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统勋之子刘墉也是乾隆的一大爱臣，他博学多才、才华横溢，但他身材矮小，且背后有罗锅，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影响乾隆帝对他的重用，而刘墉为官严格遵循“保廉反贪，崇俭戒奢”的原则，更让乾隆刮目相看。
刘墉一身正气，甚至敢于把矛头指向达官显贵，因此，他名播海内，妇孺无不服其品谊，至以包公比之。刘墉最后官至宰相。
可见，乾隆帝在用人上的确以德为本，而不计较外貌体型。这样的用人观是正确的，只有保证身边的官员都是有德之士，才能尽可能地不被小人的谗言所惑，这样去治理国家，才能万民归心。
在一些贤君的挖掘下，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忠君爱国之士，他们品德优良、能力出众，为国家立下了不朽功勋。刘温叟就是其中一位。
刘温叟是宋太祖赵匡胤时的大臣，他办事公正、忠于职守。先前他在一次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中，录取了进士十六人。有人向皇帝进谗说刘温叟取士不严、以权谋私。皇帝闻言后撤了刘温叟的职，把他录取的十六名进士黜免了十二名。刘温叟虽问心无愧，但未作任何辩解。
几年后，那些被免的人又在后来的科考中相继登第，刘温叟谋私的言论不攻自破。赵匡胤看中了刘温叟的可贵品质，建国后让他出任御史中丞兼判吏部铨。
刘温叟一上任就上疏赵匡胤，指陈朝廷官制紊乱，官职年限无定，调集无常，造成两京百司，渐乏旧人。为此他建议请司宫爵，有其名应任其职，不许寄禄、空设官阶。
有一次，刘温叟工作到天黑才回家，当他走到宫阙前时，见赵匡胤带着宫内数人正准备登启明德门。由于这是皇上的临时安排，因此并未通知有关部门。刘温叟见此，便下令按正式制度传呼皇帝登城过门。第二天，刘温叟就劝告赵匡胤要奖赏将士，体恤下面的辛苦，还应注意减少一些临时动议之举，以免劳军劳民。赵匡胤对此深以为然。
刘温叟为官清廉，为御史十几年，监察郡国行政，考察四方文书计簿，从不接受贿赂。皇帝的弟弟赵光义听说刘温叟清廉无私，有意要亲自试探一番，便差人给刘温叟送去钱财五十万。刘温叟对此钱不敢直接拒绝，便让人把钱暂时储藏在西房，并用封条封上。到了第二年重阳节，赵光义又派人给刘温叟送去厚礼一份，刘温叟仍是让人置于西房。送礼人见西房封钱的封条没动，回去报告了赵光义。赵光义听后感叹不已，对刘温叟不禁心服口服了。
后来，刘温叟因病多次请求告老还乡，赵匡胤都不忍允准，原因是朝廷中一时难以找到像刘温叟这般正直的人，最终刘温叟病死在任上，赵匡胤悲痛不已，当有司奏请赵匡胤任命新的御史中丞时，赵匡胤再三叮嘱道：“必得纯厚如温叟者方可。”
古代那些有贤德的君王都是善于用人的高手，但他们能够人尽其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选人之时就以德为先。在这些有德之士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地辅佐下，国家更容易走向强大。因此，用人要以德为先。
为国家举荐人才，事关重大，司马光的荐人原则的第一条就是德。的确，做人做官，只有德字在先，才能谈及其他。
司马光当上宰相后十分繁忙，他案头的文书堆积如山，其中有不少是旧友的来信。这些朋友都是他在赋闲在家的时候结交的，这些人的书信中，大多数都是向司马光讨官的。司马光对其中那些确实贫寒的慷慨接济，对那些有意进取功名的则回信表示鼓励，而对那些阿谀奉承之辈则是置之不理。
有一天，史馆的刘器之前来拜访。谈完公事后，司马光对刘器之说：“你可知道，你是怎样进入史馆的？”
刘器之赶忙答道：“当然知道，若不是您的推荐，我现在还是布衣一个。”
司马光又问道：“那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
刘器之想了想说：“完全是您念旧情。”
司马光笑笑说：“你说错了，我的故友旧交多了，要是都念旧情，这朝中岂不都成了我的旧友了？”
司马光接着说：“以前，我经常去你那里，我们一起谈古论今，各抒己见，有时还会争得面红耳赤。我当时处境不好，你常常宽慰我，想来真是幸事。如今我做了宰相，有好多只是一面之交的人就都来向我要官，唯有你从来不给我写信。你并不因为我身居高位而生依附之心，对我仍是一无所求，你这种对失意人不讽，对得意人不捧的作风，正是我向朝廷推荐你的原因。”
从这件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司马光的择人标准是以德为先，一个人只有先拥有高贵的品德，他的学识才能为国所用，才能被别人所认可。
人才大都会为国所用，而只有那些有品德的忠直之士才会全心全意地为国效力，正因为深知为国荐才的重要性，宋璿在选才方面之仔细比司马光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朝有一位主管吏部的大臣宋璿，处事一向秉公而行、不谋私利。一次，一位大臣给他拿来一篇名为《良宰论》的文章，对他说：“这是范知璿写的，他可是位难得的人才，朝廷应该重用他。”
