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严肃地说：“孙子、吴子的军事思想之所以能够天下无敌，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执法严明。往日晋王悼公的弟弟杨干违反军法，魏绛杀了他驾车的仆人。现在四海分裂，北伐战争才开始，如果废除了法纪，还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
接下来，诸葛亮又拿自己开了刀，这便是“思过”。在街亭之战中，他力排众议重用马谡，没有听取刘备临终前“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告诫，再者他没有亲临前线临机处置，减少和避免失误的发生。
他果断地承担起了领导责任，他上疏后主说：“我以微弱的才能，担任不能胜任的职务，不能亲自执掌兵权，激励三军，不能对部队进行指挥和调度，又不能临事谨慎，以致才有街亭违背军令的错误和箕谷疏于戒备的过失，这都归过于我任人无方、知人不明、考虑事情糊涂。按照《春秋》的原则，战争失利和责罚主帅，我的职务应该承当这个责罚。请允许我自贬三级，以惩罚这个过失。”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后主不得不把他降为右将军，代理丞相之事。诸葛亮把自己的错误布告天下，使人人知晓。
最后，他又减兵省将。他裁减了冗兵冗将，人数少了，军队由于更加精干，战斗力也就更强了。
通过一系列地改革、整顿，蜀军将士面目一新、士气高昂，诸葛亮的严肃治军起到了初步成效。伴随着北伐的进行，诸葛亮还不断地从法治、装备、后勤、战术等多方面加强治军，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军方略。
诸葛亮的治军之严，不仅对待士兵和低级将领来说是严肃执行，对于那些高级将领也是军令如山、绝不网开一面。这就在蜀军内部标明了军纪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同时也为领导者树立了威信。
诸葛亮之所以能把人数有限的蜀军练就成一支强大的力量，靠的就是法纪严明四个字。
历史上也有许多君王，对手下不能放心任用，而是整天疑神疑鬼，对于小人的谗言也是真假不分。这样的庸才迟早要下台，晋献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公元前660年，晋献公打败了西方一个叫骊戎的部落。骊戎大败后，便进献了一美女骊姬。骊姬的相貌可称得上沉鱼落雁、闭月羞花。晋献公非常地宠爱她，对她也是言听计从，后来竟立她为夫人。
但骊姬却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自己部落被打败的耻辱，一心想着为骊戎报仇。当然这不是立刻就可以做到的，需要长远地计划才可以办到。
当时晋献公已经年老体衰，骊姬的第一步计划就是让自己的亲生儿子奚齐被立为嗣君，以便日后可以将晋国顺利地掌握在手中。可是在奚齐前面，晋献公有了几个儿子，而且还立了申生为嗣君。为了达到目的，骊姬就想方设法地除掉申生，为此还设下了一个圈套。
当时申生不在宫中，骊姬让晋献公将他召回都城，设宴款待，饮宴时骊姬频繁地向申生劝酒，还不断地对申生的品行夸赞，同时还要申生善待弟弟奚齐。申生非常尊重这位后娘，连声答应，晋献公见他们相处如此融洽，也很开心。
饮宴结束时，骊姬悄悄地邀请申生明日陪她去后花园赏花。申生心里不愿意，可见后娘如此盛情，又不好推脱，转念一想，光天化日之下，也没有什么关系，于是就同意了。晋献公年事已高，耳朵有些不好使，自然没有听清楚。事后问骊姬，骊姬就换了个说法，说申生主动约她到花园看花，晋献公很自然就起了疑心。
第二天，申生如约而至。他和骊姬边走边赏花，申生始终与骊姬保持一定的距离。走着走着，突然飞来了一群蜜蜂，围着骊姬不停地飞。骊姬显的很惊慌，忙喊申生为她驱赶蜜蜂。申生怕后娘被蜜蜂蛰到，自己承担不了罪过，便走过去用宽大的衣袖为她驱赶。眼前发生的一切被藏在假山后面的晋献公看见了，他老眼昏花，以为申生在摸骊姬，便出来阻止。骊姬顺势跪到晋献公面前，污蔑申生想要非礼他。
原来，骊姬早上梳妆时，在衣服和头发上抹了些蜂蜜，故意引来了蜜蜂。但申生为人忠厚老实，有口难辩，何况晋献公只相信骊姬的一面之词，从此晋献公便有废去申生嗣君之意。
骊姬没有停止对申生的陷害。后来，她又在申生准备进献的祭肉中做了手脚，当晋献公刚要吃祭肉的时候，骊姬让人找来了一条狗，将祭肉扔给它，狗吃下去立即中毒而死。骊姬利用此事大作文章，说申生想毒死晋献公。晋献公派人捉拿了申生，申生无法自辩，悲愤地自尽了。
接着，骊姬又想尽一切办法陷害晋献公的其他几个儿子，迫使他们逃亡出国，终于让他的儿子当上了嗣君。从此，晋国陷入了长达二十多年之久的混乱之中。
