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又对九卿大臣们说：“张伯行为官清廉，人所共知。朕巡河工时，适彼为按察使，知人甚悉，但才见略短耳。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胶剥削一半矣。朕为天下主，如此等清官朕不为保全，则凡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
说完，康熙帝下令张伯行仍留原职，依议革除噶礼职务。
康熙帝当众羞辱噶礼，就是为了杀一儆百，使那些心术不正、喜好诬陷别人的大臣在做事上不得不有所收敛。而他在处理陈鹏年之事上，也是依法行事，他没有轻信谗言，没有一听到叛逆之音就不问青红皂白地将人“绳之以法”，而是勤于思考，从而辨明了真相。
而在“噶张案”上，康熙帝也是赏罚分明、公正查处，最后以明断而告终，可以说康熙帝真正做到了明辨是非、依法行事，康熙之明可谓常君难及。
明辨是非，对于一位统治国家的君主来说是必须具备的素质，韩非子对于皇帝要分清善恶、不听信谗言上就曾说道：“如果以声誉的好坏来作为提拔人才的依据，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在下面相互勾结，以便制造对自己有利的传闻；如果根据朋党关系来荐举官员，那么官员们就会致力于拉帮结伙而不再在真才实学上要求自己以求得功名。因此，如果任命官员不以才能作为标准，而只根据声誉、朋党关系，那么，国家势必就会混乱。没有一套正确方法来识人的君主，必然会根据别人的议论来判断一个人的智愚与忠奸。这样一来，别人称赞谁，君主就会喜欢谁；别人非议谁，君主也会随之厌恶谁。这时，那些擅于阿谀奉承、喜好诬陷别人的小人就会得逞于一时，时间一长，朝廷必会被一群小人所控。而那些品行端正的君子就会显得孤立无援，慢慢地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韩非子说的很对，君主的态度如何，决定着朝廷的风气和官员的品行。如果君主没有一套分辨是非的本领，朝廷还如何能够清明呢！齐威王在分辨是非上就很有一套。
战国时期，齐威王派朝中的两位大夫分别去治理即墨、阿邑两个地方。不久后，齐威王身边不断有人非议治理即墨之地的大夫，而对治理阿邑的大夫大家则是纷纷称赞不绝。齐威王于是决定亲自去两地视察，看看这两个大夫的治理手段到底有何不同。
齐威王先到了即墨，他见即墨人民富足，秩序安定。随后他又来到阿邑，此地却是田园荒芜，百姓穷困。齐威王很是感到迷惑，为何即墨之地人民富足而身边的官员们却非议它的治理者，阿邑之地百姓困苦，而那些官员们反而要称赞它的治理者呢？齐威王决定亲自察察这件事。
经过好一阵查访，齐威王才弄明真相，原来阿邑之地的大夫用大量的钱财贿赂了自己身边的官员，求他们在自己面前替他美言；而即墨之地的大夫却不肯这么做，他把精力全部用在了为民做事上，朝廷的官员们因对他不满而恶意中伤他。
接下来齐威王对作风正派、政绩卓著的即墨大夫给予了封赏，而对弄虚作假、蒙骗朝廷的阿邑大夫处以了烹刑。这样一来，齐国朝廷上下群臣畏惧，人人追求务实，齐国走向了大治。
齐威王不信谣言，从而避免了是非混淆、小人得志、贤人遭殃的事情发生。如果他听风即是雨，对言论不加以分析、调查的话，结局将不堪设想。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绝不可轻易听信传闻，不能仅仅以一面之词去断定优劣对错。
对此，三国时的刘邵曾说：“想做一个好官，必定要严格执法，事事为国家分忧，为百姓解愁。这样做虽然于治政有益，却会让一些人不安、不满，因此，这种人容易遭人诽谤，名声不一定好。
而那些只知讨好别人、诬陷别人的人，虽然于治政无益，却往往可以骗取别人的称赞。所以，识别人才，一定要了解他的真实底细，绝不可仅听一家之言。”
历史上能够明辨是非的君主也不在少数。除了上述的康熙帝、齐威王之外，西汉昭帝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圣贤之君。
霍光和上官桀是西汉昭帝时的两个辅政大臣，上官桀之子上官安骄横跋扈、为非作歹。他整日饮酒作乐，还与后母、侍婢淫乱。他还整日守在大司马府门口，见霍光出来，便缠住他，央求封自己的好友丁外人为侯。霍光自然是不答应，他又央求委任丁外人为光禄大夫，霍光还是不许。后来，上官桀亲自来请求此事，霍光还是拒绝了。
上官父子由此记恨上了霍光，他们开始盘算着争权夺利，试图把霍光掌权之职取而代之。
御史大夫桑弘羊是前朝的权臣，他名义上也是辅政大臣，他自认为无论从资历、功劳还是才能上都比霍光强。但他的权势低于霍光，也赶不上上官桀。他曾替其子弟谋官，也遭到了霍光的拒绝，因此，他对霍光也是怀恨在心。