宋璿看了一遍《良宰论》后对那人说：“此文写的很有文采，但是他在文中吹捧我不亚于古代的晏婴、张良，胜过名相魏征、房玄龄，这就不免言过其实了。他为了讨取我的欢心而不顾事实的溜须拍马，这就是自私自利、为人不实的表现，重用他，他会为百姓做实事吗？”
那人辩解道：“范知璿文采出众，他夸赞你也是出于好意，如果因为这个而浪费了一个人才，谁还会说你好呢？”
宋璿认真地答道：“别人如何说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不能让私心太重的人做官任事，他们的品德不好，有才又有什么用呢！”
宋璿的叔父宋元超找到吏部，请吏部给他安排一个官职。宋璿知道后，马上给吏部写了一封书信，让吏部不要关照宋元超，他对别人说：“为国选贤，谁也不能存有私心，否则就是害国害民。”
宋璿兢兢业业，政绩卓著，他始终坚持选人以德为先的宗旨，他在任期间，为国家甄选了一大批能人志士，后人将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列在一起，称他们是“唐代四大名相”。
宋璿之所以得到后人的崇敬，是因为他能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以身作则，德字为先，这就为社会树立起一种正直之气，如此一来，社会的繁荣也就有了基础。
乘马第五
[原文]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于己不足，安得名圣？是故有事则用，无事则归之于民，唯圣人为善托业于民。民之生也，辟则惠，闭则颣，上为一，下为二。
以上摘自《管子》第一“乘马第五”
[译文]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够分利于民。圣人如果不能分利于民，那就与老百姓一样了。若自己尚且贪心不足，还怎么能叫作圣人？
所以对财富应该用时取之于民，不用时还之于民，只有圣人能够把产业托付给人民。人的本性，过于纵容就昏愚，适当禁止则向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实例应用与分析]
凡事以身作则才能管理好人民
“《管子》第一”上文部分中，表述了管子对“圣人”的要求——“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能够分利于民”，反之，“若自己尚且贪心不足，还怎么能叫作圣人？”要想成为人人景仰的“圣人”，必须端正自身品行，为民众树立榜样，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带领好民众，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凡事以身作则才能管理好人民”。
管子说得对，要想成为民众心目中的“圣人”，只有端正自身，达到“圣人”的要求，才能树立起大的威望，以榜样的力量带动民众们端正品行，没有什么比样榜样的力量更有效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行下效是最简单不过的规则了，这样一来，管理好人民就非常容易了。
在战场上，帅的作用是巨大的，军中无帅，则千万兵马犹如草芥般不堪一击。如果身为将帅的能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的话，全军的士气一定会被鼓舞起来。如果这个帅是皇帝本人，那作用就更明显了。有时候，统治者就得肯冒险，才能换来胜利的成果。
北宋真宗时，契丹入侵宋国。宋真宗焦虑万分，紧急召见寇准商议对策。寇准说：“大敌压境，我想唯一的办法就是陛下御驾亲征，为将士们击鼓打气。”
真宗不满地说：“我贵为天子，怎能冒这个险呢？除非你能保证我的安全，否则就是你对我不忠了。”
寇准又说道：“如今敌军气势正盛，我军接连败退，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才行。皇上虽然冒些凶险，但只有这样才能鼓舞士兵的士气，以挽回颓势。”
真宗只得勉强出征。当他走到南城的时候，随行的大臣们又纷纷劝真宗回去，他们说：“契丹兵力强大，皇上为什么要和他们硬拼呢？不如迁都到南方，以后再作打算。”
寇准对此反对道：“成就大业，就不能回避风险，以求安稳。现在契丹意在灭我大宋，如果一味退让，后果将不堪设想。”
见真宗还是犹豫不决，寇准于是把负责军事的武将高琼叫来，寇准对他说：“国家危难，皇上决心难下，还请你劝谏皇上不要后退，这也是你们武将报效朝廷的时候了。”
高琼于是面见真宗，对真宗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皇上不要听信南迁的话，如果皇上此时带领我们杀敌，军心一定会大振，我军必胜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