晋献公做事糊涂，甚至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肯相信，这种不顾事实而一味轻信小人的做法是为君者的大忌。这种生活在小人圈中的君主，最终肯定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听信谗言就会是非颠倒、冤枉无辜；不严明法纪就无法治军，不能立威。这糊涂、无威之君如何治理好一个国家呢！因此，身为国君，就应该不听信谗言、法纪严明以正君威。
明法第四十六
[原文]
今主释法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矣。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誉为赏以毁为罚也。然则喜赏恶罚之人，离公道而行私术矣。比周以相为匿，是忘主死交以进其誉，故交众者誉多，外内朋党，虽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然则为人臣者，重私而轻公矣。十至私人之门，不一至于庭。百虑其家，不一图国。属数虽众，非以尊君也。百官虽具，非以任国也。此之谓国无人。国无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与家务于相益，不务尊君也；大臣务相贵，而不任国。小臣持禄养交，不以官为事，故官失其能。
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匿而不可蔽，败而不可饰也。誉者不能进，而诽者不能退也。然则君臣之间明别，明别则易治也。主虽不身下为，而守法为之可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五“任法第四十五”
[译文]
如今，君主放弃了法度而以虚名晋爵，所以群臣就会瞒着君主在下面结党营私。君主听信朋党任举官员，人们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实绩了。所以，官吏出现治理失误，正是君主按虚名行赏、以诽谤行罚造成的后果。
这样一来，喜赏恶罚的人就会背离了公法而大行私术了。他们朋党为奸共同作弊，心中抛弃了君主而只顾拼命地去结交，以求增加褒奖。所以交结广泛，褒誉声多，朝廷内外都成他的朋党，虽有大奸行为却多半是能蒙骗了君主的。
这样，就会出现忠臣无罪而被处死、奸臣无功却被提拔的现象。被处死的无罪，被提拔的无功，那么，为人臣者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能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也不进朝廷。千方百计考虑自己，而一次也不思考国事。
朝廷管辖的人员虽多，但都不是能拥戴君主的。百官虽然齐全，但都不是想要治理国事的。这就是国中无人。国中无人，并不是朝中的大臣不足，而是人与人之间力求互相交换利益，却不求尊奉国君。大臣之间力求互相抬举，却不承担国事。小臣拿着俸禄只顾拉关系，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也就失去他的职能了。
因此，先王治国，会根据法度去选择人才，而不靠自我举荐。依据法度计量功劳，而不靠自我裁定。所以能者不会被埋没，败者也不能掩饰。无才的人即使有人赞誉也不能提升，有功的人即使遭到诽谤也不会被罢免。这样君与臣的界限分明，贤与不肖也界限分明了就容易治理了。君主并不用凡事都躬亲下为，只需按法办事就完全可以了。
[实例应用与分析]
明辨是非、依法度行事才是治国之本
“《管子》第十五”的上文部分中，管子点明了君主依法度行事的重要，“如今，君主放弃了法度而以虚名晋爵，所以群臣就会瞒着君主在下面结党营私。君主听信朋党任举官员，人们就专务结交而不求实绩了。所以，官吏出现治理失误，正是君主按虚名行赏、以诽谤行罚造成的后果。这样一来，喜赏恶罚的人就会背离了公法而大行私术了。”
这样一来，“为人臣者自然重私轻公了。他们可有十次奔走于私人的家门，而一次也不进朝廷。千方百计考虑自己，而一次也不思考国事……不以公职为事，所以官吏也就失去他的职能了”，君主虽有朝廷和君臣，但也如同没有一样了，这就是不依法度行事的恶劣后果，这是身为君主者的大忌。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用、理解为：“明辨是非、依法度行事才是治国之本。”
