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下第三十一
[原文]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听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
[译文]
做君主的也可能有大的过错，做臣子的也可能有大的罪过。国家是归君主所有的，人民是归君主统治的，如果有国家的领袖让人民憎恶的人做官管理人民，这是君主的第一种错。
人民有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活，如果君主不能按时来布置好人民的生产活动，人民就等于不是他的人民了。人民不是他的人民，就不能使用他们来守卫国家和出征作战，这是君主的第二种错。
臣子享受着君主授予的高位厚禄，管大事负重责，但如果背离其职事，放弃其责任，只看君主的脸色行事，只知道顺着君主的私欲，用阿谀的手段来控制君主，这就是臣子的大罪了。
君主有错而不改叫作“倒”，臣子有罪却不诛叫作“乱”。如果君是倒君，臣为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会坐等着到来。
所以有道的君主要掌握治国的根本，宰相要掌握治国的关键，大夫执行法令来管理群臣，群臣则尽心竭力为君主服务。如果这四方面的职守都完成得好，国家就会安定；若有疏忽职守，国家就容易混乱。所以不能不将这些方面明确规定，坚决遵守。
[实例应用与分析]
君“倒”则臣乱
“《管子》第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提出了统治者为政治理中的几大过错，“国家是归君主所有的，人民是归君主统治的，如果有国家的领袖让人民憎恶的人做官管理人民，这是君主的第一种错”；“人民有春、夏、秋三个季节的农活，如果君主不能按时来布置好人民的生产活动，人民就不等于是他的人民了……这是君主的第二种错”。
另外还指了臣子在服侍君主的时候易犯的过错：“臣子享受着君主授予的高位厚禄，管大事负重责，但如果背离其职事，放弃其责任，只看君主的脸色行事，只知道顺着君主的私欲，用阿谀的手段来控制君主，这就是臣子的大罪了。”
“君主有错而不改叫作‘倒’，臣子有罪却不诛叫作‘乱’。如果君是倒君，臣为乱臣，那么国家的衰亡就会坐等着到来”，说明君主若“倒”，必出乱臣，国家的灭亡就不远了。
在这里，我们以引用、理解为：“君‘倒’则臣乱”。
统治者都是掌握国家大权的人，他们可以一言九鼎、可以在人民面前说一不二，他们掌握着国家兴与亡的命脉。
一个圣明的君王可以使一个衰落的国家迅速强大起来，最终国泰民安。而一个昏庸的君王可以一个强大的国家混乱不堪，最终灭亡。这就恰当地证实了管子所说的大道理。
身为一国之君，必然有其特定的职责。如若不尽其职责，不励精图治地治理国家，那么，国家必乱，灭亡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北宋徽宗时，徽宗皇帝因迷信道教，很少顾及朝政，宰相章惇对此忧心忡忡，他对家人说：“现在天下虽然太平。但皇上不理朝政，如此下去，一定会有小人乘机乱政啊！治国讲究勤于政事，可皇上一味追求成仙，这种贪图享受的作风哪里是治国之道呢？”
章惇的家人说：“皇上敬奉道教，这只是他个人的爱好罢了。况且皇上是万民之主，享受一点又有何不可呢？你千万不要多管闲事。”
章惇不顾家人的劝阻上书徽宗说：“皇上是尊贵无比的，用不着再求神拜佛了。治国不可一日松懈，皇上应该专心处理政事才是啊。”
徽宗对此听不进去，他训斥章惇对神仙不敬。奸臣蔡京趁机对徽宗说：“皇上尊神敬仙之真，感动天地，国家一定会越来越兴盛。章惇胡言乱语，不能体察皇上的苦心，实在是不称职。”
徽宗听后很高兴，遂罢了章惇的相，而任蔡京为宰相。蔡京为了讨好徽宗，招来许多道士来服侍徽宗，他还指使道士们编造谎言，让他们说徽宗是长生大帝下凡，以此来讨取徽宗的欢心。
徽宗越发痴迷于道教，对国家大事关心的更少了。蔡京逐渐专权，徽宗皇帝名存实亡。后来，北宋被金国所灭，徽宗也被俘虏了。
徽宗身为皇帝却不理朝政，一心迷信道教，实在是误国误民的昏君了。昏君徽宗还听信小人谗言，罢贤相，用奸人，使奸相蔡京获得可乘之机，独揽了朝纲，祸乱朝政，最终导致了北宋的灭亡。这就是君“倒”臣乱的结果。
