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言第二十三
[原文]
夫欲用天下之权者，必先布德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能用天下之权。夫兵幸于权，权幸于地，故诸侯之得地利者，权从之；失地利者，权去之：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圣王卑礼以下天下之贤而任之，均分以钓天下之众而臣之。故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不谓贪者，其大计存也。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合天下之权；以遂德之行，结诸侯之亲；以奸佞之罪，刑天下之心；因天下之威，以广明王之伐；攻逆乱之国，赏有功之劳；封贤圣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夫先王取天下也，术术乎大德哉，物利之谓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九“霸言第二十三”
[译文]
要掌握天下大权，必须先给诸侯们施加恩慈。所以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才能掌握天下大权。军事胜利在于有权，有权在于得了地利，所以诸侯有地利的就有权，失去地利的就会丧权。
在争夺天下的时候必须先争取人心，以天下人心为大的能得人心，只打小主意的则失人心。得天下人拥护的能成为君王，只得半数人拥护的能称霸。因此圣明的君王总是谦恭地对待天下贤士并加以任用，均分利益吸引天下的百姓使之成为自己的臣民。所以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世人却不认为是贪心的，就是因为拥有得天下的大计。
用天下的财物来使天下人得到利益，用威力的震慑来集中天下的权力，以实施德政的行动来赢得诸侯的亲附，用惩办奸佞的刑罚来规范天下人的思想，用天下的兵力来扩大明王的功绩；攻取逆乱的国家，赏赐有功劳的臣下，封立圣贤大德之人，展示天子的德行，这样老百姓就会安定了。
先王以此取得天下，那是了不起的大德呀！ 那就是人们所说的利及万物！
[实例应用与分析]
欲取于民则先施于民
“《管子》第九”中的上文部分为管子对统治者如何掌握天下大权的分析与阐述：“想要掌握天下大权，必须先给诸侯们施加恩慈。所以先王总是有所取，有所与，有所诎，有所信，然后才能掌握天下大权”，这就是管子指导统治者赢取民心掌握大权的策略。
“攻取逆乱的国家，赏赐有功劳的臣下，封立圣贤大德之人，展示天子的德行，这样老百姓就会安定了”，说明要想体现出统治者的德行，就要对臣下有所给予，“赏赐有功劳的臣下、封立圣贤大德之人”就是首要前提，这也是让百姓甘心被统治的前提条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欲取于民则先施于民”。
在这里，管子对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作了“施”与“取”的分析，告诉统治者，要想在人民那里取得什么，必须先施予人民利益，让人民认识到统治者的深厚德行，从而景仰统治者的品行，乐于受到统治者的管制，如此一来，统治者就有了人民给予的“权”，统治地位也得到了巩固。
因而说，统治者“欲取先施”是非常正确又深刻的大道理。
清代“圣人”曾国藩就深谙先施后取之道，他认为，善于夺心者无不从利害入手，因为只有当对方认为某件事有利于己时他才可能接受，如果认为对自己不利则一定会拒绝。曾国藩据此形成了他“自立立人，自达达人”的制人夺心术。
蒋介石曾说过：“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和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和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竟然能够变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
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对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造就别人也能立身；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就足已成为我们的老师了。”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但他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政策，这使他拥有了一支勇猛无比的精锐之师。