于是，桑弘羊与上官父子自然地勾结起来，他们想携手反对霍光。另外，因自己未被立为太子而一直耿耿于怀的燕王刘旦对辅佐昭帝的霍光也是充满了仇恨，他在上官父子的拉拢下，也加入了反对霍光的联盟。
这样，三方势力各司其“职”，上官桀和桑弘羊暗中收集霍光的过失，然后把材料交给刘旦，刘旦负责上疏参劾霍光，他在奏折中说：“霍光出京去长安东的广明亭检阅御林军，道上称跸，太宫供备饮食，僭用天子依仗。他还任人唯亲，他的长史杨敞无功却当上了搜粟都尉。他还擅自调动校尉。霍光专权已久，臣怀疑他欲图谋不轨，愿归玉玺，宿卫京师，保卫皇上。”
皇上接到上疏这天，霍光恰好没有来，上官桀和桑弘羊便怂恿昭帝把燕王的奏疏下发百官，以使人人看清霍光的“真相”。昭帝却自有主张，他把奏疏留了下来，不肯下发。
第二天，霍光听说了燕王参劾自己之事，便躲在一个小屋里，没有去上朝。
昭帝见霍光迟迟没有来，心里有些着急。上官桀趁机走上前去说：“大将军听说燕王揭发他的罪行，躲起来不敢进来了。”
昭帝令霍光入朝。霍光只得前来，免冠顿首。昭帝却笑着说：“请大将军戴上冠，朕知道燕王奏疏有诈，大将军无罪。”
霍光赶忙谢恩，他不解地问昭帝：“皇上怎么知道奏疏有诈呢？”
昭帝严肃地说：“大将军去广明亭检阅御林军，广明亭近在咫尺，何需准备饮食？调动校尉一事不出十日，身在外地的燕王怎能得知？再者，若大将军真想图谋不轨的话，也不在乎多一个少一个校尉啊。”
接着，昭帝下令捉拿燕王遣来上疏的使者，上官桀和桑弘羊怕事情败漏，赶忙对昭帝说：“此等小事皇上还是不要追究了。”昭帝假装没有听见。上官桀等人仍不死心，他们又指使别人参劾霍光，昭帝不禁大怒道：“大将军忠心耿耿，先帝遗命他辅佐朕，朕对他的为人很了解，谁再敢诋毁他，朕就治谁的罪！”
上官桀等人还是不甘心失败，他们决定铤而走险。他们让鄂邑公主出面请霍光喝酒，在暗处埋伏兵马试图杀掉霍光，然后再除掉燕王，废除昭帝，拥立上官桀为帝。
不料，他们的阴谋被稻田使者燕仓知道了，燕仓密报给大司农杨敞，杨敞转告了谏大夫杜延年，杜延年又奏告昭帝和霍光。昭帝遂令霍光发兵擒杀了上官父子、桑弘羊和丁外人，鄂邑公主和燕王自杀。
这场政变被成功粉碎，朝廷秩序又恢复了平静。此后，军事大权昭帝仍委任给霍光掌管。霍光虽大权在握但绝不专权跋扈，君臣相处的很好。而在用人、处事上能够察奸识伪，也足以体现出昭帝的英明。
分辨是非者明，依法行事者威。身为领导者只有分清善恶忠奸，才能使身边有一个正义开明的风气，如此一来，小人就没有了立足之地。没有了小人制造混乱且法制严明的国家，怎么会不强大呢？因此，明辨是非、依法度行事才是治国之本。
治国第四十八
[原文]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国富而粟多也。夫富国多粟，生于农，故先王贵之。凡为国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则民无所游食。民无所游食，则必农。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农事。今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农夫终岁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则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则田荒而国贫矣。
凡农者月不足而岁有馀者也，而上征暴急无时，则民倍贷以给上之征矣。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秋籴以五，春粜以束，是又倍贷也。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关市之租、府库之征、粟什一、厮舆之事，此四时亦当一倍贷矣。夫以一民养四主，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无积也。
常山之东，河汝之间，蚤生而晚杀，五谷之所蕃孰也。四种而五获，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今也仓禀虚而民无积，农夫以粥子者，上无术以均之也。故先王使农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终岁之利，无道相过也。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则田垦，奸巧不生。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奸巧不生则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