昏君祸国的故事，都有很多共同性。明熹宗朱由校只顾玩乐而不理朝政，以致于宦官魏忠贤把持朝纲，也是祸国殃民的典型案例之一。
明朝时，最昏庸无能的皇帝，要数明熹宗朱由校了。他虽身为皇帝，但是大权几乎都被太监魏忠贤掌握了，他则等同于傀儡皇帝。
魏忠贤本是个市井无赖，每天游手好闲，酗酒、赌博无所不干。后来他托人进宫当了太监，起初只干些杂役活，凭着善于察言观色，攀附上了太监中的权贵，当上了后宫的办膳太监。
明熹宗朱由校由幼年丧母，由奶妈容氏抚养长大。朱由校即位后，尊奶妈容氏为“奉圣夫人”。
魏忠贤与明熹宗朱由校的奶妈容氏很早就关系暖昧，成为后宫的办膳太监后，二人便有机会常常接触，魏忠贤也有机会接触尚年幼、未执政的明熹宗朱由校。
魏忠贤抓住小孩子喜欢玩耍的特点，变尽花样教朱由校玩乐，赢得了朱由校的欢心。朱由校即位后，立即封魏忠贤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兼管东厂，将其视为心腹。
魏忠贤则继续引诱朱由校玩乐，使朱由校整日沉迷玩乐之中。朱由校特别是嗜好木工活，常常整天整天地动手劈、锯、刨或油漆木器，为了使朱由校厌烦朝政，魏忠贤总是选在朱由校制作木器兴致最高的时候，拿出一大堆奏章请他审议，故意惹烦他。每到这时，朱由校都极不耐烦，只好说：“你看着办就行了！”
就这样，朱由校懒于过问朝政，魏忠贤则乘虚独揽了朝政大权，与朝中的奸臣们结成联盟，在朝中作威作福，为非作歹，排挤东林党人，权势范围之大，以至于掌控了内阁和六部。不仅如此，魏忠贤还在朝中大量安置亲信，称霸于后宫，随意陷害忠良，将整个朝廷搞得乌烟瘴气、不可收拾。
朱由校实际上，魏忠贤就等同于“皇帝”了，朝中的事情无巨细，都要请示魏忠贤，他说一不二，无人敢于说不。为了地位更牢固，他专门培植了特务组织，只要有人说魏忠贤一句不是，被暗探听到后，马上就会遭到惨杀。
明熹宗朱由校虽身为皇帝，却让国家大事都由太监做主，是很可笑亦可悲的事情。如此一来，又怎能避免国家遭殃的结局呢。怪只怪明熹宗朱由校为君却“倒”，奸臣自然会乘虚做乱。
唐朝的唐玄宗也是个昏庸的皇帝。正因为他的昏庸，才导致了后来的“安史之乱”，差一点成为亡国之君。
唐玄宗在位之时，安禄山曾在平卢（今辽宁朝阳）当过将官。那时，他就因为不守军令而打了败仗，被解送到长安，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为了严肃军纪，将安禄山判了死刑，但是，唐玄宗却因为个人喜恶，主张将安禄山赦免。
为此，张九龄对唐玄宗说：“安禄山违反军令，以致于损兵折将，按军法不能不杀。况且，据我观察，此人绝非善辈，不杀他，恐怕后患无穷。”
唐玄宗不仅赦免了安禄山，不久还将宰相张九龄撤了职。此后，安禄山便靠着他阿谀奉承的手段，赢得了唐玄宗的宠信，最终当上平卢节度使。节度使的权力很大，地位也很重要，不仅统领军队，还兼管行政和财政。
安禄山当上节度使之后，便竭力“报答”唐玄宗。他大力搜罗奇禽异兽和珍珠宝贝，不断送到朝中讨好唐玄宗。又针对于唐玄宗好大喜功、虚荣心重的特点，以阴谋的手段，诱骗平卢附近的少数民族首领和将士，以宴会的名义将他们都灌醉，然后割下人头，献给朝廷报功。
就这样，“倒君”加上“乱臣”，安禄山越来越被唐玄宗所宠信了，常常要把他召到朝中相见。安禄山施展嘴上功夫，将唐玄宗哄得团团转，于是又加封安禄山为郡王，给他在长安造了一座同王公贵族同等级的华丽府第。
为了更加受宠，安禄山聒不知耻地为唐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做干儿子，唐玄宗则让安禄山在宫内随便进出，双方亲热得如同一家人一般。
安禄山其人确实像张九龄说的那样，并非善辈，他不满足于此，暗中扩大兵力，培植私党，组成一支精兵，囤积粮草，磨砺武器，只等唐玄宗驾崩，便举旗造反。
唐玄宗同时还非常宠信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杨国忠虽被任命为相国，从不学习治国之道，依仗妹妹杨贵妃受宠，在朝中为非作歹，毫无顾及地搜刮金银财宝。后来，竟然通着唐玄宗的面向安禄山索要黄金。安禄山自然不从，杨国忠便憎恨安禄山，处处排挤他，逼得安禄山提前造了反。