早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认识到，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兵饷太低。绿营马兵月饷银二两，绿营步兵月饷为一两五钱，而绿营守兵的月饷仅有一两，这点饷银在清朝初年，还能勉强维持生活，至道光帝以后，米价猛涨，这些钱已不够维持生活之需，到了晚清时期，就更无法依靠于此来维持生计了。
曾国藩为了刺激湘军士兵的斗志，在最初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练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剿匪，每日一钱四分，出征省外公务，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补贴为重伤三十两，中等二十两，轻伤十两，阵亡抚恤金为六十两。
曾国藩坚决执行厚饷养兵的政策，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一般都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曾国藩的这个政策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湘军士兵的军饷除个人生活花费外还可补贴家用，因此士兵们个个安心操练，战斗力得到了提高。
在如此优厚待遇的吸引下，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报名参军，贫穷的农民甚至认为找到了可以翻身的机会，人人踊跃参与进来。他们把曾国藩当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湘军也因此成为一支百战百胜的“曾家军”。
曾国藩胜就胜在善于把握时机，循循善诱，以利诱之，步步深入，最后让别人乖乖听命于自己，他的这种技巧，便是先施后取的典型表现。
欲取于人必先施于人，施与是收获的开始，好人终有好报。一个不懂得施与的人是得不到别人恩惠的。
东汉初期，有个主管长安集市的官员叫第五伦，他为人正直，因此常和那些不法商人发生冲突。他的朋友经常劝他说：“天下欺诈的事多了，何况是见利忘义的商人呢？你对他们不利，小心他们报复你啊！”
第五伦听后总是笑着说：“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不会和他们作对的。这些人欺行霸市，坑害百姓，我如果放任而为，上天都不会饶恕我。”
那些不法商人们为了收买第五伦，暗地里给他送去了一份厚礼，送礼的人对第五伦说：“只要您点点头，我们商人的日子好过了，您就会富足起来。您现在有权不贪，实在不值啊！”
第五伦听后生气的将那人赶出了门，然后召集那些商人说：“我严格约束你们，其实也是为你们着想。你们想想看，百姓都是穷苦之人，生活都很艰辛，你们还骗他们的钱财，这难道不是在作孽吗？一旦有一天他们联合起来，你们就后悔莫及了。”
这番话说的很有道理，但那帮赚惯了昧心钱的商人们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们依然是我行我素，欺瞒百姓。
第五伦再次召集他们说：“我做的事，都是在拯救你们。如果你们执迷不悟，一旦我有所动作，你们可就没有退路了。”
鬼迷心窍的商人们还是不把第五伦的话当回事，第五伦给他们设下了改邪归正的最后期限，可是还是无人理睬。期限一过，第五伦亲自率人把不法商人一一抓捕，关进了大牢。集市恢复了公平交易，老百姓对第五伦也是感激万分。
后来，第五伦升任会稽太守。当地杀牛祭祀鬼神的风俗盛行，第五伦对此加以劝阻，他对当地人说：“牛是种田人的主要依靠，为了虚无的祈福而宰杀它们，真是太愚蠢了。”
当地人认为第五伦对鬼神不敬，不少人暗地里诅咒他。第五伦的朋友对他说：“你的初衷是好的，可惜没人相信你的话，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不要再做了。”
第五伦说：“身为本地的父母官，眼见百姓迷信愚昧，我心有不安呐。我诚心为了他们好，不管他们理解不理解，这事我都要做到底。”
接着，第五伦写了篇檄文，遍发所属的各县，明确禁止杀牛祭祀，违者从重处罚。时间不长，老百姓认识到了牛的重要性和杀牛的错误，这种风俗也就根除了。
后来，第五伦被人诬陷而获罪，在他被押送的路上，当地百姓无不为他喊冤，人人争着向朝廷上书陈述真相。汉明帝得知这种情况后被深深震惊，下诏取消了他的罪名。