不生粟之国亡，粟生而死者霸，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归也；粟也者，财之所归也；粟也者，地之所归也。粟多则天下之物尽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参徙成国。舜非严刑罚、重禁令而民归之矣，去者必害，从者必利也。先王者，善为民除害兴利，故天下之民归之。所谓兴利者，利农事也。所谓除害者，禁害农事也，农事胜则入粟多，人粟多则国富，国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也。此务粟之功也。上不利农则粟少，粟少则人贫，人贫则轻家，轻家则易去，易去则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则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则战不必胜，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战不必胜，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农少粟之害也。
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有人之涂，治国之道也。
以上摘自《管子》第十五“治国第四十八”
[译文]
所有的治国之道，都是要先使民众富裕起来。民众富裕了就容易治理，民众穷困就会难以治理。为什么这样说呢？民众富裕了就会安于乡里看重自己的家园，安于乡里看重家园就会恭敬君主而畏惧刑罪，能够敬上畏罪就容易治理了。民众贫困了就无法安于乡居从而轻视家园，不安于乡里而轻视家园就敢于铤而走险、抗上犯禁了，抗上犯禁就难以治理了。
所以治理好的国家往往是富裕的，混乱的国家往往是贫穷的。所以善于国政的君主，必定会先使百姓富裕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
从前，七十九代的君主，法制不一，号令不同，然而都能一统天下，为什么？一定是国富裕而粮食多的原因。国富粮多来源于农业，所以历代圣明的君王都重视农业。凡是以治国为急务的人，都一定要先禁止工商性质的奢侈品制作。禁止工商性质的奢侈品制作，人民就无法游荡求食。人民无法游荡求食，就必然从事农业。人民从事农业，土地就会得到开垦；土地得到开垦，粮食就能增收；粮食增收，国家就富裕了；国家富裕，兵力就随之强盛；兵力强盛了，战斗就可以取胜；战斗取胜，土地就更加广阔。
所以，先王懂得增加人口、加强兵力、扩大土地、富裕国家必须依靠粮食。因而禁止工商发展，不准生产奢侈品，而鼓励发展农业。今天，凡是从事工商、制作奢侈品的，干一天可以吃五天，农民终年劳作，却不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一来，人们就会放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奢侈品了；弃农而经营工商，土地就会荒芜，国家就随之贫穷了。
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按月计算往往收入不足，按年计算才会有盈余。而上面征税紧急，又不是时候，农民们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上缴国家税收。耕田除草都是有季节性的，而雨水又不一定能充足，农民又只好借加倍的高利贷来雇工浇地。秋天从农民手中买粮的价钱是“五”，春天卖粮给农民的价钱却是“十”，这又是一种加倍的高利贷。
因此，把上面的征税算起来，成倍索取农民的款项就有四项，关市的租税、府库的征收、十分之一的征粮、各种劳役，一年四季加起来，又等于一项加倍的高利贷了。这就等于一个农民要养四个债主，所以即使对外流者处刑，国君也不能制止外流。这都是因为粮食少而农民没有积蓄造成的。
常山东麓，河海之间，农作物生长得早而凋落得晚，是粮食生长成熟的好地方。一年中的四季都可种植而五谷都能收获。一个中等的年成可亩产两石粮食。一个劳力可以生产粮食两百石。而如今却粮仓空虚，百姓们没有积存，农民们卖儿卖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君主没有办法均衡他们的收入。
所以先前圣明的君主总是让农、士、商、工轮换他们的工作，这样一年的收入，就谁也无法超越了。因此交能易作，收入就得到均衡了。交能易作，田地就得到开垦了，奸巧之事就不会再发生。田地得到开垦了粮食就增多，粮食多国家就富裕。奸巧之事杜绝了，人民就能够安定，富裕而又安定，这正是成就王业的道路。