俗话说，“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文武百官之所以能为君主卖命，无非是欲做栋梁之臣，得到君主的赏识。而一旦君王昏庸不辨是非真伪，脱离法度来以虚名晋爵，那么，谁还能够一心为君承担国事呢。“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君主没有君主的样子，臣子又怎么能够谨守臣子的职责呢！
所以说，“先王治国，会根据法度去选择人才，而不靠自我举荐。依据法度计量功劳，而不靠自我裁定。所以能者不会被埋没，败者也不能掩饰。无才的人即使有人赞誉也不能提升，有功的人即使遭到诽谤也不会被罢免。这样君与臣的界限分明，贤与不肖也界限分明了就容易治理了。君主并不用凡事都躬亲下为，只需按法办事就完全可以了。”
古代君王治国，有的以德服众，有的以礼惠及众人，但不管是“仁治”还是“礼治”，都离不开“法治”，法治是治国之本，是治民之根。
柳公绰是唐宪宗时期的京兆尹，他是个刚正不阿的忠义之士。他刚上任之初，就责打了皇帝喜爱的神策小将。宪宗皇帝为此大发雷霆，他把柳公绰找来一顿臭骂，责怪他为什么不经请示就擅自责打神策小将。
柳公绰毫不畏惧地说：“皇上因信任小人才让我担任京兆尹的职位，为了不辜负皇上，我自当先立表率。可小人刚刚上任，那个小将就轻率冒犯于我，我想这不仅是怠慢臣下，也是轻视陛下的表现啊。他如此目无法纪，理应治罪。小人只知道打得是不懂礼法之人，不管他是什么神策军将官。”
宪宗余怒未消，又问道：“那你为什么不奏明？”
柳公绰答：“按我府尹的职权，只该打死他，不该我上奏。”
宪宗继续追问：“那么依你之见，谁该上奏呢？”
柳公绰答：“管辖他的部队应上奏。若是死在大街上，金吾街使应该禀奏，若是死在巷里，左右巡使应该禀奏。”
柳公绰的回答句句在理，竟说的宪宗无言以对，只好宣布散朝。
散朝后，宪宗皇帝跟身边的人说：“你们要对这位京兆尹小心一点，连我都怕他呢！”
治理国家，惩治恶徒都要靠法律，而不能靠领导者的“口”。国家的制度一旦公布，就得事事遵循，只有这样，才能树立起制度的权威和领导者的威信。
自古以来，因国君辨不清忠奸而造成的冤假错案可谓不少，这种情况下，小人逐渐得志，忠良惨遭陷害，国家必定会随之走向衰败。因此，身为国君应明辨是非，依法度除恶扬善，朝廷才能形成正直开明之风。
康熙皇帝就极有察人察事之明，他能做到不被那些别有用心之人的谗言所惑，并能够始终如一地分辨是非对错，这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实属不易。
康熙末年，江南总督噶礼逐渐得势，他为人贪婪、狠毒，喜欢诬陷忠臣。当时，苏州知府陈鹏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一些事上常与噶礼意见相左。噶礼因此很不喜欢他，并一直怀恨在心，想择机将他免职。
有一次，噶礼诬陷陈鹏年办事不力，想将他充军到东北黑龙江，康熙认为陈鹏年很有才学，没有答应噶礼的请求，而是把陈鹏年调到了京城编修图书。噶礼仍不肯罢休，他又再次密奏康熙帝，说陈鹏年写过一首“游虎兵”的诗，诗中之词对皇帝有怨恨不满的情绪，宜从重处罚他。康熙帝仔细阅读了那首诗，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之处，再细读噶礼的奏折，看出噶礼完全是无中生有、诬陷忠良。
接着，康熙帝召集众臣，在朝廷上对他们说：“噶礼其人总爱惹是生非，苏州知府陈鹏年为人忠直，可噶礼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诬陷他，这种卑鄙小人，朕很是厌恶，朕也自是不会被他所骗的。”
康熙说完，将陈鹏年的“游虎兵”诗公布于众，各位大臣纷纷表示欣赏，噶礼知道后尴尬万分。
后来，噶礼和张伯行之间的互参案又再次震惊朝野。
康熙五十年，江西举行乡试期间，两江民怨沸腾。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上书参劾噶礼的种种罪行。噶礼知道后不但不认错，反而倒打一耙，给张伯行扣了七条罪状。对于此事，康熙帝极为重视，他先后委派自己信任的几位尚书前去调查案情。可这几位尚书因摄于噶礼的权势，不敢得罪噶礼，而是“机智”地把此案说成是总督与巡抚之间因为关系不和故而相互参劾。这个结论，从表面上看好似公允，其实这是对罪恶昭著的噶礼进行了袒护，这个本来并不复杂的案情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为了弄清原委，康熙帝决定插手此事。为了使案子能够得到公正处理，他明确向办案的官员表示：“我早就不信任噶礼其人了，而张伯行为官清正，享有盛誉，希望你们体会我保全清官的苦心。”
但是令他失望的是，九卿大臣廷议的结果仍是要将两人全部革职。康熙帝此时沉着冷静，他对于朝中官员官官相护的行为是洞察明悉的，他也深知如果一味地偏袒噶礼，江南的百姓一定会对朝廷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