第五伦真心为百姓做事，不计较得失，他这就是施于民。在他遇到危难的时候，百姓都站出来为他说话，这便是取于民。欲取于民则先施于民，如果不懂得“施”，自然也就不会有“取”了。
平时许多和成功不沾边的善举，其实都是为收获成功而埋下的种子。为官者只要把眼光放长远，努力关爱身边的每一个“小人物”，日后或许就有大的福报。孟尝君善待宾客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战国时期，齐王孟尝君广招天下的宾客，不管宾客有无名气，他都一律盛情款待。有人因此劝他说：“你志在招徕贤才帮你建立功业，如今却混进来许多无才无德之辈，他们就是来骗吃骗喝的，你不能视而不见啊。”
孟尝君说：“大才之人，世上罕有，哪能一下子就招来的？我这样做，只想让天下人知道我求才的诚意。”
在孟尝君的这些宾客中，自然有不少品行低劣者，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混吃混喝。孟尝君的手下几次想赶他们出去都被孟尝君制止了，孟尝君解释道：“任何人都有他们的用处，不能轻易鄙视别人。留下他们，我只不过破费些钱财，可赶走他们，他们就会怀恨与我，谁知道会有什么祸事发生呢？”
孟尝君如此大义，可有的人就是不领情，一个宾客竟和孟尝君的小老婆暗地里私通。孟尝君知道后很平静地说：“男人喜爱美色，这是人之常情，要怪也得怪我的那个小妾太淫荡无耻了。如果她遵守妇道，这种事就不会发生了。”孟尝君不但没有惩罚那位宾客，反而推荐他到卫国做官。那人感动万分，誓要寻找机会报答孟尝君的恩情。
后来，齐国和卫国关系恶化，卫国国君欲联合其他诸侯攻打齐国。此时，那位宾客冒死进谏卫王道：“我并没有什么才能，多亏孟尝君的推荐才得到大王的器重。大王和齐国交战，一则违背了盟约，恐失民心，二则齐国很强大，我们也不会占什么便宜，大王不能鲁莽啊。大王今天如果坚持攻打齐国，我就死在大王的面前。”卫王权衡利弊，最终放弃了攻打齐国的打算，齐国度过了危机。
孟尝君宽以待人，深得民心，他的这种看似没有必要地施与，其实是为自己换来了丰硕的果实。那些只知索取不知施与的人应借此明智。
没有人喜欢和自私的人交朋友，一个处事大方、事事照顾他人、懂得帮助他人的人才会受到欢迎。自己不愿吃亏、不舍得付出，就交不到真正的朋友。
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深受人们的爱戴。他自幼便拥有过人的器量，和别人下棋时，明明是自己赢了，为了不让人难堪，他总是故意认输，人们都很喜欢他。
长大做官以后，子产仍旧是处处让着别人，吃亏的事也从不对别人说。他当上相国之后，还是喜欢把朝廷的赏赐分给众人，他的亲信对他说：“你现在没有求助别人的地方，别人只会来求你，你为什么还要讨好他们呢？”
子产说：“没有众人的拥护，我的相国之位怎么能稳固呢？只有众人都来支持我，我才能干出一番大事业啊！”
当时，朝廷有许多暴政针对百姓，百姓对朝廷多有怨恨。子产建议朝廷废除这些暴政，他对国君说：“国家如果不为百姓着想，只知剥削牟利，那么百姓就视朝廷为仇家了，这样的国家是不会兴旺发达的。朝廷给百姓一些好处，好比放水养鱼一样，国家看似暂时无利，但实际上大利却在后边啊。”
国君听取了子产的建议，让子产制定了许多惠民的政策，又让百姓畅所欲言而不加以禁止，郑国渐渐安定起来。
郑国大族公孙氏拥有很高的威望，为了安抚他们，子产格外照顾他们，甚至把一座城池作为礼物送给了他们。子产的下属不解地说：“让国家吃亏而讨公孙氏的欢心，天下人会认为你出卖国家，这个罪名可不轻啊。”
子产微微一笑说：“每个人都有他的欲望，只要满足了他的欲望，我就可以使用他了。公孙氏在郑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他们怀有二心，国家的损失会更大。我这样做可以促使他们为国效力，对国家并无损害啊。”
郑国在子产的治理下，日益强盛起来。子产为了长远利益，甘愿吃亏，这是他成功的秘诀。正是因为他前期的付出才换来了后来的回报，这是因与果的关系，不容颠倒。
有些看似办不到的事情，只要肯先施与一些东西，局面往往马上就会改变。这就是利益驱动一切的道理，只有先给予“利”，才能有“取”的可能。于人于物都是如此，这也正验证了那句名言：欲取于民则先施于民。
霸言第二十三
[原文]
夫权者，神圣之所资也。独明者，天下之利器也。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此二者，圣人之所则也。圣人畏微而愚人畏明，圣人之憎恶也内，愚人之憎恶也外，圣人将动必知，愚人至危易辞。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
以上摘自《管子》第九“霸言第二十三”
[译文]
权谋是神圣君主所能凭借的。独到的明智，如同天下的利器。独到的判断，如同严密的营垒，这二者正是圣人所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