公元755年十月，在经过周密的准备后，安禄山开始带兵叛乱。他率领15万步兵、骑兵，一路让烟尘滚滚地向长安进攻。沿路的官员逃得逃，降得降，几乎没遇到任何反抗，如同摧枯拉朽一般。
当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唐玄宗根本不敢相信。后来警报频频传来，他才惊慌失措起来。到了这种时候，杨国忠却对唐玄宗说：“皇上不必担心，他的将士是不是跟他一起叛乱的，不出十天，一定有人把安禄山的人头送来。”
于是唐玄宗便安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叛军就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占领了洛阳，唐玄宗则带着嫔妃大臣们逃离了长安。在逃离途中，唐玄宗一路上惊魂不定，杨国忠被愤怒的将士砍掉了脑袋，杨贵妃则被逼上吊。
虽然最后以安禄山失败告终，但是，从此唐朝的国力彻底衰败了，“唐朝盛世”不复存在。
唐玄宗身为皇帝，不严肃军法而赦免死刑犯安禄山，又罢贤臣重用奸人，宠信阿谀奉承的安禄山和杨贵妃的哥哥杨国忠，纵容奸臣作乱而不加干涉。小错不禁终酿大祸，只因安禄山和杨国忠的私人恩怨，就差一点葬送了大唐江山，实在是因为倒君与乱臣都太过份所致。
君臣下第三十一
[原文]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远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一“君臣下第三十一”
[译文]
从前，圣明的君主会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深入了解祸福产生的原因，因而对微小的事情都非常谨慎，对违法行为都认真辨别去追根究底。这样一来，那些轻浮、奸邪、诈伪的人就不敢尝试做坏事了，这才是端正人民的方式。
古时候曾经有两句话：“墙壁有耳，身边有暗藏的盗贼。”所谓墙壁有耳，是说密谋被泄露到外面。身边有暗藏的盗贼，是说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密谋被外泄，是由于狡猾的女人刺探君主内情，而去帮助外面的奸细。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是由于那些原先身份尊贵后来沦为低贱的人在为他效力。
圣明的君主在位，亲信小人就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是因为刑罚会先加于近侍的身上。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是因为凡是结党结派者都会被诛杀。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
[实例应用与分析]
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管子》第十一”的上文部分中，管子针对统治者提出如何提防身边的小人作乱危害国家和君主之位，“密谋被外泄，是由于狡猾的女人刺探君主内情，而去帮助外面的奸细。阴谋家得到别人的帮助，是由于那些原先身份尊贵后来沦为低贱的人在为他效力”，所以说，统治者要十分小心这些奸诈之人，“圣明的君主在位，亲信小人就不敢窥伺君主的意图，是因为刑罚会先加于近侍的身上；大臣不能侵夺君主的权势，是因为凡是结党结派者都会被诛杀。”
所以说，“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奸臣乱党素来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忌，轻则坑害忠良，重则祸国殃民。而奸臣乱党能否得到惩罚和遏制，全在于国君能否明察秋毫防止奸人作乱。
管子说的没错：“做君主的能够远离谗言和阿谀奉承之话，废除私党和帮派，不让淫邪悖乱、游荡蒙骗之徒混入朝廷为官，这便是防止诈伪、限制奸邪、巩固国家和保全自身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