是有口皆碑的。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他创建的王懿荣纪念馆在全国全省都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多次在国家和省、市、区荣获嘉奖记功。特别是为保护三十里堡汉墓群，顶着诸多方面的压力，所表现的那种无私无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著劲儿，使全省文物系统的同仁深深钦佩。
后来，相识的日子久了，接触多了，对吕伟达的了解也逐渐深了，知道他不仅是一位很会工作的“官”，而且是颇有才华的“文人”。特别是读了他的小说集《乡魂》，那淳朴、那恬适，犹如一缕和煦温馨的春风荡进了心底。那完全是一脉饱蕴田野气息的清新的风，令人喜悦，令人陶醉，令人鼓舞，令人振奋。叫人想家。
《乡情》是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生活的风情画。
伟达先生的创作，题材面广，形式多样，在当今文坛林林总总，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的这样那样的“派”中，他不趋“时髦”，不追随，不模仿，默默地恪守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熟悉的乡音，以深沉的笔调，写他的家乡，写他的乡亲。他曾如是说：从我的心泉里，笔尖中，流出的全是乡情，乡音，乡魂！
从他的小说、散文的创作看，伟达先生的文学功底是很厚实的，是很富有潜力的。这些年，他从事地方基层实际工作，接触活生生的现实生活，感受颇深，他这本集子所收的散文，一改那种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派，于潺潺小溪般的流畅文笔之中，熔形象化与哲理化于一炉。褒扬美好，鞭笞丑恶，真切可亲，催人向上。如在《翰墨》一篇中，从他所接触的许多著名书画家的交往中，歌颂了艺术家的追求真善美的优秀品质和热爱家乡的拳拳深情。在《风范篇》里，他以饱满的热情，高亢的旋律歌颂了新的历史时期胶东半岛这片热土上的风俗人情，细细读来，象是在聆听一位乡音浓重的朋友在深情地向您述说着动人的故事。
读吕伟达的作品，才了解到，这个憨厚质朴的胶东汉子，生长于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十六岁那年，正当他挥戈跃马、振翅欲飞的美妙年华，他的曾于战争年代在青岛做地下党的工作的父亲蒙受不白之冤，举家被遣返回乡，他在原籍福山含辛茹苦，务农十载。在乡村贫困简陋的环境之中，在繁冗沉重的农活劳作空隙，吕伟达以惊人的毅力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从浩如烟海的文学宝库里汲取营养，汲取智慧，汲取灵感。功夫不负有心人，十载寒窗苦读，终于使先生破土而出——署有吕伟达名字的几篇作品引起了县文化馆的关注，不久，伟达被调入了文化馆创作室，在那里他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不舍昼夜，辛勤笔耕，一发而不可收。随后又被提拔担任了王懿荣纪念馆馆长。对此，当时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人说：吕伟达当馆长使福山少了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作者，而添了一个学者和能干的馆长。也有人说：或许他当了馆长会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因为王懿荣纪念馆本身是一个文学氛围很浓的宝地，会更有利于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近几年来，吕伟达先生跻身于考古界、民俗界，从事殷商文化研究和民俗研究，已为海内外同行所共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吕伟达先生在事业上，在文学创作上都是成功者，但他常常自谦道：“我象一个拾麦穗的孩子，在人们大面积收割之后，我在路旁地边，默默地一穗一穗地拾起……”
就是这在路旁地边默默拾起的被人们遗忘的麦穗，吕伟达先生煞费苦心地把它们脱壳洗净，精心加工，酿造成这美丽的精神食粮，虔诚地奉献给每一位读者，丰富着人们的知识，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净化着人们的灵魂。
吕伟达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干部，是一位干部型的学者，我们企盼着他的更多的好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